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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声如水,亦如光——《中国人的音乐》读后

发稿时间:2022-08-28 12:00:00 来源: 光明日报

  【读书者说】 

  作者:卜键

  很久就期待一部通论中国音乐的书,严谨而不沉闷,条贯而不呆板,宏整而非面面俱到,点评精品而不脱离人物与时代,更重要的是好读耐读,能使人从翻阅到沉浸,获得知识的同时亦身心愉悦。很久就期待田青先生来写这样一部书,因为其不仅需要坚实的专业基础、丰厚的学术积淀,还要有打通古代、近代与现当代的力道,要有一手好文字,更要有深切的爱与人文情怀。去年听说他已开始写作本书,却又担心过多的文化活动会影响进展,是以收到他的签赠本,开心中竟夹带一份庆幸。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儒家学说和历朝典志礼仪的核心内容,音乐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本书开篇就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七孔骨笛谈起,简述那些管乐器的发现过程,并由此设问:“假如把贾湖骨笛的出现看成中华文明的第一线曙光,我们的文明史就不仅仅是五千年,而是八九千年。”远古微茫,先民的生活形态只可推想。考古发现的实物却告诉人们,那时不光会有歌唱与舞蹈,亦出现了乐器。而由仙鹤尺骨制造的笛子,到距今约2500年的规模宏大的曾侯乙编钟,以及同时出土的编磬、笙、箫、鼓、琴,与时空跨越相匹配的是乐器的极大丰富。作者解说《周礼·春官·小胥》关于乐悬的规定,以及钟磬悬挂方式,证明了乐制与政治的关联。大儒朱熹引用过一句“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而不管是骨笛的天籁抑或钟磬的“金玉之声”,都曾是先民的陪伴,日子过得简单而快乐。

  由乐器切入,谈雅乐与俗乐、创制与流播、乐种与曲目,演奏者与歌者,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也最便于呈现何为中国人的音乐。作者有考有述,从乐器写到乐师。如古琴,孔子以琴歌教化众生,嵇康以《广陵散》告别友人,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遇知音”;古筝,讲秦筝、潮州筝、客家筝,复以一曲《崖山哀》,定格陆秀夫肩扛小皇帝蹈海的悲壮一刻,“充满家国情怀”;琵琶,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土后,流行中添加了大量中国元素,裴神符以五指代替拨子形成的“人琴合一”,曹善才、曹刚的演奏技艺,康昆仑与段善本以新曲打擂台的故事,还有那同以项羽为题的琵琶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在“化凡为圣·二胡与《二泉映月》”一节,作者讲了道士华彦钧如何变为瞎子阿炳,一个底层艺人的生存实录,那也是他的老师(著名音乐学家杨荫浏)的老师,也正是杨荫浏的寻找与抢救性录音,才留下阿炳的三首二胡曲、三首琵琶曲,留下一个音乐传奇。

  田青自称保守派,“我的保是保护文化遗产,我的守是守望精神家园”,掷地有声。作为挚交,我知道这绝非空话。他对散落民间的乐种和艺人满含真情,倾力扶助,今日音乐界应无人能及。第二部分“民歌与声乐”,从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开谈,戏说中国最“靠谱”的是宋朝歌曲,一转而推出信天游《黄河船夫曲》,那苍凉高亢的自问自答,推出河曲民歌《走西口》,接着又是《茉莉花》,一段自明代流传至今、自乾隆朝远播欧洲的佳话……着重抉发那种随口随心、情真意切的创作内核,可以是文人独创的,可以是得之众口的,但一定是真诚的。

  “情生文欤?文生情欤?”是《牡丹亭》引发的叩问。田青一直坚持到各地考察调研,最令他动情的应是左权的“盲宣队”,一群“向天而歌”的当代阿炳,“他似乎不在意你听不听,或是否喜欢。他只是唱,向着昊昊苍天,唱自己,唱心中事,唱生活。听他歌唱时,你觉得他仿佛不是用嗓子在唱,而是用心在唱,用灵魂在唱,用他的整个生命在唱”。本书记述了那个初遇盲艺人的夏夜:

  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泪流满面的,但我知道我为什么流泪。在艺术中,我最怕两个字:真实。每当我不经意间在艺术中与它邂逅时,我都很难自已……

  情境逼真。作者也写了蒙古长调与呼麦、维吾尔族木卡姆、侗族大歌与海菜腔、朝鲜族的《阿里郎》、藏族的“侠盗歌”和“赶马调”……他说:“民歌就是一个民族的名片、一个民族的标志,一个民族完整、生动的心灵史。在一些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民歌与史诗还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全部历史,记载着这个民族的族源与漫长的迁徙史、奋斗史、血泪史。”这当然也属于“中国人的音乐”,各呈异彩。

  本书的第三乐章为“新音乐”,是受西方音乐影响、与新文化运动相伴生的音乐形态,也是近百年来中国音乐的闪亮行迹:如李叔同的学堂乐歌,既有饱含自豪感的《祖国歌》,又有纾缓优美的《送别》;如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由一首电影插曲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如光未然与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以波涛般壮阔的激情”,“展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恢宏画卷”;如贺绿汀的《游击队歌》,那“小军鼓般的节奏”,表现游击健儿穿插敌后、神出鬼没的英姿……犹如一场巡礼,将读者带回热血激荡的岁月,倾听民族魂在危亡之际发出的嘶喊。或可说,田青的书也是一部“中国人的音乐史”,重温了前贤心血与俱的追求与创作,也就明白了音乐的当下意义。

  同是在20世纪30年代,在田汉、聂耳、冼星海等谱写抗战乐章之际,史学大家钱穆给学生讲授并整理出版了《国史大纲》,“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田青与钱穆先生颇有几分相像,温情和敬意,也可用来形容他的文化求索,以及他所说的“根与魂”。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27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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