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阎连科说，散文集《我与父辈》是他作品中的一颗钻石，“和书的厚重相比，奖项和盛誉都太轻了”。这份重量，是父辈对他的托举，也是他无以为报的亏欠。他说，“那块土地可以没有我，但我不能没有那土地。”于是，在父辈相继离世后，他一次又一次回家、回家、再回家，将写作《我与父辈》视为情感的归位，更视为发自内心的忏悔和告白。

　　书中3位父辈——大伯、父亲、四叔以近乎殉道般的坚持，践行着一个信念：“生养了儿女，就要让他们尽可能地吃得饱一些、穿得暖一些，让他们在生长的阶段里，能读一些书，并尽量不因为饥饿影响他们的发育和成长……”这信念是他们在艰难岁月里活下去的全部理想，也撑起了阎连科笔下“善良、丰富、充满情谊”的家族底色。

　　为给儿子盖房成家，父亲拖着病体，蹚过刺骨的河水去几十里外寻找石料。他要建的，不只是一处住所，更是一个父亲用生命撑起的尊严。当阎连科提出参军时，父亲劝他：“你再读几年书吧，人生在世，读书才是根本。”混沌岁月里的一句箴言，参透儿子未来几十年的命运。尽管记得父亲的教诲，阎连科执意通过参军逃离农村。父亲没再阻拦，却因对儿子的安危过度忧心，两个月时间白了头，病情急剧加重。最令阎连科心痛的是，为了省下10块钱，他和家人无声拒绝了父亲临终前想在家看场电影的心愿。后来，那10块钱连同执意离家的决绝，成了他拔不出的心头刺，一份还不清的人生债务。

　　大伯爱孩子，每次外出归来，总会给家里所有的孩子带糖果吃。他不识字，却对读书人有着朴素的敬重。得知阎连科要上学，他内心的喜悦化作一场毫不掩饰的偏爱：当众把所有糖果塞给阎连科。多年后，再回想起那把糖的甜，品出的却是命运加诸在大伯身上的无尽酸涩——人到中年的大伯曾接连痛失一双儿女。一次，孤独无望的大伯找到阎连科，吃了他做的一碗蛋炒饭，饭后叔侄彻夜长谈，找回久违的慰藉。临别时，大伯动情地说：“一辈子没吃过那么香的饭，下次再来开封，什么都不吃，还吃你炒的蛋炒饭。”然而，这份质朴的期盼终究没能实现。

　　四叔在城里做工，日子比乡下稍宽裕些。一次回乡，读初中的阎连科看上了他身上那件崭新的“的确良”衬衫，四叔毫不犹豫脱下来送给侄子，又用粗糙的大手在他头上轻轻地摸了摸。那一摸的温暖，让阎连科30多年后依然感觉“如不落的日光照在心头”。返程前，四叔又将自己的裤子留给了他。高中辍学后，阎连科前路迷茫，在水泥厂工作的四叔让他到自己身边干活。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阎连科才知道，四叔的关爱给得爽快，日子却并不像村里人看到的那般轻松。作为典型的“一头沉”——家在乡村、独自在城里务工养家的男人，他肩上的担子很重。即便如此，四叔仍然用有限的力量，托举了他一段路程。

　　阎连科最终逃离土地、以笔为生，父辈沉甸甸的恩情、自己无力偿还的感念和深重的愧疚，却一直如藤蔓缠绕在他心头。在四叔离世后，他以近乎残酷的坦诚，将一切写入书中，完成了这场迟来的忏悔。

　　阅读过程中，我数次落泪。字里行间分明看见了我父辈的影子——默默耕耘，不问收获。想起有一年，我在父亲打工的城市读高中，有天中午父亲去学校送饭，带着一大袋剥好的核桃仁。在门卫，我把饭菜留下，把核桃仁推给了他，连说：“我不喜欢吃这个，你拿回去，拿回去！”父亲抱着核桃仁解释道：“怕你嫌苦，我剥好后又用开水煮过了，吃这个最补脑。”我迟疑了几秒钟，却因为那句已说出的“不要”，因为不可一世的少年意气，终究没再伸手去接。我拿起饭菜转身离去，在路的拐弯处忍不住朝学校门口望去，父亲一个人倚在门卫处抽烟。我加快脚步朝教室走去，心里莫名地沮丧。

　　如今，站在父亲当年的年龄才真正读懂那袋核桃仁背后的心意。想起父亲日渐佝偻的身影，及时行孝的念头前所未有地清晰：多回家陪他吃顿饭，耐心听完他的嘱咐，用行动去回应那份默默无闻的付出——这或许是阎连科用半生泪水与忏悔写给我们的生命启示，最珍贵，也最急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