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重新评注让《纲鉴易知录》古为今用
　　共计二百九十四万字，分八册印行，其中评注约占百分之三十五
　　■本报驻京记者 江胜信 李扬

　　中国历代积累下来的史料卷帙浩繁，对非专业治史的人来说，难免望而生畏。然而有一部史籍读本，自康熙年间编成后先后刊刻20余次，成为习史者入门的津梁，这就是清代吴乘权等人编纂的《纲鉴易知录》。

　　由于该书是对史料的汇编转录，加之地理人文及社会制度的变迁，《纲鉴易知录》已现多处史实讹误和史观陈腐，唯有重新评注才能让《纲鉴易知录》发挥时用。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策划组织，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纲鉴易知录评注》应时而生。该书共计294万字，分8册印行，其中评注约占35%。7月12日，《纲鉴易知录评注》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历时两年半，集结强大学者阵容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纲鉴易知录》上起传说时代的盘古，下迄明末，从《三皇纪》到《元纪》共92卷，别有《明纪》（亦称《明鉴易知录》）15卷，共计107卷，180万字，是一部中国古代编年体通史，以“纲目”方式呈现历史“镜鉴”。

　　项目主编、北京大学博雅荣休教授邓小南介绍，《纲鉴易知录》的内容分别辑自《通鉴外纪》《通鉴前编》《通鉴纲目》《明纪钞略》等史书。编者吴乘权，延续了他编纂《古文观止》时简明扼要、清晰雅正的语言风格，是中国传统史籍通俗化尝试的成功范例。

　　《纲鉴易知录》是梁启超、吕思勉、林语堂、胡适等在青少年时代的史学启蒙。毛泽东少年时也在他的私塾老师毛麓钟的指导下点读了《纲鉴易知录》，并由此形成了对中国历史的持久感情。

　　《纲鉴易知录》为何需要评注？邓小南介绍，《纲鉴易知录》中，许多舆地乃至名物注释已不合时用，因受时代和阶级局限，书中的史论部分更是过于陈腐，应予批判。这就要求后人在重新整理《纲鉴易知录》时要推陈出新，去芜存菁。

　　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高雨介绍，2021年底，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启动《纲鉴易知录》评注项目编纂工作，由国内多所高校及研究院所的知名断代史专家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开展具体研究和编撰工作。

　　“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注重学术性和普及性的有机结合，力求形成一本可信、可用，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思想穿透力的中国古代通史。”高雨表示。

　　“注释+评议”体现时代气息

　　邓小南介绍，《纲鉴易知录》传本很多，大多校对不精。此次评注，选择了脱误较少的扫叶山房石印本作为底本，参校中华书局1960年点校本。

　　“所谓‘评注’，注是基础。”邓小南说，“《纲鉴易知录》原书有注释，但覆盖面不够广，地理沿革的注释与今天的情形不相对应，存在若干讹误处，且以文言形式写成，不便读者阅读。因此我们删去原注，吸纳其中有价值的内容，重新撰写注释。注释内容包括字音、字义、日期、地名、职官、人物等方面，行文力求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据介绍，该书卷九中，章邯败走“废丘”，底本原注：“废丘，邯都，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新注：“废丘：县名，雍国都城，传统观点认为在今陕西兴平市东南，考古发现显示可能在今西安市长安区东马坊村。”

　　《纲鉴易知录》原书中吴存礼“序”“先儒姓氏”“发凡”“书法”“发明”“广义”“批”等部分，观念陈旧，错误不少，因此一并删去。比如，原书对“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态度，此次新撰评论则辩证公允。邓小南说：“《纲鉴易知录评注》力求能够古为今用，让读者从历史中获得实际的教益，成为服务于今天治国理政需求的历史读物。”

　　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主任胡珂介绍，经统计，《纲鉴易知录评注》中共有注释14736条，随文评1710条，专题评92条，朝代评22条，所有评论共1824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说，中华书局在上世纪60年代就组织出版了《纲鉴易知录》的繁体点校版，至今已印刷17次，数十万册。“2009年我们出了这本书的中华经典普及文库版本，2012年又出了文白对照本《纲鉴易知录》，现在凝结了多方心血的评注本又问世了，这是一个重要的新成果。”

　　评审专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认为，注释加上点评的史籍整理方式，在体裁上具有创新性，突破了直接用白话翻译古文的许多问题，也是体现时代气息的呈现方式。（本报北京7月12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