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增订版）：金冲及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家父金冲及先生是在2005年他75岁离休后开始动笔写作《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的。

　　从他的个人经历看，还真是一名非常适合这一题目的作者。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上世纪50年代初，他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就开始讲授近代史，长达12年之久。其间，他和老友胡绳武教授合写了《论清末的立宪运动》，还合作研究辛亥革命。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在1991年辛亥革命爆发80周年之际出版完成。

　　80年代初，他调至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编写《周恩来传》。其间，他系统查阅了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大量原始档案，陆续主编出版了《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一批传记。自90年代起，他又多次参与机要事务，承担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见证者。他的研究方向从晚清史、民国史一步步扩展到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

　　家父在20世纪生活了整整70年，既是历史的研究者，也是历史的见证人。时常有朋友同他谈起一个话题，“当代人适合研究当代史吗？”他承认这种疑虑有一定的道理：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决策和影响，时间相隔久些，对其演变会看得更清楚；方方面面的重要史料，不是当事人都能掌握的，要有时间的积累，不断地去发掘；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人们的认识也会不断深入和更新；而且，当代人写当代史难免会遇到一些禁忌。这些都是事实，他用一句话总结：当代人写当代史，总有他的时代局限性。但他又会反问一句，难道后人就没有局限性吗？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

　　一是，历史的演变过程，包括当时的时代氛围、习尚风俗、社会不同人群的心理变化、情感认知，未必都有档案资料如实记载。往往越是普遍存在而又习以为常的事情，越少有人专门记录。即使有详细的时人记载，或因记录者有意的曲笔，也不易为后人准确判断；二是，后人因生活环境相比历史现场有巨大变化，时常会用后见之明去理解判断前人的行为，这就容易产生误差。因此，后人研究前史，尽管少了束缚和忌讳，但又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容易有太多的主观臆断。这或许也是另一种“时代局限性”吧。

　　他总是不断地自我提醒：把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亲眼看到或直接听到的历史，经过认真理性的研究后写出来，实在是一种不可推脱的历史责任。世上没有什么“千古定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进步。

　　于是，他凭借一己之力，博采众论，写出了《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用丰富的史实勾勒出20世纪中国历史的轮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采用“世纪史观”取代传统的“朝代史观”。20世纪中国历经多次政权、政体更替，以往史家多以“朝代史”为视角，将百年历史裁为数段；而在“世纪史”的视野下，晚清、民国、新中国既呈现各自不同的阶段性，又具有内在的历史延续性。他在书中提出20世纪的百年中国有“三次历史性巨变”：一次是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封建君主专制；一次是新中国的成立，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写作中，他内心始终想着读者，不仅要清晰地描绘出历史进程，更要努力分析，使读者洞悉中华民族百年历程中哪一步走对了，哪一步走错了，并回答这中间的经验何在？教训何在？他在最后一章中总结道：“在不断探索中前进，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艰苦跋涉中的重要特点，也是正确理解这段历史中许多重大问题的关键。中国人民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经历过不断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建设以至改革开放中同样经历过不断的探索。离开‘探索’这个重要特点，许多事情便很难正确理解。”

　　家父常对我说：看看1900年的中国，首都北京被八国联军分为8个占领区，每区竖起一面侵略者的国旗，这是何等的屈辱！他从小生活在上海的租界，既受过洋人的欺负，也面对过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统治。“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只有亲身经历过近代屈辱历史的中国人，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那一刻翻身做主的自豪感，真正理解何为“换了人间”！所以他在动笔写作时，就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始终贯穿的鲜明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民族复兴史观”，可以说是贯穿全书的灵魂。

　　他写这部书，就是想告诉后人“中国人在这一百年内到底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年近80高龄之际完成了百万多字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10年后他又接受邀请，担任《复兴文库》的总主编。这或许就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史学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吧。当然全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随着时间的延续，人们会从更多新的视角，作出新的解释。这同样是我们后继者的使命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