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来时》 唐吉慧 著 文汇出版社出版

　　■ 徐海清

　　有一种候鸟叫雁，中国古代有鸿雁传书的传说，书信的别称之一为“雁帛”。唐吉慧散文集《雁来时》让笔者油然想起2016年也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唐著《旧时相识》。彼时，唐君年方三十有七。之前，他省吃俭用，过着“紧巴巴捉襟见肘的日子”，“多年兜兜转转”，托旧书商朋友的福，获得了赵叔孺、张元济、俞平伯、曹聚仁、陈从周、郑逸梅、周鍊霞等文化名人的信札或别样书法作品；更让他欣喜的是，昆曲泰斗俞振飞致学生的数十封书信被他收入“寒舍”。于是，《旧时相识》中就有了诸多值得鉴赏的翰墨、它们背后的典雅故事及作者亲炙名家的经历与感慨。

　　《雁来时》不妨说是《旧时相识》续篇，都以名人尺牍、或别样墨迹为主干，生发出篇篇美文；兼及现代文苑艺坛轶事。于我而言，《雁来时》有确曾相识雁重归之感。作者再次让当年文坛、艺苑一众名人以书为平台相聚，涉及面更广，见识更深。

　　开篇《红梅花开》，讲述一位多年在上海做书画生意的朋友“老广州”，藏有一封图书馆事业家、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早年致商务印书馆名编辑徐调孚的信。曾因价格谈不拢不愿转让，但他回广州前却主动送给作者“留个纪念”。“老广州”坦陈，自己“本想再等个好价钱，生意人见识”；实际上，他请唐君刻过一枚“爱梅”章，他女儿叫小梅。临别的赠予，大抵是以此作为“润资”吧。后来，“老广州”在家传的陶冷月所画墨梅图右下角盖上“爱梅”，“墨梅成了红梅”，给女儿做嫁妆。双方就此成就一段佳话。

　　唐君评顾廷龙这封信五行行书小字：“英挺俊朗”，“是《牡丹亭》中的小生柳梦梅”，而他晚年所作的楷书、篆书之老成持重而温文尔雅，“像《长生殿》里的老生李龟年”。从这别具一格的赞语，不难发现他是个昆曲爱好者。《雁来时》中与昆曲相关的文章有七篇之多，涉及俞振飞及其学生多人。

　　俞振飞家学渊源深厚，好学勤练，多才多艺。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周瘦鹃先生1950年代对俞先生的盛赞，笔者印象深刻：小生“当代第一，盖世无双”，“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周先生以俞著《穆藕初先生与昆曲》为例，赞道：“我最爱他末了的一段：‘……庵临半山，门前修竹万竿，终朝凉爽；凭槛清歌，笛声与竹声想和答，翛然尘外，炎暑尽忘……’”“单读了这寥寥几句，就可知道他腹有诗书气自华，无怪艺事也会登峰造极了。”（周廋鹃：《拈花集》）此言确非溢美过誉之词。

　　《俞振飞重抄〈孔雀东南飞〉》讲了一段作者又一次意外获得“宝贝”的故事：唐君在一位老先生那里有幸见到1949年俞振飞手抄《孔雀东南飞》唱本。抄本“通篇自然流畅，笔墨圆润，满纸的沉秀儒雅”，无疑称得上书法逸品，令唐君一直铭记。而他未曾想到的是，那位老先生病重时，把这抄本送给了他。由此，我们能在《雁来时》中得以见此墨宝之一页。

　　俞先生高足、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先生说：“老师晚年干的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指俞老虑及昆曲“继承革新的必要性”，编选《振飞曲谱》，将传统的工尺谱改译为简谱。该书1982年7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印5000册。《俞平伯的水磨调》一文，披露了俞平伯先生为《振飞曲谱》作序的一些隐情。平伯先生是老派昆曲人，他对简谱化心里“似乎是有些抵触的”，为便于青年学习，更为了昆曲前途，序言中对简谱化还是表示了理解。但，1983年，黄裳先生为天津百花出版社选编《俞平伯散文》，尊重作者建议，《振飞曲谱序》未予选用。平伯先生在致黄裳信中写道，另有短文《谈虎丘剑池》；后将此文底稿寄给了黄裳，成为《俞平伯散文》的最后一篇。

　　“冥冥中自有天意”。该文底稿竟被唐君“无意间从北京友人处买了回来”！他发现底稿末尾“钤有一朵小小的图章“俞平伯”，印泥为蓝色。《雁来时》中这底稿的照片是黑白版，读者无缘见到那蕴含着深情的蓝色印迹。原来，传统文人服丧期间忌用红色印泥。俞夫人病逝于1982年2月，平伯先生“惊慌失措，欲哭无泪，形同木立……”。推算可知，他答应为《振飞曲谱》作序时，夫人离世不久，处在极度悲伤之中，仍不负朋友所托，传递了俞振飞先生为昆曲前途着想的初衷。次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俞平伯《论诗词曲杂著》收入了这篇序言。

　　蔡正仁先生说，《振飞曲谱》的问世对昆曲在海内外的推广起到了巨大作用；又认为，“无论工尺谱，无论简谱，因为这些谱子，昆曲至今得以口口相传、灯灯递续，这是最为可贵的”。笔者极为赞同蔡先生这一说法。工尺谱确实依然有其存在价值。《振飞曲谱》供不应求，上海音乐出版社当年加印3000册。在俞振飞诞辰120周年的2022年，上海昆剧团、上海音乐出版社联手，推出了九卷本《振飞曲谱》全媒体典藏版，其中一卷为工尺谱。

　　《旧时相识》自序中写道：对于尺牍，他“怀着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的信奉……唯有信札才最贴心、最暖心，见字如见人”。“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出自刘勰所著《文心雕龙·书记第二十五》。刘勰是我国古代最早从文体角度论述尺牍文献流变与特征的学者。该篇主要以两汉魏晋时期的书信代表作为例，论述“书”和“记”两种文体的起源、发展和写作要求，尤其推崇司马迁《报任安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等佳作。“杼轴”意为织机；这句话大意为，读司马迁等大家的书信，感到他们心志和意气郁结，各具独特文采，他们像织机织帛那样组织书信写作，或抑或扬，表达内心情感。刘勰认为，写书信应舒畅不受约束，平和自由地表达情怀，文辞明确、从容自然；书信来往是心声的交流。

　　在我看来，书信，较之其他文章，有一种“即时性”，往往更及时地反映事情状态和作者的真实心境。《雁来时》让我再度体验了这种感觉：字体样式与书写者外貌性格每每有微妙的契合抑或反差，作者不乏有趣的描述和点评。之所以“最贴心、最暖心”，无疑还应包括类似前文例举的故事，它们在唐君笔下，因其文学化语言，更进入一种“高于生活”的境界。

　　《雁来时》正文前插页首幅，是“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111岁高龄时缅怀亡妻张允和的三行字：

　　爱情是人生的着色剂也是一种守候

　　允和与我的相守除了感情外

　　更多的是对文化的共同坚守

　　《时间的痕迹》中写到2002年张允和心脏病突发去世，周有光无限悲痛，历经半年才“回复平稳”。2016年，即在他去世前一年，“用颤抖的笔触”写下一段段简短的追忆文字。这也可看作周先生致亡妻函。周夫人的灵魂能感应到那痴念、牵挂、欣慰、落寞中浓得化不开的真情！

　　周先生的手迹对我触动如电灼，前不久在常州参观周有光图书馆的一些场景浮现眼前：廊道墙上挂着著名漫画家小丁描绘周先生蹬着载有爱妻的三轮车那幅作品，寥寥几笔，动感十足，神韵尽显；庭院里一座周有光夫妇铜像，俩人互相依偎，手与手搭在一起，是周先生与“合肥四姐妹”之一张允和七十多年“举杯齐眉”、“多情到老”至爱旅程的写照。馆内有周先生期颐之年后的题词：“普及普通话，珍惜方言”，笔势大气，开合有力。十年之后的追忆文字，小而扭曲，不易辨认。差别几近霄壤，令人感慨唏嘘。

　　尺牍、手迹具备特有的历史文献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众所周知，“书圣”王羲之的作品中有大量书信手札。两千多年来，人们搜集、收藏、研究、编纂，从未中断，精妙卷轶代有问世。唐吉慧以自己的方式赓续这一文事，于是《旧时相识》《雁来时》中就有了诸多值得鉴赏的翰墨、典雅故事及作者亲炙名家的经历与感慨。他不仅自己撰文，还多次编著名人书信集、策划名人手迹文献展。这是一种功德。唐君不止一次出乎意料喜获“倾心之物”，当可看作福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