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民主编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编年史（1949—2019）》（以下简称《小说理论编年史》）共8卷本，近期由武汉出版社出版，全面反映了中国当代小说理论转型和成熟时期的样貌，推动了中国特色小说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

　　 在体例上，“纪传体”和“编年体”是中国古代两大传统，前者以《史记》等二十四史为代表，后者以《左传》《资治通鉴》等为代表。两种体例在文学诸史中都有运用，但就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史来说，《小说理论编年史》具有开创性。它克服了以往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史的一些困难，比如“主观性”问题、细节呈现问题、时间的连贯性问题等，充分发扬“编年体”严格书写事实、观念隐藏于材料中的优点，从而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

　　 作者在“前言”中说：“要避免以‘主观性’观念统领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史，就得创新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的叙事模式。经过思考，我们拟采用‘编年体’来叙述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史。”该书通过对当代小说理论历史节点的敏锐捕捉，通过创新述史模式在“长时段”视野的映照下勾连起“短时段”的文学“事实”，动态地演绎了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向，以及在关键节点上爆发出的思想能量，描绘了当代小说理论在时代褶皱中的流转轨迹，再现了当代小说理论演变的内在肌理与发生现场。

　　 《小说理论编年史》关注的首要“事实”是关于小说的诸种观念，理论观点、理论形式、传播媒介、语体等都在辑录范畴之内。它虽然是编年体，但在宽泛的意义上建构了中国当代小说理论谱系，这尤其体现在它对史料广度与深度的双重追求上。

　　 该书史料种类丰富全面，尤为注重边缘史料的搜集与打捞。“编年史”并非简单的资料长编，而是包含着文献真伪的考辨、理论内涵的精准提炼，以及历史现场的深度还原，足可见编者精深的史料整合能力。史料种类包括小说理论著作与论文、小说评论、小说创作经验谈、小说译介、序跋、书信、编者按语、编辑手记，以及影响小说理论发展的政治事件、文艺政策、国外文学理论译文等，这些涵盖了诸多领域与交叉学科的史料，为小说理论研究搭建起多维度的参照框架。在爬梳、辨析、校准原始文献时，编者发现大量以往被忽视的地方性、边缘性史料。该书以重要文学期刊的经典文论、作家创作谈等为主体，同时也将一般性文学刊物的评论纳入其中，从而让那些被遮蔽的理论与声音浮出历史表面。

　　 《小说理论编年史》的史料内容翔实，着力于经典史料在历时维度上的呈现。它收录的理论材料有小说本体、小说功能、小说文体、小说语言、小说形式、小说体式等，在时间的经纬中客观还原文学史论整体面貌的同时，精准概括出富有洞见的理论观念，力求勾勒出现当代小说理论发展的基本图景，既有系统的理论阐释，也有零散的观点陈述，为研究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原始材料。

　　 作为一门现代艺术，小说是未完成的现代人生活的史诗，充满着巨大的潜能和活力。小说理论编年史不仅要占领理论高地，构建中国未来小说发展的理论框架，更要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赓续中国古典文脉，融通古今。这不仅是“长时段”视野观照下中国文学繁荣的必要条件，更关乎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主体性的建构。

　　 该书在多个层面回应了中国小说理论的主体建构。“文以载道”的传统依旧根植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中，深刻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理论，虽然受不同时期政治、社会、文学思潮的影响，却始终构成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发展的重要文脉。抒情小说理论深受中国古典抒情传统影响，发展轨迹揭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个体情感、社会现实及民族命运的独特表达。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下，由语言本体论、叙事形式本体论、符号学本体论构成的形式本体小说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理论流派，后又在形式本体小说理论的基础上，整合文化理论与形式主义而形成的“文化—形式”的小说理论，构建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叙事理论传统。这四种小说理论在赓续中国古典资源脉络基础上，揭示出在世界文学版图里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所抵达的深度，也展现了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本土化、民族化的历史进程。

　　 总之，《小说理论编年史》以事件为目，将小说理论的史实融入历史长河，深度还原小说理论的历史现场，以时间为纲，在“长时段”观照的历时视野中，展现了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的动态演变，厘清了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的知识谱系，创造了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编年史的新范式。

　　 （作者：高玉，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