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志鹏（广东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了凡四训》文字出自明代“通儒”、王阳明再传弟子袁了凡之手，由后人辑录为“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与“谦德之效”四篇哲文。清代以降，该书逐渐成为与“善书三圣经”（《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并驾齐驱的一部善书经典。所谓善书，又称劝善书，是传统社会中宣扬伦理道德、劝人断恶修善的书籍文本。该书印证了袁氏父子两代进士的成功教养，也激励了无数后世学子和志士仁人。清代名臣曾国藩早年读到《了凡四训》即终生奉行，因之改号“涤生”，将其列为子侄必读的第一本人生智慧书。日本学者安冈正笃对该书推崇备至，盛赞其为“治国宝典”“人生能动的伟大学问”。几百年来，该书之所以历久弥新、为人信从，不仅在于它的言辞说教，更在于它的实践准则；不仅在于它的励志取向，更在于它的人文智慧；不仅在于它的劝善特质，更在于其中蕴藏的时代价值。

　　作为善书，《了凡四训》别开生面、独具一格：

　　一、“现身说法”的述说方式。中国传统善书，往往托名神仙所作，或称神明降笔。从某种意义上讲，托名神明所作，增加了善书本身的神秘色彩和超自然性格，更加凸显了“天地鬼神”对人的威慑力量和外在约束。与此不同，《了凡四训》开善书具名之先河。袁了凡身为儒家士大夫，以第一人称展开叙事，面向普罗大众“说法”，架起了一座“从精英到民间”的思想桥梁。从效果看，亲身经验更具合理性、可读性，真人实事更加深入人心，现身说法尤能引发共鸣，这正是善书典范《了凡四训》的独到之处。

　　二、强调“立命”的价值导向。中国传统善书多以善恶报应“说事”。《了凡四训》也包含不少善恶报应的案例，却将“立命”二字作为关键词和主题。不难看出，首篇“立命之学”，讲的就是如何通过个人道德实践与努力立“己身”“现世”之命。学者研究指出，“通过将功过格关注的焦点从宗教的、来世的目的，转变到世俗的、现世的目的，他们（指云谷禅师与袁了凡——引者注）改变了功过体系的基本性质。人现在能更有力、更直接地控制他的命运——无需等到他来生或此生结束的时候才享受善的果实”。也就是说，《了凡四训》本质上回应了一个人人关切的话题，即如何通过道德修养获取功名、寿考、子嗣等现世“福报”，贯通了由“德”到“福”的渠道。

　　三、“三教合一”的思想印记。捧读《了凡四训》，既可以感受儒家经典思想和训条，又能发现佛、道二教理论及其仪轨影响。本来，善恶报应观念，肇端于中国传统儒家经典的天命观和“积善获福”原理，并因佛教“因果”观念的流行而在中国社会得到强化，所谓“吾儒谓之报应，道教谓之感应，佛教谓之因果”。对于《了凡四训》涉及的善恶报应，不宜简单地以“迷信”视之，可以视为晚明“三教融合”思潮下的一种流行价值观念与文化现象。该书提倡的“功过格”，源自道教修身工具；而袁了凡在“立命”过程中所作的祈祷、回向、“持准提咒”等，都属于佛教修持方式。这说明，“三教融合”的特色使《了凡四训》更加契合庶民大众口味，推动伦理道德既深且广地走向民间社会。

　　四、“阳明心学”的余韵流风。阳明心学的勃兴，是明代一件“大事因缘”。袁了凡师承王阳明弟子王畿，既属于儒家士绅，又是“阳明后学”的重要成员。细勘《了凡四训》文本，能够发现袁氏言说与王阳明的思想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如王阳明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倡导“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条学规，《了凡四训》将“立命”“改过”“积善”“谦德”作为篇目；阳明云“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了凡说“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了凡四训》与阳明心学均一注重“本心”“心体”“心”“我”等概念。讲求“身、心、性、命”本为儒家传统，“立命”成为《了凡四训》的核心命题，应与阳明心学流衍下个体意识的展露以及竞争与流动带来的社会刺激大有关系。

　　除了善书特色值得研究，《了凡四训》这一文化“富矿”还蕴藏着丰富多元、与时偕行、“向善向上”的思想价值——

　　一、立命在我，奋斗不息。《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每个人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自身命运与人生轨迹，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这一自觉意识。青年袁了凡也曾选择“躺平”、自甘沦落，而他从“终日静坐，不阅文字”的“无求之士”到奋斗而成当朝进士、建功异域的“袁大司马”，转折点即在于悟透“命由我立、福自己求”的道理。在宿命论盛行的年代，他以一生诠释了“天不能限，数不能拘，阴阳不能阻，风水不能囿”的誓言，证实了人生航船的舵手是自己。袁了凡的心路历程与人生轨迹表明，一旦冲破宿命论的束缚，人便有了改变命运、不懈奋斗的动力。

　　二、反求诸己，自省自律。西谚有云：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告诉人们“自知者明”，同时开创了一条反省、反观、反求的智慧之路。《了凡四训》的核心精义在于“反求诸己”，它通过云谷禅师之口揭示“从心而觅，感无不通”的原理，进而阐明“求在我，不独得道德仁义，亦得功名富贵，内外双得”，“若不反躬内省，而徒向外驰求，则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矣”。这说明，“反求”建立在“反省”基础上，自省与自律相辅相成。

　　三、勇于改过，日新其德。人生在世，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了凡四训》将“改过之法”单提显设，正是将其视为不可或缺的人生功课。改过自新，既是修德要求，又是“知行合一”的践履。袁了凡认为，改过先要具备三种心态：羞耻心、敬畏心和勇猛心；还要经历由浅入深的三个层次：开始于“从事上改”，进阶于“从理上改”，成功于“从心上改”。

　　四、积功累行，止于至善。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新时代，做好人、行好事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凡四训》划分了“善”的性质，并提出十大方向：“与人为善”“爱敬存心”“成人之美”“劝人为善”“救人危急”“兴建大利”“舍财作福”“护持正法”“敬重尊长”和“爱惜物命”。《了凡四训》提倡“行善”，却不主张“好人主义”，强调“为善而不穷理，则自谓行持，岂知造孽，枉费苦心，无益也”。所谓“穷理”，就是要掌握判断是非善恶的原则标准。当代中国人要善于从时代潮流中汲取“向上向善”的力量，将“知”与“行”结合，从点滴做起，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躬身实践中。

　　五、谦虚做人，脚踏实地。《了凡四训》认为谦德“受教有地而取善无穷”，一个人应当“念念谦虚，尘尘方便，孳孳奋励，处处圆融”。袁了凡倡导的“谦德”，不在“表面谦虚”，重在“中心恭敬”，讲究“谦”而不“虚”。中国人的谦虚是务实、乐群、理性、顾大局，使人避免冲动，在礼让之中明了进退之道。

　　六、着眼宏观，规划细节。对于实现“立命”的大目标，该书给出的“规划”和建议堪称务实严谨、巨细不遗。袁了凡本人得益于细节规划、躬身实行，他说：“予作读书功程图，以三年为率，每月界为三十日，进修功程，随日纪之以自考。偶有过言过动，亦书于册，期寡之又寡，以至于无。”他以“功过格思维”创立的“读书功程图”，将时间（年月日）、工作绩效作为纵横指标，不失为“项目时间管理”的一种方式，值得今人取法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