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集《加那利》收录了袁滕近年来先后发表于《十月》《花城》等刊物的7篇中短篇小说，反映了作家这段时期的创作态势。借由对这几篇作品的文本细读，我们得以观察到袁滕对文学作品中的荒诞性、宿命感与人在社会中的异化等问题的关注。

　　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这7篇小说的共性，那么这个词非“荒诞”莫属。无论是《循环症》中那种神秘且恐怖的循环，还是《加那利》中主角家与楼上住户7天的时差，或是《隐声雨篷》中那不可能存在却又真切出现的雨篷，抑或是《白马田》《流灯》《靛蓝毛衣》与《九份的猫咖》中那些诡异又离奇的情节，这部小说集中的每篇作品都流露出强烈的荒诞意味，同时又夹杂着时隐时现的宿命感，让人不免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先锋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中的许多作品在艺术风格上可以与40年前的先锋小说进行比较阅读：《白马田》《靛蓝毛衣》中展现出的不可抗拒的宿命感早在格非的《迷舟》中便已有迹可循，而《加那利》《隐声雨篷》等作品流露出的那种看似毫无来由的荒诞，则与余华的《现实一种》有异曲同工之处。

　　从荒诞性的角度看，作为小说集名的作品《加那利》最具代表性。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萧闻青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历史系教授，他喜欢读《三毛全集》，进而也爱屋及乌喜欢上了三毛与荷西位于非洲海边加那利群岛的故居。而随着那本从图书馆借来的《加那利群岛植物志》的意外损坏，一系列离奇诡异的事件纷至沓来，萧闻青也渐渐发现了自己家与楼上住户之间7天的时差。最终，他因为时差听到了楼上女孩在临死前与父亲的争吵，却又无力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在这篇作品中，无论是主人公不遗余力修补图书这一有悖常理的行为，还是两层住户间7天时差这一新奇设定，都一再宣告着小说中的荒诞色彩。类似的设计还发生在《白马田》和《靛蓝毛衣》中。《白马田》的主人公云彭是一个建设项目评估员，他在评估一间凶宅的价值时，反复回忆起自己幼时居住的白马田小区以及隔壁邻居陆老师一家人，最终他果然在屋子里找到了那块熟悉的骨牌。当读者跟随云彭在回忆与现实中起落沉浮之后，结尾出现的这块骨牌无疑将整个故事推向了高潮，留下了一个颇显荒诞却又意味深长的结局。而在《靛蓝毛衣》中，女主人公路翡与一个陌生男子在火车上萍水相逢，在男人的搭讪下两人开始聊起带有“蓝色元素”的电影，在此过程中，路翡对这个男人的情感由抗拒转入迷恋，最终因为男人讲述的那个“靛蓝毛衣”的故事，她不可救药地陷入某种离奇且危险的境地。当陌生男人所说的那个故事似乎一步步走进现实，读者随着路翡的视角一起陷入迷茫与恐惧，也逐步加深了对作品中那份独具魅力的荒诞性的感受。这两篇作品将强烈的宿命感融入荒诞性之中，把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抛到了读者面前——这些离奇且诡异的事件背后，是否都隐藏着“宿命”这一隐形的推手？如果是的话，是否又意味着人类的宿命本就是荒诞的呢？

　　倘若深入文本，我们还会注意到这些看似荒诞的行为背后涉及的幽微人性。《加那利》中，萧闻青近乎极端地修补那本图书，暗示着他对修补婚姻关系、人际关系的执念，也象征着他改变自己当下芜杂生活的尝试；《靛蓝毛衣》中，透过路翡与陌生男人的交流过程，我们也能隐约感知到她潜意识中的矛盾心理——既因为过去感情的失败而封闭自己，又热切地盼望着向人敞开内心。从这个角度展开，我们便能更进一步地觉察到这几篇作品对当下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的关注。不管是《加那利》中的萧闻青，还是《流灯》中的沈航，抑或是《九份的猫咖》中“他”，他们都在社会的重压下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畸变”。萧闻青心中那挥之不去的执念，沈航为保护自己而污蔑尤露堕胎，以及“他”对买下那套尖顶房屋的渴求等。作者用冷峻的笔法将这些问题陈列在读者面前，同时并未予以价值评判，甚至在某些时刻流露出叙事者的悲悯与同情。诚然，比起抨击、批判这些异化现象本身，挖掘促使其产生的深层原因或许更为重要。

　　除了上述几个特点，这部小说集中的叙述语言、叙事技巧也颇具个人特色。一方面，这几篇作品语言流畅，如涓涓流水倾泻而出，作为浙江人的袁滕还将吴侬软语融入人物对话，为作品增添了几分江南韵味；另一方面，元叙事、交叉叙事的手法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实现了故事里套故事、回忆与现实交杂的效果，在丰富人物形象的同时提升了作品的文学性。而从文学意象的角度看，小说集中几乎每一篇作品都有一到两个核心意象，如《加那利》中的《加那利群岛植物志》，《隐声雨篷》中的隐声雨篷，《白马田》中的长三骨牌和提包……它们不仅成为串联全文的线索，还有着丰富的隐喻、象征意味，为各个人物的情感流动与行为选择埋下伏笔。

　　文学创作的表达手段历来就有“言”“象”“意”三要素之说。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从这个意义上看，袁滕的这部小说集语言优美流畅，形象丰富多样，意蕴深刻悠长，实现了“言象意”三者的统筹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