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世界读书日。对现代人来说，读书的空间很多，但有一个空间非常独特，那就是书房。书房自古既有，它不仅是获取知识的场所，也是心灵的栖息地，更是思考创作的沃土。很多旷古美文、惊世之作都从这里诞生。

“石室金匮”酝《史记》

反映汉代拜谒尊者的“拜谒图”画像砖拓片中有书简出现。

　　从现存的文物和考古遗址来看，中国的书房雏形大约萌芽于西周时期。在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上，可以看到与早期书房和观书相关的形象，总结起来大致有三类：一是拜谒场景，或在屋子中正坐读“刺”（古代的名帖），或手捧简牍向尊者拜谒求教，室内几案上放有经书简册；二是讲经场景，在佛教传入前，儒家、法家等诸子百家都有讲经活动；三是庠（音xiáng）序场景，庠序即早期的学校，常见学子捧卷阅读，但那时还没有独立的书房。

　　古代的藏书场所也是典型的读书地。早期的简策帛书难以制作、保存和传播，历代传承下来的典籍集中于皇家，属国之重器。西周时期设“守藏室”，具有藏书和档案管理等功能，负责守藏室的官吏称为“史”，老子就曾担任周朝守藏室之史。

　　为了防火防潮，便于长期贮存典籍，汉代藏书室用石块修筑，书籍用铜柜保护，即《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的“石室金匮”。汉代长安未央宫旁有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三座皇室藏书阁。石渠阁因建筑特点得名，阁周围以磨制的石块筑成渠，渠中引水围绕于阁的四周。汉武帝时收藏于天禄阁、麒麟阁和石渠阁的藏书逐渐丰富，司马迁就是参考这些资料编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古代传说中也有很多关于读书场所的记载。河南周口市淮阳区的“弦歌台”，传说为孔子在陈国绝粮被困时，仍讲学诵诗、弹琴咏唱之处；屈原在家乡秭归有“读书洞”，实际上是一个洞穴、里面仅有一张石桌、一条石凳；山东鄄（音juàn）城的“陈台”，乃曹植为鄄城王时所筑之台，他在此台上读书、吟诗作赋，故名“读书台”，台上有读书厅、藏书室和会文亭等。这些读书场所一般选在僻静清幽之地，尽可能地减少外界纷扰。

　　草堂陋室皆可“阅金经”

　　古代书房也称作“书斋”，东汉时期的《说文解字》中说：“斋，洁也。”书斋就是清雅高洁的地方。唐代为书斋取名的风气逐渐盛行，书斋之名多注重谦逊与朴实，比如草堂。草堂原指草庐，顾名思义就是茅草盖的房屋，文人们常称其在山野间的住所为草堂，有自谦之意。以“草堂”名其所居者，往往喜欢自然之境，在其中读书为文，以标其操守和追求之高雅。

　　唐代许多文献中出现了文人在草堂或书斋中读书、作画、著书的记载：刘禹锡在陋室中“调素琴，阅金经”；白居易在庐山草堂“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两三卷”，不仅可以欣赏草堂周边的自然美景，还沉浸于读书写字、吟诗诵文的雅趣之中，并表达了“终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的理想。

　　唐代著名的隐士卢鸿一在嵩山隐居期间，“山为宅兮草为堂”，在草堂内读金书，饮玉浆，收徒五百余人，讲学于草堂之中，成为一时之盛事，并创作《草堂十志图》描绘自己隐居生活中的胜景。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带口从陇右迁至成都。次年在好友帮助下，搭建草堂于浣花溪畔，后世称之为“杜甫草堂”。生活虽然清贫，但杜甫在这里得到了片刻安宁和暂时的平稳，草堂成了他静心读书、思考人生的地方，在这里他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抒发个人情感的不朽诗篇，体现了“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胸襟和情怀。

　　据统计，《全唐诗》中收录反映书房读书的诗有200余首，可以看出唐代书房已经在文人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书房还成为文学和绘画作品中重要的题材或意象，以读书或书房为主题的绘画更是延续到后世。

　　“读书堂”成就《资治通鉴》

明代画家仇英绘制的司马光所居独乐园中的读书堂。

　　说到宋代书房，最知名的是读书堂。公元1071年，司马光退居西京洛阳编撰《资治通鉴》，这一待就是15年，而这部巨著的诞生地，就是司马光私人园林独乐园中的读书堂。

　　“独乐园中有堂，聚书五千卷，命之曰读书堂。”读书堂是司马光在园中读书、写作的书房，取名的典故来自汉代大儒董仲舒放下室内悬挂的帷幕，三年不看窗外事，目不窥园，专心致志刻苦读书、勤于治学、传授儒学的故事。司马光曾在诗作《读书堂》中云：“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他对董仲舒的高度认可和崇敬之情。以董仲舒为榜样，司马光大多数时间都在园中读书堂内看书写作，将苦读变成读书堂的园居主题。他曾在《自嘲》诗中说，“有心齐塞马，无意羡川鱼”，将失意的隐退生活视为自在和洒脱，称这种经历为“塞翁失马”，但又心系天下，将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化为退而结网的决心。于是，他10余年寒暑披阅注疏，穷究经史，终成《资治通鉴》之皇皇巨制。

　　司马光爱书惜书，至其离开独乐园再次出仕时，藏书竟累达万卷之多。在这个书屋里，司马光不但写下《资治通鉴》，还留下很多爱书的故事。每年夏秋晴朗之时，司马光都要“晒书”。他曾经对儿子司马康说：商人收藏货物和金银，而儒生能收藏的只是这些图书，所以应该把书当作宝贝，懂得去珍惜和爱护。因此，每年在夏日初伏到重阳期间，当天气晴朗之时，他会把几案设在对着太阳的地方，将那些书斜放在上面，晾晒一下书的脊部，这样可以保证藏书长时间不会损坏。另外，每当他读书的时候，必先把几案打扫干净，检查上面是否有水渍之类，并用褥子铺垫在书下面，然后端正坐好，才开始看书。

　　苏州园林多书斋

苏州留园汲古得绠处。

　　园林是文人的理想居所，书房可以说是其求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园林中的书房自是别有特色和雅趣。明代的《园冶》中也说：“书房之基，立于园林者，无拘内外，择偏僻处，随便通园，令游人莫知有此。”可以看出书房往往位于园林中的幽深僻静之处。这在苏州园林的书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苏州留园中有多处书斋，比如汲古得绠（音gěng）处、还我读书斋、揖峰轩等，都是园主人及其家人读书的地方。汲古得绠处位于五峰仙馆西侧，斋名来自唐代韩愈《秋怀》诗“归愚识夷涂，汲古得修绠”，“修”意为长，“绠”指井绳，意思是用长的绳子方能打到深井里的水，想要追求更高的学问，则须下更大功夫和有恒心，此即治学之道。书斋以湖石与山池景区隔开，自成清幽之处，书房用途和环境营造相得益彰。

　　留园中另一处书斋——还我读书斋，为独立幽僻院落。斋名典出晋陶渊明《读山海经》诗“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庭院三面半壁廊环绕，廊壁上镶嵌着镌刻王珣、孙过庭、谢安等历代名家墨迹的书条石。

　　皇家园林帝王书屋

清代宫廷画师邹一桂绘制的天香书院。

　　北海静心斋东侧的抱素书屋，是清代帝王在皇家园林中的读书之地。“抱素”之名取自《汉书·礼乐志》“抱素怀朴”，意思是民风淳厚，人心安定。书屋的东边有韵琴斋，是乾隆皇帝赏琴、听琴、抚琴的地方，可以看出琴室和书房关系密切。除斋内放着古琴外，院落中还有小水池，水声如琴声，整个院落显得景致娴雅，环境幽静，确实是读书修身的好地方。

　　圆明园中有多处皇帝和皇子的读书场所。四宜书屋是一座小巧玲珑的书斋，始建于雍正年间，初名“春宇舒和”。乾隆年间仿浙江海宁陈氏隅园大规模改建，使其成为一处园中园，题名为“安澜园”，安澜园之正殿为四宜书屋，乾隆皇帝很喜欢在这里读书写字、研究书史。此外，碧桐书院、汇芳书院也是圆明园中的静谧读书之地。

　　清代宫廷画师邹一桂曾经绘制《书城十二图》册，描绘各式山水园林中的读书寓所，分别为：梅花书屋、红杏书楼、碧梧书馆、青莲书社、密筠书舍、绿天书坞、天香书院、万松书岩、秋林书圃、迟云书阁、听泉书榭、印月书堂。每处书房的前两个字，梅花、红杏、碧梧、青莲、密筠、绿天、天香……点明了各处书房的取意及意境的核心构成，以及在传统植物文化上的选择，“碧梧”是梧桐，“青莲”指荷花，“密筠”指竹子，“绿天”说的是芭蕉，“天香”指的是桂花，还有梅、杏、松等，这些都是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传统植物；书房的后两个字，说明了各处书房的建筑形式、环境特点以及空间特点，与前面的两个字组合在一起，极具画意与诗情，梅花盛开的书屋环境，展现了对高洁、坚韧精神的追求；书馆周围栽植着神鸟凤凰栖息的梧桐树，显示出读书之处的超凡与脱俗。

　　小小斗室出名篇

　　提起民国时期的书房，很多人会想到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但实际上三味书屋是鲁迅少年时期读书的私塾。鲁迅长大后，在不同地方居住，有过很多书房。他在北京居住时，曾有过一个补树书屋。鲁迅在1916年5月6日的日记这样写道：“下午以避喧移入补树书屋。”“避喧”，就是逃避喧闹，可见补树书屋对于鲁迅来说，是一方私密的净土。在补树书屋，鲁迅创作了小说《狂人日记》，这篇小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之作。

　　受条件所限，民国时期的文人学者并非都有鲁迅这样理想的书屋，有的人书房很小，有的则是一室多用，兼作卧室、会客室等。1927年，丁玲与胡也频初到上海时住过亭子间，亭子间是很小的房间，一般六七平方米，很多人家把它当作杂物间。他们租的一张大木床放在房中央，前后各放一张写字台，空间非常狭小。上世纪30年代，陶行知的书房是一间斗室，屋里陈设很简单：一张床，一张书桌，几把椅子，其余都是书架，堆满了书籍和报纸。但就在这小小的一方天地中，他们写出不少名篇。

　　近些年，随着人们对书籍、新知识、新思想需求的不断增加，全民阅读成为时代主题，人们开始走向更通俗、多元的阅读方式。新式书店、社区文化家园和公共图书馆等成为重要的公共阅读空间，现代的书房早已脱离了单纯读书写字的范畴，品茶、聊天、工作、冥想、听音乐、看电影等多种形态和功能的书房织就现代人的多彩生活。几千年来，不管书房的形式如何变化，它所代表的那种宁心治学的读书精神一直都在。

　　实用发明

　　唐代的“卧读神器”

唐代的紫檀金银绘书几。

　　初唐时，随着科举取士的出现，文人阶层迅速崛起，书房读书和藏书的需求逐渐增加。但当时印刷术尚未普及，书的形式主要为手抄卷轴式，阅读时须双手持卷，并不是很方便。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在读书时发明了一种“卧读神器”。

　　杨炯自幼聪明博学，10岁应弟子举及第，成为官方认证的“神童”。次年他得到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待制弘文馆。弘文馆是唐朝中央官学之一，同时兼具皇家图书馆的功能，收藏了大量典籍，这对于一个嗜书好学的少年来说，有书可读还给发工资，简直就是物质满足与精神享受都有了。

　　弘文馆内的藏书非常多，杨炯坐在那里经常一看就是好几个时辰。看完书后只觉浑身酸疼、头昏眼花。为了改善这种不良的读书状况，他给自己制作了一个“卧读神器”，形状和制作方法今人已无从知晓，但效果不错：“其始也一木所为，其用也万卷可披。”虽然这个架子较为简单，但读书万卷都不会觉得累了，且“开卷则气杂香芸，挂编则色联翠竹”。打开书卷就能闻到书中的芸香之气，收起书卷就能纳入竹编的书帙。总之，这么看书很惬意。日本正仓院藏有一件唐代“紫檀金银绘书几”，小小的方座上一根立柱，柱上一根横木。横木两端各有一个圆托，圆托里侧则为短柱，柱上两个可以启闭的小铜环。若展卷读书，便可启开铜环，放入卷轴。其作用与样式应该与杨炯所咏的“卧读神器”应该是相仿的。

　　专属空间

　　欧洲女作家的书房

　　在欧洲，18世纪才流行专为藏书辟出一室，称之为书房。欧洲的女作家很多，很大一个原因是她们都拥有一间吸取营养和自由读书的书房。

　　《傲慢与偏见》的作者英国作家简·奥斯汀小时候有个书房，确切地说是她父亲的书房：一排排堆着的全是书，书架占满了约6平方米的墙，不仅有古典文学，还有可以给孩子们朗诵的现代书。简·奥斯汀可以在这里浏览任何书籍，这种“不设限制”的自由摄取给简以丰富的滋养，培养了她的才华，因为她最初的创作冲动就源于“阅读他人故事时所感到的快乐和兴奋”。

　　《简·爱》的作者夏洛特·勃朗特有一间非常漂亮的书房。当她的朋友小说家伊丽莎白·加斯克尔1852年第一次踏入这间书房时，被房间的精致整洁吓了一跳：“这间屋子拥有完美的温暖、舒适与惬意，深红色的家具让人印象深刻。”正是这样一个完美的空间让夏洛特·勃朗特写出一个独立、自尊的灵魂。本版供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