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唐

　　班宇，1986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毕业于东北大学计算机系。2007年开始写乐评和文化专栏，曾用笔名坦克手贝吉塔，2016年起开始小说创作。

　　作品见于《收获》《当代》《十月》《上海文学》《作家》《山花》《小说界》等刊。曾获2019华语文学传媒最具潜力新人奖、GQ智族2019年度人物、《钟山》之星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奖”、花地文学榜短篇小说奖等。小说《逍遥游》入选“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并获短篇小说类榜首。有小说集《冬泳》出版。

　　《白象》是班宇最新的小说集，里面收录的五个短篇小说，都指向了我们时代的罪和爱。这是一次更复杂也更冒险的探索，需要读者参与其中，填补、拼凑、想象、质疑，与他一同完成叙事，或一同戳穿小说叙事的诡计。

　　班宇在“序言”里说，我们读小说只能因为它什么也不是。在这本书中，与其说班宇创作了五个故事，不如说为我们展现了五次小说叙事的裂隙。在裂隙之间，我们会看到泥淖中的现实，也会看到班宇投射其上的诗性之微光。

　　叙事的诡计与裂隙

　　《清水心跳》里，导演对“我”的剧本提出意见：“你怎么写来写去，老是这么些个人，打麻将的，学英语的，装聋作哑的，知法犯法的，返城没有单位的，接了班又下岗的。”

　　这段文字很有趣，可看作班宇的自嘲。“东北文艺复兴”的旗帜太过于宏大火热，遮蔽了他在文本探索上的努力。所以，他在“序言”里说，这些小说“不是申冤在我，不是世纪的怀恋，也不是弱者的反叛”。实际上，他的小说里，始终充满对小说这种文体的质疑。这本书同样如此，不论独白、对话、意识流，或义正词严，或玩世不恭，都不可信。

　　在《飞鸟与地下》中，“我”和小柳对冬夜里飞鸟入窗的记忆全然不同。“我”的记忆里是一幅青春少女的奇幻画面，而小柳的记忆里却满是被遗弃的恐惧。因此，往后的若干年里，“我”被“愚人之链”困于当下，任由存在的印迹被他人抹去，小柳则始终在寻找过去与未来的连接，她注定化而为鸟，飞入深山。

　　在《狐及其友》里，“我”和小可皆在回避韩家勇之死，用各自的叙事来填充、遮蔽乃至篡改那段回忆。然而，“我”意识到，抹除关于韩家勇的记忆，韩家勇就真的“好像从没活过，从没存在过，没有任何痕迹”，这样一来，“我”存在的痕迹也随之抹去。最终，那只沙狐朝着“我”和小可走来，没有目的，也不寻求意义。

　　《关河令》由两段独白构成，两个讲述者都在自说自话。专车司机通过说话来消磨时间，因为“但凡一不说话，心里肯定就在琢磨事儿”。言语和思考产生裂隙，言语的所指不再是现实世界，因为那些事繁多、凌乱、不清晰，且无法触发行动。如司机所说，“那么多的事儿，琢磨得过来吗，能想明白吗。想明白了又能咋地。”于他而言，讲述这一行为本身就成了意义。

　　在结构更为复杂的《白象》中，不同角色的叙事相互矛盾，互为补充，而每个角色的叙事——如李东方临终前的讲述也是断断续续的，需要提炼重点，“整个叙述相当混乱，其间也有反复”。“我”试着拼凑，却从未成功。这让人想起“盲人摸象”的成语，通过几片零碎的叙事，是否能拼凑成完整的故事？倘若真能拼凑起来，我们限于自己的视角，又该如何去认识它？

　　《清水心跳》更为冒险，班宇毫不保留地揭开了叙事的表层，袒露其肌理与内脏，让我们看见其创作过程，其中陈列着不完整的构思和不顺畅的讲述。他在“序言”里说，《清水心跳》里的每个人都没有心跳。因为“我”和赵晓初都在各自的叙事轨道上，只是两条轨道最终相交于同一个现实，其结果或是交融，或是相撞。

　　在这五篇小说里，班宇为我们呈现了多种叙事的可能，破碎的、矛盾的、虚伪的、不甘的、逃避的……这大概就是小说这种文体的优势，它由叙事构成，同时可以戳穿叙事的诡计。

　　罪的遗传与救赎

　　当叙事受到质疑，角色的讲述会在矛盾下相撞，我们得以穿透裂隙，窥见现实的泥淖，以及从未止息的罪与爱。这本书里的每篇小说都和罪有关，爱自然就成了我们的救赎之路。

　　在《白象》这篇小说里，三辈人的讲述共同钩织成一张罪过之网：冯兆兴因怯弱，在胡荣灿的判决书上签了字；李东方因怯懦，在冯少宝夫妇遇难之际选择回避，又为了私利而检举胡林；胡林灰心丧气、沉迷赌钱，导致妻子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诬告了冯少宝……

　　凡此种种，皆如冯兆兴自省，他是怯懦、消沉的“有罪之人”，没有任何去处，我们未尝不是。或许，我们也会存有胡林一样的侥幸，认为一切似乎可以重新开始。然而，罪过渗入血液，继续涌动、流淌、遗传，如怪物般自行生长，直至吞噬后辈的人生。

　　在《白象》中，困在网中的不只有李东方、胡林等人，还有“我”和胡晓雪。每一代人在享受上一代人荣光的同时，也背负着他们留下的罪过。自降生那一刻起，世界已经如是，我们别无他处可去。

　　在祖辈胡荣灿创作的戏剧里，白象仿佛偶然闯入现实世界的克苏鲁，它的身前是夺命奔逃的人们，身后是凌乱的废墟。到了胡晓雪家里，白象化作了细腻洁白的玉器，躲进玻璃柜深处。即便这样，这只白象仍让“我”感到恐惧。它仿佛会随时醒来，冲向人们，“踏过街道、桥梁与房屋，无人可以驯服”。难怪冯少宝临终前对赵玉莲说，“一匹白象，害我半生，今天我砸了你。”

　　同样，《飞鸟与地下》里小柳在寒冬里推开的窗，《狐及其友》里“我”在深夜里点燃的舞厅，《关河令》里在嘈杂中倒塌的墙，《清水心跳》里李小天在泥坑里掉落的书，皆是被回避、被篡改、被遗忘的罪的记忆，它们藏在人的心底，终其一生都在抓挠、咬啮。

　　以自身遭遇痛斥时代荒谬的一代，也并未让罪止住，下一代仍需寻求赎罪之路。《白象》里，在“我”的眼中，父亲李东方像个失败的锁匠，挂着满身钥匙却一个锁也打不开，而真正挂着满身钥匙的胡晓雪，却带着“我”穿过一扇扇门，让“我”回到屋子中央那块水磨地面。

　　值得留意的是，胡晓雪、小柳、小可、赵晓初都与“我”再次相遇，仿佛命中注定。究其原因，虽然“我”未必是罪的制造者，但唯有“我”意识到罪的存在，也只有经由“我”，我们才能找到救赎之路，这条路就是诗的写作。

　　诗与爱的微光

　　写小说之前，班宇写过很多年的乐评。他的小说里，对音乐的描写俯拾即是。除了赋予音乐以形状、颜色、温度，他的对话里还时常化用歌词。中国古典诗词中，鲜少提及东北的历史及风物，人们找不到可以抒情言志的意象，歌词或许是为数不多的依托。

　　李东方在医院唱着费翔的“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韩家勇在歌厅唱着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专车司机想知道左小祖咒那句“你在下雨的夜给我打了个电话”到底是什么歌……

　　班宇的小说是诗，小说里的人物却说着方言。方言与诗之间的沟壑由音乐和歌词填补，因而，人物始终在幽默和虚无中透着精神的力量，如冯兆兴蟋蟀般对着瓮中的四壁吹口哨，如胡荣灿唱着庄严弥撒赴死。

　　除了语言，班宇的意象也富有诗意：温润光泽的白象，如箭离弦的鸟，迎面走来的沙狐，淅淅沥沥的雨，可容人藏身的植被……然而，诗并非只是温文尔雅，它也有另一种面相，如白象踏过的废墟，巨大云杉构成的迷宫，黢黑墙上的火苗印迹，轰然坍塌的墙，夜晚音乐里喧嚣的狗吠……

　　当温文尔雅与粗粝冷峻混在一起，诗的力量就会爆发，穿透叙事的裂隙，在泥淖中投以微光。所以，班宇的小说会让人愤怒，让人难过，同时也让人温暖，让人感到希望。

　　这一切都关乎爱与友谊：在《白象》结尾，白象从“我”怀中走出来，“我”渴望胡晓雪找到“我”，递过来一只手，带“我”离开；在《飞鸟与地下》结尾，小柳在深林里拉住“我”的手，让“我”感到时间、未知与爱，具体地来到面前；在《狐及其友》结尾，沙狐朝着“我”与小可走来；《关河令》以友人追悼会上的反思收尾；在《清水心跳》的最后，赵晓初靠在“我”身上，“我”渴望与她这样走下去，也希望把小说继续写下去。

　　那么，小说究竟是什么呢？或许真如班宇所说，在今天，人们写它、读它，皆因其什么都不是。我们正是在种种“不是”之间，寻找“短暂而渺茫的确切”。这一点确切的微光，或许就是爱与友谊，我们在彼此身影的陪伴下，踏上救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