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吴宓文集》
发稿时间:2024-07-23 10:59:00 来源: 文汇报
吴学昭
我父亲吴宓(字雨僧,又字雨生)生于1894年,为庆贺和纪念他的130岁诞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吴宓家人不断努力搜集、整理、编辑和友好帮助校译的基础上,经三年精细校对审阅,终于将《吴宓文集》出版发行。这对关心和喜欢吴宓作品的读者来说,不能不算是一大喜讯。在此,作为吴宓的女儿及《文集》的编者,我谨代表全体家人向所有帮助过《文集》出版的同志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以下对《文集》作点介绍。
我父亲吴宓自幼即对汉字之美有特殊的爱好,及长,酷爱读书,尤喜文学,少年时候,即屡试创作与翻译。清末在陕西家乡学习时,即撰有《陕西梦传奇》。赴京入清华学堂不久,就将美国名宿马登(Orison Swett Marden)所著之Pushing to the Front一书,译为《青年励志编》,在民国十年(1921)、十一年分刊于《中华新报》。又将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之长篇叙事诗《伊凡吉琳》(Evangeline),以己意增删补缀,改编为《沧桑艳传奇》,刊登于《益智杂志》。
民国三(1914)、四年间,父亲撰有《二城新事》(纪实小说)、《如是我闻》《榛梗杂话》《余生随笔》等,并为《清华周刊》撰写了三篇社论和《清华周刊临时增刊引》等。民国八(1919)、九年间,应《民心周报》之约,陆续撰写了《世界近史杂记》《欧战论略》等文。以上诸文,除《余生随笔》中论诗各篇已收入《吴宓诗话》外,因均属少年习作,不够成熟,本文集未予收录。其英文著作,仅将对外介绍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及中国文学现状的两篇文章(后一篇为演讲提纲),由整理者译出刊布,其余一概未收。有些文章,因与已出版吴宓著作内容重复,本书亦不收。
吴宓在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武汉大学及西南师范学院等校任教近半个世纪,主要讲授西洋文学、世界文学史、英国浪漫诗人、中西诗比较、文学与人生、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等,均各撰有讲义,最能反映他毕生的教学内容与思想。可惜经过历次社会动乱,这些讲义悉被抄没、盗窃、毁弃,有些则因曾托人保管,而所托非人,最后无法索回。因此父亲所撰讲义,家中一概无存,其多年所作大量读书笔记,亦以上述原因,所剩无几。今其文集不能收录这些内容,实为憾事。读者朋友如有相关稿件线索,敬祈赐告,以便弥补此阙,使文集日趋完善。
本书所收的文章,主要为吴宓1921年自美留学回国任教后所译所作,散见于民国时期其所主编的《学衡杂志》《大公报·文学副刊》,及《大公报》《国闻周报》《中华新报》《宇宙风》等报刊。
《文集》编辑按常规分为著作及译作两大类。著作类中,又依据作者多年研习及教学的特点,分为偏重国学和偏重西学的上下两编。两编内部,按照主题整合:同主题文章,一般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综论性文章排在专题文章之前。不同主题之间,以空行分隔。
本书“著作编(上)”有两组专门阐发作者办学与办刊宗旨的文字。办学方面,吴宓在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或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制订办学方针、学程方案时,始终强调:“学问者,一无穷之事业也。其在人类,则与人类相终始;在国民,则与一国相终始;在个人,则与其一身相终始。”而其办刊又恰值新旧文化递嬗之际,新文化运动势头正盛,倡导者极力诋諆批判我国传统文化,只注重汲取和传播西方晚近一家一派之思想,不仅主张废除文言,通用白话,且有以罗马字母替代汉字之说。凡此,都使一向极其宝爱中西古今文明精华的吴宓异常痛心,尤其对汉字拉丁化的主张,使他产生了一种文化沦落的恐惧。于是联合学贯中西的同道之士,共同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示反抗。其于国学,切实精研,力求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于西学,介绍西洋思想,翻译西方古今之哲学、文学名著。又几番精心编撰《西洋文学精要书目》,引导热心西学的少年学子博览群书,深窥底奥,明白辨析,审慎取择,而不致道听途说,陷于一偏。以上思想,贯穿于其所有著译的文字中。
本书所收诗文作品,几乎全为民国时期所作。1949年后,作者自知未能“与时俱进”,为避免犯错,除为教学需要而撰写一些有关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的知识性材料,供学生参考外,再未主动发表过作品。仅有的三篇文章:《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乃其1952年参加全国高校思想改造运动的思想总结;《毛主席讲话对我之启示》及《再谈毛主席讲话对我之启示》两篇,则为受西南师院领导之命,为1957年4月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后所作之表态。这三篇文章均由西师代为发布,今按时间顺序附录于集末。
长期以来,吴宓被新文学派视为顽固守旧的保守派、新文化运动的绊脚石,倍加讥斥歪曲、排挤攻击,必欲除之而后快。其实吴宓一直在思考我国文化进步的问题,亦渴望“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得以发生”。他信奉阿诺德(Matthew Arnold)为文化所作的定义:“文化者,古今思想言论之最精美者(Culture is the best which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 in the world)。”故主张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以造成中国之新文化。吴宓之所以不慊于新文化运动者,非以其新,实以其所主张之道理,所输入之材料,多有偏颇,既昧于大体,态度又激进武断,一切以新为贵,凡旧者皆斥之。
如新文化运动倡文学革命,强制推行白话而废文言。吴宓公开表示反对,谓:“白话可用,而文言断不可废。”此言一岀,立即被批为白话文的“绝对的反对者”,遭到了攻击,根本不容其说理。
其实吴宓并不绝对反对白话文。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他即“屡言今日吾国文学界最急要之事,为创造一新文体,以固有之文字,表西来之思想,以旧形式入新材料,融合之后,完美无疵。此本极难之事,执笔者人人有责。时人竞尚语体,而欲铲除文言,未免有误。且无论文言、白话,皆必有其文心文律,皆必出以凝炼陶冶之工夫,而致于简洁明通之域。大凡文言首须求其明显,以避难涩饾饤。白话则首须求其雅洁,以免冗沓粗鄙。文言白话,各有其用,分野殊途,本可并存。然无论文言白话,皆须精心结撰,凝炼修饰如法,方有可观。昔日约翰生博士(Dr.Johnson)赞艾狄生(Addison)之文章,谓为familiar but not coarse,elegant but not ostentatious。其上半句可用作吾国今日白话之模范,下半句可用作吾国今日文言之模范”。[1]吴宓自陈其所以使用白话文翻译《钮康氏家传》,“亦惟竞竞焉求尽一分子之责,以图白话之创造之改良而已”。[2]
新文化运动激进派的“破旧立新”、自由派的“弃旧图新”,与基于文化渐进观而主张“推陈出新”的学人之间的论战,许多年来,频频见于众多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著作,观点结论大体相近,至于是否公正确切,还有待历史进一步检验。所幸随着时代进步、思想解放,近十几年来,已有相当多的学者对此有所反思,有了更为客观的讨论。希望本《文集》所提供的材料,能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入。
《文集》的编译整理错漏之误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1][2]本《文集》第三册,第2007-2008页,附录:《译者陈述翻译此书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