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简体字版）

　　钱穆 著

　　商务印书馆

　　 1940年初夏，在中国人民抗战最艰难的时期，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先生出版了他的中国通史教科书《国史大纲》上下册。全书揭示了中国文化悠久、无间断、详密的历史特性，为民族国家铸“国魂”，为抗战中的国民鼓“士气”。书甫一出版，便引起热烈反响，广为青年学生阅读，影响了一代人，被誉为以国史激励民族情感、“书生报国”的典范。

　　 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恰逢《国史大纲》出版85周年，商务印书馆首次推出该书的简体横排版，并在涵芬楼书店举办了“《国史大纲》简体字版新书发布会”。作为钱穆先生的孙女，我受邀参加了此次新书发布活动。

　　 《国史大纲》简体字版出版后，备受读者欢迎。很多读者表示“终于等来了方便易读的简体横排版”，一些已读过繁体竖排版本的读者也再次购入简体新版重读，称“藏繁读简，一藏一读”。

　　 说到《国史大纲》的成书缘起，不得不提到作者“一个人的中国通史”课程，以及另一位学者的恳切敦促。早在初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时，钱穆先生就主张“中国通史”不应采用多人分段讲授的方式，而应由一人独立承担。唯有如此，才能首尾呼应、贯通洞察历史，揭示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质与精神内核。他本人也是这一主张的首位实践者。自1933年起，他独立教授“中国通史”，每周四课时，一年授完。迁至蒙自时，已是他第五轮讲授这门课程。在蒙自，他遇到了昔日学生、如今的同事兼挚友陈梦家先生。陈先生力劝钱先生将“中国通史”课的内容整理成教科书，钱穆却以“颠沛途中材料难全”为由婉拒，认为可效仿赵翼《廿二史札记》的体裁，就特定专题撰写长篇论述。陈先生回应道：“此乃先生为一己学术地位计，有志治史者固然受益不浅，但先生未为全国青年学生计，亦未为时代急迫需要计。”钱先生仍坚持：“兹事体大，流亡之中恐难觅得安稳环境，当俟他日平安返回故都再试为之。”后来，经陈先生再次敦请，钱先生终于被说动，决定改变初衷，确定体例、着手著书。

　　 1938年暑假后，西南联大文学院拟从蒙自迁回昆明。蒙自距昆明280公里，地处滇缅铁路沿线，山水秀丽。祖父与汤用彤、贺麟等几位教授喜爱蒙自的清幽环境，决定暑假继续留居此地，待开学再启程。他们借住在俗称“法国医院”的旧滇越铁路医院内。当时，城中盛传日军敌机即将前来轰炸，而该医院靠近中美空军联合基地，属于危险的空袭目标。几位教授便每日早饭过后离开医院，携带书籍与面包火腿前往郊外山林溪流处躲避，傍晚再返回住地。祖父随身携带的，正是他在北大讲授中国通史时积累的五六厚册参考资料。这些资料经四五轮授课增补而成，从北平逃难时随衣物箱贴身携带，既是讲课的核心资料，更成为《国史大纲》撰写的“唯一祖本”。《国史大纲》的早期撰写，便始于这般躲避轰炸、极不安定的环境中。

　　 暑假结束、开学在即，为避开昆明的人事繁杂，祖父决定寻找一处靠近昆明、既能兼顾授课又能专心写作的僻静之地。说来也巧，他曾乘火车途经宜良，因喜爱窗外山峦起伏的景致，此刻便有意在此定居。宜良县位于昆明东南65公里处，同样地处滇越铁路沿线，交通便利。当时的宜良县县长王丕得知西南联大教授意欲幽居著史的心愿，深为感佩，遂将自己在城西山中岩泉寺内的二层小楼，借予钱教授暂住。

　　 祖父回忆，此后他半周在宜良著书，半周赴昆明授课。每周四午饭后，他从岩泉寺下山赶往宜良火车站，乘米轨小火车穿越十余个山洞，于下午五点抵达昆明。然后乘坐人力车直奔教室，途中买块蛋糕充饥，以便赶上晚七点开始的课。九点下课后，再到昆明市内餐馆用餐。周五、周六两天的课程，因躲避日机轰炸，也均安排在晚上。两个白天，他补读报刊、了解时事学术，或与学生同游。周日一早，他再乘火车返回宜良，午后稍做休整，泡温泉、读陶诗。接下来的周一至周四上午，便在岩泉寺内一心著书。山居寂静，这三四天里，他常常不曾与人说过一句话。汤用彤、贺麟当初曾送祖父到岩泉寺，同住一夜后离去，临别时感叹：“此楼静僻，游人罕至，君一人独住，能耐此寂寞否？”钱先生答道：“居此正好一心写吾书，寂寞不耐亦得耐。”寒假时陈寅恪先生前来看望，也在小楼住了一夜，感慨道：“如此寂静之地，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如此往复成常，真可谓自甘寂寞、动心忍性。

　　 宜良著史的这段岁月，是祖父读写生涯中极为特殊且难忘的时光。著书之余，他常到宜良县立中学图书馆借书，与校长相识后，受邀为中学师生演讲；春天则前往宝洪山上采购新茶，游览当地名胜。如今，宜良县在当年那座二层小楼的旧址上，修建了“钱穆著书纪念馆”。纪念馆门口两侧竖立着十二块石碑，镌刻了《师友杂忆》中关于宜良著书的回忆文字，共计2800余字。文章饱含深情，记述了著书宜良时当地的山水风光、物产交通、风俗人情等，堪称一篇记事记人的散文佳作。

　　 从1938年5月到1939年6月，仅用十三个月时间，53万字的《国史大纲》便杀青付梓。1939年暑假，祖父带着书稿从云南经香港返回苏州探亲，途中将书稿交付战时商务印书馆香港新馆，嘱托尽快出版。香港商务印书馆随后将书稿转交上海老馆负责编辑出版。1940年7月，《国史大纲》第一版在上海问世。书的扉页上写道：“本书谨奉献于前线抗战为国牺牲之百万将士二七，五，一○——二八，六，一四”，其中数字标注的是书稿起笔至杀青的时间范围。该初版在上海仅印刷了数百部，当时有幸购得一套的人，常常被众多学生借来整本传抄阅读。如今，这个初版更是难觅踪迹。

　　 《国史大纲》初版后的近十年间，曾在成都、重庆、上海多次再版印行。据我所见，有1943年蓉一版、1944年渝一版。这两个版本受战时条件所限，采用粗糙的手工土纸印刷，工艺简陋，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被称为“国难版”。“国难版”的另一显著特征，便是扉页上均印有献给牺牲将士的那一行文字。1947年5月，上海出版“新中学文库”版；同年9月，上海又推出“部定大学用书”版。

　　 烽烟著国史，绝徼续斯文，为中华民族续写新的华章。《国史大纲》饱含作者对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的深刻洞察，他提出的本国历史应具有“温情与敬意”的主张，“一部中国史就是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以及“国之兴亡，首在文化盛衰”的大文化史观，成就了这部肩负时代使命、融入作者全部生命激情与精研覃思的经典著作。

　　 （作者：钱婉约，系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