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朱季海（1916—2011），上海浦东人。早年师从章太炎，学术兴趣广泛，尤精于音韵训诂之学。曾任职于章氏国学讲习会、太炎文学院、南京国史馆、东吴大学等文教机构。著有《楚辞解故》《庄子故言》《说苑校理》《新序校理》《石涛画谱校注》《初照楼文集》等。

　　张洪钧，1934年出生，江苏苏州人。1956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入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后任研究员，培养硕士、博士近二十名。退休后返里定居。生平邃于光学研究。编著有《光学混沌》等，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

　　晚年定居苏州的朱季海，每日定时出现在双塔寺，四方慕名来访者络绎不绝，成为这座文化古城中一道别样风景。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最欣赏的弟子之一，朱季海学问渊博，成就斐然。他一生淡泊名利，又个性鲜明，各种版本的逸闻流传于学术界和文化界，留给世人一个孤傲的身影。

　　如果仔细翻阅《朱季海著作集》和《朱季海学术年表》，人们就会发现，朱季海大部分论著写于苏州。明清以来直到近代，苏州一直是东南文献名邦，典籍丰富，书铺林立，藏书家众多。然而，朱季海治学广博，他的论著不仅涉及传统文献，还大量引用甲骨文、敦煌卷子等材料。当时，苏州本地几家公共图书馆收藏的古文字学、敦煌学书籍并不丰富。那么，朱季海是如何获取学术资料，完成一篇篇功底扎实、新见迭出的文章的呢？

　　这离不开学界友人们的多方支持，尤其是张洪钧的鼎力相助。张洪钧比朱季海小18岁，早年在家乡苏州读小学、中学，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一生耕耘于物理学领域，造诣精深。朱、张两人，一位是文史大家，一位是物理学家，他们是如何产生交集的呢？

　　20世纪50年代，朱季海曾在晏成中学（今苏州市第三中学）任教，张洪钧正是他的学生。据张洪钧回忆，当时朱季海担任整个年级的语文课教师。第一节课，老师从一个字讲起，广征博引，讲了整整一堂课，堂下诸生大为震撼。一个学期后，朱季海因故辞去教职，但不少学生课余时间常去找他辅导语文和英文，与老师时相过从，张洪钧就是其中之一。

　　张洪钧北上求学后，常与朱季海通信。老师写给他的信，张洪钧视若拱璧。但因为风雨沧桑，恩师早年间的来信已片纸无存，他保存下来的主要是1976年后的通信。张洪钧深知，这一通通书信是研究20世纪学术史的重要资料，遂于2007年将保存多年的67封书信连同恩师所赠诗轴、拓片等慨然捐赠给新成立的苏州大学博物馆。在每封信上，他郑重注明通信时间，为研究者提供了莫大便利。如今，翻阅这数十封书信，师生论学的场景，宛然在目。

　　搜求学术资料

　　章太炎对甲骨文的态度，一度是学术公案，曾引发诸多讨论。最近，有学者指出，“章太炎晚年对甲骨文仍然持消极、怀疑态度，但已有转变的趋向”。朱季海作为章太炎晚年弟子，显然受到了老师这一学术思想转变的影响。朱季海对甲骨文的兴趣持续到晚年，撰写有《甲骨别录之一》《古文弌弍弎从弋说（附释必、说樴弋）》等文章。

　　研究古文字学，困难重重。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在《谈自学古文字》中说：“根据亲身经历的甘苦，我觉得有义务告诉大家，自学古文字学实在是很难的。今天的古文字学，已非历史上的小学、金石学可比，它介乎考古学、古代史、语言学、文献学之间，和这几门学问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学古文字学，需要相当广博的基础知识。这是困难之一。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大都是珍贵文物，分散各地，有些不易见到。就连著录，一般也是印数极少，价格昂贵，在图书馆列于善本。有关论著多较专门，缺乏有新水平并用现代语言编写的概论性书籍。这是困难之二。”对于朱季海而言，“广博的基础知识”并不是问题。朱氏作为章门高弟，在小学、文献学等领域造诣深厚，时已出版专著《楚辞解故》，并发表论文多篇。他面临的主要难题是“书荒”，现存致张洪钧的第一封信写于1976年4月19日，信中他感慨道：“无论京、宁、沪都比苏州小地方好多哩！”此时他已是六旬老翁，且并未在学术机构任职，身边没有藏书丰富的学术性图书馆，也没有稳定的薪酬，凭借个人之力获取文献的难度极大。为了解决“资料问题”，朱季海首先想到的是远在北京中国科学院任职的老学生张洪钧，尽管张氏本人从事物理研究，且此时尚在河北文安中国科学院干校，但面对老师的请求，他热情响应，积极奔走。

　　此前，张洪钧在回乡拜访老师时，提到著名学者郭沫若之子郭汉英是自己在中国科学院的同事。在信中，朱季海请张洪钧出面代他向郭汉英借阅其父的著作。信中说：“还有汉英同志，根本没有识面，他那番好意，也极可铭感。我的意思，材料问题，日前还没有必要惊动许多人。汉英同志如肯帮忙，郭老的两部旧作《卜辞通纂》（有日本印本）、《金文丛考》（有新版本），他家里一定有，如有副本能送我，极好！如无复本，能借我一读，也极为感谢，读毕当挂号寄还。（只是要宽予期日，衰病之余，短期无以卒业也。）如有便，你试问一下，好吗……听到郭老的健康情况，我十分遗憾，难道这样的病，我们的医生，还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来吗？”朱季海期待郭家如有这两部书的副本，能够相赠，但他也清楚《卜辞通纂》当时只有几十年前日本文求堂印本，今时今日，郭家有副本的可能性比较低，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够多宽限一些时日，以便研读。

　　此后数十年中，张洪钧一直往来于北京各图书馆与书店，甚至访书海外，孜孜不倦为老师搜集资料。1987年夏，得知张洪钧要到意大利进行学术交流，朱季海在当年6月13日信中说：“意大利真是令人神往之地，地狱与天堂都在那里，关于我所关心的，既是人类的苦难历程，更是天才们的光辉成就！我最近买了一本书自学意大利语，商务的，太简单，不够用。以前买的外国出的意大利语文书和字典都没有了！北京能找到一些，能给我寄来就好了。字典、文法、读本都有用，为了搞清楚文化史、美术史、文学史上某些问题，还得多学一些才是。我这几天看了《但丁传》，书未看完，已被人偷了去。现在正看《梅纽因谈话录》，他说起语言学家洛金斯基给了他一本意大利文的达·芬奇警句小册子，里面有许多好看的插图，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带着它。这样的书，在意大利想来是一定可以找到的。如可能，就给我弄一本来吧……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雕塑集，《十日谈》的插图本原文足本。另外关于罗马、米兰、比萨、威尼斯、佛罗伦萨的风土记载和画片画册也可以搜集一些，不要豪华本，就平价而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就可以了。写得太多不现实，也太破费您（人力、物力）！反正我的兴趣和需要，您比任何人都清楚，还是不拘一格，就您的方便，随机应变，给我多弄一些来吧！”这一年，朱季海已经年过古稀，“为了搞清楚文化史、美术史、文学史上某些问题”，毅然自学意大利语，展示了他开辟新领域的豪情壮志。其对新知识的热忱，让人无比钦佩。师生二人间的默契，也可由信中“反正我的兴趣和需要，您比任何人都清楚”一语窥得。张洪钧也不负所托，为老师从海内外访得多种资料。

　　寻访海内外学者

　　朱季海的一生，不囿于传统的四部之学，对20世纪以来的诸多新兴学科，兴趣浓厚，深有研究。用他的话来说，“我的科研成果虽不太理想，却还是在不断扩大和深入。现在涉及的范围除了历史、语言、考古、文化史、美术史外还涉及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等等，对宇宙学、混沌理论（近来报纸竟翻成‘紊乱论’，其实不好）、蝴蝶效应都很感兴趣”（1990年3月9日信）。朱季海对海外学界的新信息和新成果，十分关注。如在1986年1月25日信中就谈及：“我每天补课都来不及，写信都没有时间，真太不济事了。近来看了一些美国杂志，才知道在纽约召开的一个有关古人类研究的学术会议，在两间房间里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大博物馆的古人类化石珍品和第一流的专家，一面考察实物，一面作面对面的学术讨论，对那些专家们来说，也认为是一生仅有一次的机会，这是多么令人神往啊！”因为与海外学者交流不便，朱季海感慨道：“我没有单位作后盾。”于是，这中间的联络人角色，便由张洪钧承担。

　　闻知1986年张洪钧有印度之行，朱季海于1985年12月23日信中写道：“拙著二册已如嘱托冬冬寄上，想早收到。我想一本送给印度国际大学（泰戈尔创办的），表示我对这一文明古国的最高学府的一点敬意。另一本想送给印度的艺术研究部门，或对梵文文献、印度艺术研究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一切由您决定好了。”张洪钧访学之际，代朱季海赠书，并结识相关领域学者，以期使朱季海与印度学界建立起联系。此后，张洪钧又有意大利、美国之行，也均任劳任怨，代老师与海外学者取得联系。

　　朱季海与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相识于1981年在武汉举办的中国训诂学会成立大会，两人惺惺相惜。朱季海1985年12月23日信：“饶先生对我是极友好的，因为爱好相近，所以意气相投也。只是接触太少，目前还不曾有较大的帮助，您看见他只要代我问好就可以了。说话要有分寸，只谈些我治学的兴趣。”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内地与香港通信不便，张洪钧等人居中联络，两位学者一直保持着联系。饶宗颐屡次应朱季海之请，代为搜罗港台学者论文，比如代为复制周法高的音韵学论文等。两人有新的学术论著，也互相赠送交流。收到饶宗颐赠送的旧体诗集后，朱季海不但高度评价，而且还手书三绝句相酬。

　　朱季海1986年2月7日致张洪钧信：“手书及梵文字典、选堂诗词集均先后收到，在那么匆忙的情况下，代我办了许多事，还为我作了那么多美好的设想，这不仅是聪明才智之力，还得有那般美的心灵才行……饶先生的诗词集也看了些，极有趣味。第一部分佛国集就是专讲印度的，可惜我没能身历其境。饶先生的通讯地址您如知道可以示我，如您和他的研究生通讯，可先代我向饶先生致谢。”

　　1987年5月23日信：“寄饶先生诗已写出，您如成行，可以带去。余俟后信，即问近好……给饶先生三绝句已写出，这是您交给我诗集的三天之后口占之作，已弄不清是1987（年），还是86年的事了，您如还记得那本书是哪天给我的，那么这诗的写作日期是明确的。我已想不起所以只好写上年时旧作了。您如遇到饶先生可以向他说明。”

　　1989年3月10日信：“饶先生的复制件已于今日上午收到，极清楚可喜。这就可以和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对读了，是由李书提及周文才想到找来一看的……饶先生处您不妨先写个信去谢谢他，告诉他我手还不大好，身体健康也不免受到一些影响，等好些（可能与天气有关，天暖些可能会很快好起来）我会另外给他写信，他的地址您来信时请告诉我。”

　　1991年8月9日信：“饶宗颐先生的文集，估计出版了，却没见寄来，能为我发个信，请他寄一本来吗？别忘了告诉他我的邮编和地址。这事是他答应了我的，看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上回他寄了周法高的音韵论文给我，也请代我声谢一下。”

　　…………

　　朱先生晚年，中华书局推出《朱季海著作集》，不仅收入了之前已有单行本的《南齐书校议》《庄子故言》等书，还搜集其平生论文诗作等，结集为《初照楼文集》。这部论文集，即是由饶宗颐先生题签。

　　推荐教职、推动出版

　　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礼聘程千帆先生的故事，早已是学界佳话。对于章门高徒朱季海，匡校长当时也曾发出过邀请，但双方最终未能达成共识。

　　朱季海长期居家研究文史，生计是一大问题。除了章门弟子为朱季海积极奔走外，张洪钧也曾为朱季海任教苏州大学作过诸多努力。

　　在1976年4月19日的信中，朱季海谈到希望“能转地休养，将对我的研究和健康都很有益”。在1985年12月23日信中，朱季海感慨道：“文字生涯十分清苦，还买书，一味让人打发，如何活得下去也。话虽如此，我正在为人类文明勾勒一些新的蓝图，看来还不曾把有限的生涯白过了也。”尊师重道的张洪钧，除了竭尽所能为老师提供帮助外，也为改善老师的生活和科研条件，寻求解决方案。1989年，数学家姜礼尚出任苏州大学校长，为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希望。姜礼尚1954年毕业于北大数学系，系张洪钧同学，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数学系。执掌苏大后，姜礼尚力劝张洪钧南下回乡，到苏大物理系任教，作育英才。张洪钧趁机积极向姜校长推荐恩师入职苏大，而朱季海也通过友人了解过苏大情形。

　　朱季海与苏州大学渊源颇深。早年他曾就读于东吴大学附中，后来也短暂执教于东吴大学国文系，而东吴大学正是苏州大学的前身。朱季海在晏成中学时的友人陈友祺也于1980年执教苏州大学，教授理论力学。早年的晏成中学毕业生常有聚会，同学会上经常邀请朱、陈两位老师出席。朱季海在1989年3月26日信中谈道：“前回也有苏大内部人物关心我，和我闲聊的，问我如果来校要什么条件，我说大约二级教授也就可以了。他们反而说如果二级教授，那还得给一级教授待遇，否则钱不够用。现在教授工资太低，这确是一种实情。”

　　1990年，姜礼尚与张洪钧同往初照楼探望朱季海，并邀请其任教苏大，为研究生开课。在1991年1月26日信中，朱季海谈到这次面谈情况和他对苏大发展的设想：“首先，学校经费短缺。其次，教授待遇十分菲薄。听姜口气纵然要我去上研究生课，却并无房屋安排，也无车辆提供，要坐公共汽车去，这就远不如南大了……我的设想原是打算助姜校长一臂之力，意思是帮他组织规划一两门目前极为需要也很有特色的科目，有条件在全国范围内邀请一些有真才实学，有影响的学者们来交流讲学，其实所费无多，而收益不浅，只要有一定时间，必然会为这些学科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其次是苏大现有的有用之才，由于没有中心，没有很好配合，没有很好发挥，关于这些，我可以提些参考意见，有必要时也可以讲几课。总之，我只能帮他们开个头，要我全力以赴，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信中不仅谈到了加盟苏大后的工作设想，希望借一己之力为苏大打开局面，还对自己身体情况有所介绍，表示很难按部就班正常讲课，“如有一定条件，能提供足够的作息之需，我可能帮他们讲几课，但课时还是不能和一般课时同样要求，因为我不能多说话，时间略长就会引起胸部不适，好像感到很大的压力”。由于种种原因，朱季海最终与苏州大学“擦肩而过”，对于苏大、对于朱先生，这都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对于张洪钧这位来往密切的老学生，朱季海常常谈及自己的学术设想和最新成果，如1988年2月18日信中，在请张洪钧代为往北京图书馆复制敦煌卷子时，他谈道：“我正在搞民俗学，这是有关唐代西北婚俗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我接到复制件后才把它初步解读出来，这沉埋千载的极为可贵的文献才算初见天日哩！但是残缺不清的部分太多，总希望尽可能多地让它重现应有的光彩，这不也是我们的责任么？这两件宝贝您能设法给我弄来么？这不也是我们对人类文明能出一份小小的力量的机会么……您希望我在研究工作中取得新成果这已不是希望，就新春前后论这已是事实，现在且告诉您两件小小的，但是可喜的收获：一是徐邈《楚辞音》，这是一部早已亡佚的十分珍贵的晋人著作，前几天我把它释录出来了，并作了考释。这对楚辞学、古音学的研究都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二就是关于《下女夫词》的再认识。其他还有关于敦煌学的东西，比敦煌研究院搞的那些或者略胜一筹乎？”张洪钧为老师复制敦煌卷子，前后花费了大量精力，而朱季海也在获得这些宝贵材料后，取得了诸多成果。

　　正是在为老师奔走查阅资料之际，张洪钧深知恩师著作之价值，除了为老师推荐教职外，张洪钧也为出版恩师的未刊著作而进行谋划，以期使这些焚膏继晷撰就的学术成果得以流传于世。

　　朱季海在2007年2月2日信中说：“只是你们上回提的要为我印书，是怎么回事？你们接洽好了哪个出版社，还是由你们出钱印？现成的未刊稿就有《说苑校理》《新序校理》《夏小正略说》《初照楼文集》等等，你们有成算否？若只是一时的雅兴，过了就算，那也给我个回信。”

　　这一年张洪钧73岁，老师朱季海91岁。白头弟子仍然想着要与诸位老同学一起为恩师出版未刊稿。这些未刊稿，最终在各方努力下，在朱先生生前以“朱季海著作集”为名，由中华书局出版。精金美玉，得以永存世间。

　　因为20世纪50年代在晏成中学短暂的交集，在此后的日子里，张洪钧为老师朱季海的学术事业，作了大量默默无闻的贡献。张洪钧曾向老师提出可否为自己写几个字，朱季海遂赋诗一首相赠：“当时两少年，如今亦未老。相见比新知，一见一回好。”这首《初照楼文集》失收的五绝，平白如话，又富有哲理。当年教张洪钧时，朱季海也才三十岁出头。相交六十年，师生间每次见面，谈的都是学问上的新收获。师生情谊如此纯粹真挚，令人感动。

　　通过朱季海写给张洪钧的这些书信，可以看到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在晚年为中华学术事业而努力，直到九十多岁高龄去世，也可以看到一位勤恳的老学生，为老师前后奔走数十年，关心尊敬之情，让人动容。古往今来，中华民族尊师重道的传统，推动着我们的文明一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作者：孔令通 单位：常熟理工学院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