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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宫博物院协助会就文物南迁事致故宫博物院函。图片由出版社提供

　　故宫角楼秋景 图片由出版社提供

　　 郑欣淼先生新著《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甫一出版，便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此书并非单纯的学术著作或历史文本，而是以厚重笔触映照中国近代史关键篇章、承载国家记忆的重要载体，为世人揭示了故宫文物南迁背后关乎民族文脉存续的壮阔历程。

　　文化战场：抗日战争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防线

　　 近百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以全民之力展开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斗争。这场战争的胜利，不仅挽救了民族危亡，更深刻影响了国家发展走向，甚至为人类命运的转折作出重大贡献，凝结为厚重而丰富的国家记忆。

　　 长期以来，抗日战争的历史叙事多聚焦于军事战场——从战争进程、主要战役到各部队作战实况，相关记载翔实完备。然而，中国人民的抗战远不止于军事层面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既以“攻城略地”企图占据国土，更以“文化略民”为核心，试图剿灭中华文化、阉割民族精神基因，达成“亡国灭种”的图谋。正是基于这一清醒认知，中国的抗战始终存在两大战场：军事战场保家卫国，文化战场守护民族灵魂。若对文化战场的记载不足，国家记忆便难以完整。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风雨而绵延不绝，文化传承实为根本所系。正因文化传统未曾断裂、文化认同始终如一，中华民族方能历经艰难困苦却生生不息。

　　 我认为，在此背景下，故宫文物南迁与西南联大迁校，堪称抗战时期两大文化抗战典范：前者以文物转移守护五千年文脉，后者以学府迁徙延续国家发展的科技与人才薪火，一为“继往”，一为“开来”，精准彰显了文化战场的核心价值。由此审视这部著作，其填补文化抗战历史空白的意义，不言自明。

　　全史与总纲：重现南迁历程的整体图景

　　 故宫文物南迁作为故宫博物院百年历程中的关键事件，虽存有不少史料与回忆，却长期被视作“故宫内部史”或仅归为“文物保护工作”。直至故宫文化影响力日益扩大，这一历史方渐入公众视野。郑欣淼的著作，首次明确揭示其精神本质——“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保护中华文脉的一场壮举”，为这一事件确立了应有的文化高度与历史定位。

　　 就研究现状而言，以往关于故宫文物南迁的资料多呈零散片段，缺乏完整呈现全貌的著作。而本书的核心价值，正在于兼具“全史”与“总纲”双重属性：

　　 首先，这是一部脉络清晰的“南迁全史”。唯有通读此书，方能真正把握文物南迁的完整历程。作者以严谨考据，系统梳理南迁、西迁、东归、迁台、北返的全链条：从决策形成与批准、队伍人员构成，到沿途军警支持、经费筹措、存放地点选择，每一环节皆有实物佐证——书中影印的政府公文、请示批复、会议记录、信札与老照片，令历史细节跃然纸上。

　　 同时，该著真实呈现了南迁的艰难：为抢在侵略者之前转移文物，工作人员经常冒着敌机轰炸前行；在千难万险中，故宫人恪守“典守文物”之责，以生命护卫国宝。尤为重要的是，书中对“迁台”与“北返”的翔实记载，兼具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一个故宫分作两岸”的史实，印证了两岸文化同源，也为两岸故宫后续合作奠定基础，对未来交流具有推动作用。

　　 这亦是一部指引深入的“南迁总纲”。故宫文物南迁自1933年始，若计至北返完成，历时近二十年，其中诸多层面皆具独立研究价值。以往资料虽具史料意义，然唯有依托此“全史”，方能把握研究的总纲，发掘值得深入的方向——如易培基、马衡等故宫领导的作用、故宫理事会职能、重大决策背景、各南迁队伍具体经历、经费细节、重要存放地考据等。著作对这些专题提纲挈领，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本书的出版，不仅将故宫文物南迁史研究推向“整体化、系统化”新阶段，更令社会各界重新认识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价值，推动文化战场研究走向深入。而这一切，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为民族未来积淀精神力量。

　　史官之风：以信史笔法书写国家记忆

　　 郑欣淼以“构建国家记忆”的使命感撰写此书。如其在“后记”中所述：自2005年关注此课题，至动笔历时四载，前后投入近二十年心血。这般执着，铸就了该著作鲜明的“史官之风”——全书立论公允、不偏不倚，以史实为准则，不裁剪历史、不哗众取宠，深合“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堪称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信史。

　　 书中多处细节彰显其严谨品质。如评价“故宫人”处境时，既肯定其艰辛，亦不讳言“故宫作为行政院直属机构，人员工资曾高于一般水平”的事实，更指出“敌人的炸弹不会区分身份”的残酷。即便身为故宫人，作者未对历史加以美化，保持学术中立。书中还如实记载“东归”之曲折：抗战胜利后，文物东归并非顺畅——因各方对存放地的争夺，需经大量协调与审批，作者据实陈述，还原历史本相。

　　 为保障“信史”品质，作者致力考据：细查院藏档案，组织重走南迁路实地考察，赴各地档案馆、图书馆查阅文献，翻检方志寻觅新证。本书绝非“二手资料的堆砌”，而是长期独立思考、系统梳理与严谨考证的结晶，具有高度可信度。

　　 此外，该著的语言风格与“国家记忆”的定位高度契合：无空洞辞藻，无模糊叙述，无臆测之语，既言简意赅适合专业研究，又雅俗相宜便于读者阅读，真正实现了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统一。

　　 （作者：孙 浩，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