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溢木

　　《长短经》全称《长短要术》或《儒门经济长短经》，有“小《资治通鉴》”之誉，是唐代“博学多才，擅长政治”的赵蕤所作。《长短经》共六十三篇，合为十卷，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维，糅合儒、道、法、兵等多种思想，通过“反”的方式记述治理活动“长”与“短”、“经”与“权”、“致”与“用”的智慧法则，以其新奇、独特、功用而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才策谋略”的宝书与范本。

　　事有因循、应时而变的治理原则

　　《长短经》指出，“理国之要，以仁义赏罚，此其大略也。然用失其宜，反以为害。”每一种事物都存在正反两方面的属性，治理活动也包含着正负、利弊、长短的双面效应。因循“仁”的本意，是要养仁爱之德，同时推己及人、慈爱万物。但仁爱的生发，往往会伴随着偏狭之心、阶级之分、亲疏之差、好恶之别等，会使仁爱不同程度地转变为“偏私之仁”。这种“偏私之仁”所滋生出来的自私，往往助长少部分人的自利，使得人群因此结成私惠的利益共同体，为“私”的泛起提供种种便利。据此，赵蕤提出在现实治理过程中应该依据特定的时空标准，确立仁爱的合适范围：一方面要避免自身的偏私，另一方面也要警惕他人的偏私。

　　因循“义”主要是为了公德公义，以一套基本和行之有效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上垂下范，进而固定为生活范式，引导人们有所遵循。但“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行“义”，也有可能造成沽名钓誉、毁弃节行的现象出现。这些行为从表面上看，成就了“义”的光辉与人性，但实质上都是属于背弃公义、大义的“毁义”“假义”“灭义”之举。对此等之“义”，非但不能妄加传颂效法，而且如果施行的话，会销规毁矩，于公无益。因此，行“义”应首先明确内涵、确定要求、制定规范、合理惩戒，应时而变，避免人们因“义”损“义”、因“义”害“义”、因“义”毁“义”。

　　审时察用、礼法为治的治理策略

　　《长短经》提出，历史上存在“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三种基本发展态势。“王道”兴微继绝，追求“圣王之治”，符合君明臣和、忠孝仁义的治理理想，其缺点是有时会显得迂阔，缺乏刚性；“霸道”刚性以力，追求“富国强兵”，符合为政以刑、为政以君的治理现实，其缺点是会出现任性使力、蛮横逞强，缺乏韧性和弹力。因此，“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计策之机也”，应因时因地变通、因势而成。

　　在以“反”为基点来突出强调“变”的治理理念中，《长短经》认为，礼法这两种最基本和最底色的社会治理手段，应审于时而察于用。“礼”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巨细靡遗，导致一些人刻意求礼，产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的“礼弊”现象。《长短经》指出，“是则法与时诡，而时与务易”。治理形势、目标与任务总是会发生或已发生变化，而法令规章却会因种种原因与时代要求相脱节。在这种情况下，应持有“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的务实态度，始终贯彻落实礼法为治、审时察用的治理策略，从而充分发挥礼法应有的治理功用，实现最佳的治理效果。

　　立名定分、明法修德的治理手段

　　治理的前提在于立名定分。需要首先对事物的标准和人伦的职责做出系统的规范和准确的界定，保证“明分则不弊，正名则不虚”，使得治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可以有较为客观的参照。一般遵循“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的原则。法定名分之后，在现实的条件下检验事物是否符合其本应的名分的专一性，不能名不副实，而是要名副其实。在此基础上再行法令判定，并确定赏罚结果，从而形成广泛的认可和社会实践中可遵循的准则。

　　明法是前提，修德是重要补充。“明主审法度而布教令，则天下治矣”。要通过建立一整套的纲常伦理的制度规范，使得道德成为领导者与民众共同进行自我导引与约束的内在力量。《长短经》同时表达了对“法治随人”的担忧和关切，担心法令会因人、因时、因事而变，从而导致法令实施起来弊端丛生。因此，《长短经》对比诸子百家治理智慧中“变”“反”“争”“和”的是非、得失、优劣，提出不应纠缠和局限于历史和理论的“长短”二字，而是综合多重手段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治理体系，竭力避免“有刑法而无仁义”的天怒人怨的情势出现。否则，不仅泯灭人伦大爱与社会和谐，而且会使得民众疏远、社会冲突、国家分崩离析。

　　（作者为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