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王献之《中秋帖》（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作为中国书法史上最为璀璨的标志性书家，王羲之、王献之已经成为历代共识。“二王”作为象征性的符号，在古代书论中始终保持着极高的在场率。有趣的是，在多数语境中，王献之并不是作为书家个体出现，而是与王羲之捆绑登台。更加“尴尬”的是，王献之常常会以王羲之附属的角色出场，甚至可以说，在古人的很多言论中，王献之生活在王羲之的阴影之下。在书法史上，大约自宋代始，“二王”这一名词的使用便开始出现模糊化的现象。很多情况下，对“二王”的使用约等于“王羲之”，王献之因父子关系及书风承续的关联而被不同程度地弱化。

　　事实上，王献之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更是一位颇具戏剧性的书法家。他少有盛名，天赋异禀，尤其得到了父亲的青睐。尽管43岁便英年早逝，但在当时他已然与王羲之一同成为最受欢迎的书法家。从某种程度上说，王献之在纠结和无奈中煎熬了一生，书法作为他最在意的事情，在帮他宣泄情绪的同时也实现着内心深处的突破。王献之的一生中有很多“事迹”被塑造成典故，因而成为书史上的谈资，他身后的境遇也出现了如同过山车般的戏剧性动荡，从南朝前期的“比世皆高尚子敬”到梁武帝“画龙画虎说”，再到唐太宗蛮横无理的批判，王献之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直到张怀瓘的出现，王献之才得到公正的待遇。

　　这样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重量级书家，时代、境遇对王献之的性格、艺术观造成了哪些影响？书法史上被放大传播的王献之形象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映射出真实的生活状态？存世的王献之书迹能够爬梳出哪些史料线索？我们根据现在掌握的史料能够勾勒出一个怎样的王献之轮廓？这些重要的问题在近20年虽有深入推进，亦可谓亮点频出，然而总是缺乏系统综合的研究成果。这一点可以视为近年来“二王”学研究较为薄弱的领域。之所以薄弱，其原因是多重复杂的，核心问题有两个方面。其一，谜题太多。由于史料的残缺，王献之给我们留下了太多谜题。正如田熹晶的《王献之研究》中所言，王献之的性情、婚变、履历很少有确切纪年，他一生的脉络是模糊的。其二，阐释太多。尽管史料对王献之的记载含糊不清，但是后世对王献之事迹的各种阐释数不胜数，角度各异，基本构成了后世认知王献之的重要面向。还有很多记载以讹传讹，俱见书史，给王献之研究造成了不少困扰。这两方面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即直接史料的毁散。

　　当初田熹晶选择王献之作博士学位论文，与我颇有学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位论文的选题成为书法专业硕博士较为多见的困难。一般来说，个案研究的写作体例较为稳妥，但是所谓“一流”名家少有未被选择的，“二三流”书家似乎很多撑不起博士论文的体量。很多书家的史料无法出现新的突破，陈旧的叙述范式多半也只能推演出无甚新意的结论。若干年过来，问题越来越清晰，缘由也相应地明确了。对史料搜集、爬梳、研读的肤浅和草率，叙述范式的陈旧，实地考察的忽略，都是影响论文质量的重要因素。对很多书法专业博士生来说，选择经典系谱中的一流书家有巨大的风险，稍有闪失便可能淹没在前人的成果之中。

　　《王献之研究》这部著作给我的最深印象便是史料扎实。作者对王献之研究的已有成果作了相当细致深入的梳理，于是才有了开拓的空间。田熹晶以极严谨的态度将国家图书馆藏王献之书帖以及国内外的“二王”研究成果梳理编目，仅此一项工作便是极富学术价值的。接下来的研究分生平、性格、时代与交游、创新书体、法帖解读、帖语论证六个面向展开，每一个部分以掌握的史料为基础，钩沉王献之相关的事迹。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没有采用当下较为热门的，也是可读性最强的讲述式叙述方式，而是冒着晦涩艰深的风险将“竭泽而渔”爬梳到的史料有序组织起来，校雠考订，逐渐勾勒出叙事轮廓。也许适合王献之研究的恰恰是这种剪影片段式的叙述方式，而不是夹杂个人情感阐释的讲述。

　　田熹晶是一位很严谨的学者，有一份材料说一句话是她的治学宗旨。所以在这部著作中，鲜见她特意为增强叙事性而进行的阐发。此外，她并没有预设某种叙述逻辑，而是依靠旁征博引的文史、艺术类文献材料一环一环构成考辨推衍的链条。王献之与谢安的关系一直是研究“二王”，乃至魏晋书法无法回避的热点话题。论者多抓住王献之“自称胜父”的说法和“拒不题榜”的事例，在烘托王献之高傲个性的同时，将二人的关系简单化处理。田熹晶在文中将谢安与羲献父子的关系、谢安欣赏提携王献之的材料加以梳理，又把王献之“胜父说”的相关文献作了溯源辨析，明确了文献流传过程中的异化现象。从二人及家族交往的情境中，分析谢安对王献之书法的真实态度。这一系列的分析之后，谢安对王献之书法的态度在二人互动交往的描述中得以自然显现。

　　对王献之书风的剖析，大多聚焦于形式的创新及其与王羲之的承传。这一方面是受到书法史上对“二王”连篇累牍的阐发之影响，另一方面也与王献之著名的“劝父改体”等典故有关。上乘的历史研究一定是将古人视为朋友的交流互动，而不是以材料为利器谋求盖棺论定。《王献之研究》不仅照应到了创新书体的分析，更可贵的是从性格与时代两个维度剖析王献之书风之所以然。我们不能仅仅看到王献之创新书体的现象，更要追问这种创新意识的温床何在，因为外在的形式与技巧创新一定是内心某种追求或执念的映现。正如田熹晶在书中所说：“在王献之的性格中，我们既看到了严谨精勤的一面，又看到他散漫傲世的一面。在后人的眼中，这样才是一个鲜活完整的人。”

　　在历史领域的个案研究中，或是出于研究者情感的偏向，抑或是囿于材料的放大效应，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多多少少会夸大研究对象的历史价值。尤其是针对名家的研究，客观地呈现更是要在审慎分析材料的基础上把握好阐释和提炼的分寸。在田熹晶的《王献之研究》中，并没有一味地将所谓出身、交游、仕宦以及评价等因素作为抬高王献之身价的杠杆，也没有出于将王献之拉到王羲之阴影之外的冲动而大加阐发，而是通过对内外因素互动影响的分析，一个生动鲜活的王献之跃然纸上。尽管这个形象还不甚清晰，但他趋向于真实。尽管还不算完整，但田熹晶在打磨各个板块的同时努力去发掘，打通其内在经络，尝试为读者展现一个丰满的人物，而非被人为夸张变形的书法家形象。

　　也许，这才是在历史叙述中将王献之推出王羲之阴影的最好办法。

　　（作者：张 冰，系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