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余莉 聂菲璘

　　《群书治要》强调，赏罚是为政者的两把权柄。用好赏罚二柄，对治国理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申鉴·政体》云：“赏罚，政之柄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这说明，运用好赏罚二柄还能引发劝善惩恶的效果，劝勉民众主动积极向善好德而改过远罪，使社会风尚自然趋向良善。

　　古代圣王治理国家，不仅赏赐有功有德的官员，也赏赐有德的庶民，以勉励民众向他学习，形成良善的社会风气。《韩诗外传》云，古时有“命民”的称号。对于尊敬长辈、怜爱孤苦，面对利益得失时能够以谦让为先、竭忠尽智者，君主就会颁赐嘉奖诏命。得到诏命后，受嘉奖的“命民”可以乘坐两匹马并排驾着装饰华丽的车；未得嘉奖者则不许乘坐这样的车马，任意乘坐便会受到处罚。所以，即使人们有多余的钱财，但如果行为不合礼义，没有功业和德行，也不能使用多余的财物。如此一来，人们都会倡行仁义而轻视财利。轻视财利就不会有争夺；不争夺，就不会有人以强凌弱、以众欺寡。

　　反之，国家对于昏德奸邪者，就要给以惩处，使得有恶必惩，使得民众因为畏惧惩罚而不敢作恶。因为如果奸邪之人得不到惩处，最终伤害的是良善之人。《管子·明法解》云：“夫赏功诛罪者，所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则害禾谷，盗贼弗诛则伤良民。”历史上，舜将共工（即穷奇）流放到北方边裔幽州，将欢兜（即浑敦）驱逐到南方边裔崇山，将三苗（即饕餮）投弃到西方边裔三危，将鲧（即檮杌）放逐到东方边裔羽山。这四个罪人得到惩处，天下人都心悦诚服，赞美舜帝的善行。舜正是因为惩治四恶得当，而获得了百姓的拥戴尊敬。

　　可见，古人的赏罚之道是有德者爵，有功者赏，败德者惩，纵恶者罚，这样赏罚才能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孙卿子·大略》记载，古时贤明的君主，惩罚不超过其罪行，赐爵不超过其德行。所以，虽杀死有罪的父亲却可以任用他的儿子，杀死有罪的哥哥却可以任用他的弟弟；量刑处罚不因怒而加罪，赏赐爵位不超过相应的德行；因此，行善事者能得到勉励，做坏事者会感到沮丧，威信传布如同流水，风气改变似有神助。

　　有德者赏，败德者罚，能够引导人们生起向善好德之心。《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仁者休憩之处，人们不敢损坏。天子诸侯之位，最为人们推重，但夏桀、商纣处在这样的位置就会被轻视。所以说，爵位之尊贵并不尽然。如今天下人尊崇爵位却轻视德行，就如同推重甘棠而轻视召伯，这就适得其反了。道德仁义，眼看不见，耳听不到，天地因此而各得其所，万物因此而生养繁衍，虽无爵位却地位高贵，不受俸禄但身份尊显。

　　关于赏罚可以起到的引领和示范效应，《袁子正书》云：“赏足荣而罚可畏，智者知荣辱之必至，是故劝善之心生，而不轨之奸息。赏一人而天下知所从，罚一人而天下知所避。明开塞之路，使百姓晓然知轨疏之所由。”赏罚与荣辱相连，明智的人由此而知上之所劝及所禁，以点带面，引发示范效应，就能在民众中生起扬善遏恶的社会风气。

　　总之，赏罚作为执政者的两个重要权柄，不仅对治国理政的成效具有重要影响，还对整个社会道德风气起着示范引领的效应。《群书治要》中关于赏罚之道的深刻认识，仍然值得新时代领导干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借鉴和汲取。

　　【作者分别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