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年7月，编写《新华字典》的新华辞书社和民国时期编写《国语辞典》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并入语言研究所，加上研究所的部分人员共40人组建词典编辑室，吕叔湘先生任编辑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主编。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筹备，1958年开始编写《现汉》，1960年印出“试印本”征求意见。1961年丁声树先生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印出“试用本”送审稿，并于1973年内部发行，1978年12月《现汉》正式出版。此后多次修订，目前已出至第7版。

　　经过70年的洗礼和沉淀，《现汉》凝聚了几代学人的心血和智慧，始终聚焦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发展需要，不负使命，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我国是多民族、多语言、汉语内部方言众多的国家，推行全国通用的语言文字历来是语言文字工作的重中之重。20世纪50年代国家就确定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进入新世纪，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仍然是语言文字工作的核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2000年颁布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三条指出，“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2025年底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修改为“国家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再到新时代，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方针从“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到“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再到“聚焦重点，全面普及，巩固提高”，普及力度不断加大，普及程度和质量不断提高。《现汉》作为语文辞书的典范，以其权威性和科学性，对推广普通话、消除语言隔阂和方言障碍、消除文字分歧、增强国民语言能力、提高全民语言文化素养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现汉》根植于现代语文生活，兼收通行相对广的方言词（包括港澳台等地区词）和口语词，用“〈方〉”“〈口〉”标识，客观记录和反映了现代汉语词汇的丰富面貌。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现汉》是各民族使用的共同语词典，对增进各民族交流、促进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在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一些词语进入汉语，《现汉》收录这些词语并标注语源，如【戈壁】【孜然】分别标注“[蒙]”“[维]”等。《现汉》的经验还能为民族地区辞书建设提供指导和借鉴，以《现汉》为母版的汉维对照版、汉藏双语版等的编纂和出版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过程中“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的体现。

　　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增强全社会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现汉》落实规范文件所制定的规范标准，其内容本身就是语言文字规范性的体现，能够给规范文件的制定提供参考和依据。《现汉》的规范化意识具体表现在注音、字形、词形、释义等多方面。

　　汉语规范化首先要实现语音规范化，重点在于字音的统读。《现汉》的编纂和普通话审音准备工作同时起步。审音准备工作由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与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合作，《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1963年辑录）由《现汉》主编丁声树先生最终审定。辞书编纂和规范制定融为一体，实现了辞书规范与语言规范的统一。

　　字形和词形的规范是《现汉》规范性的重要体现。《现汉》以简化、整理过的规范汉字为正体，繁体字和异体字附列在后。《现汉》系统整理了所收多字条目的不同写法，使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加以呈现和引导，体现了在促进汉语规范化这一历史使命上的自觉担当。

　　释义是一部词典的灵魂和生命。《现汉》释义的规范性主要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释义的语言合乎规范，对词义理解准确、概括精当；二是收录的词义合乎规范，能够反映现代汉语普通话词义系统。

　　规范应根据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现汉》坚持“守正创新”，紧密贴合社会语言生活，处理落实语言规范与反映语言生活实际的关系，以确保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语言文化需求。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中文是中华优秀文化的载体和重要内容。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文化自信”写入立法目的，并指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2025年12月16日，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深入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 提高全民语言文化素养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建成，实现科学阐释、教育普及、资源开发、数字赋能、队伍建设、推广传播、交流互鉴等协同发展。《现汉》蕴含很多历史和文化信息，践行着以语文辞书建设推进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发展的时代课题。

　　附列繁体字，不忘汉字来时路。汉字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中经历多次演变，始终使用并发展着，从未中断。繁体字作为汉字的一种历史形态，跟其他汉字形态一起，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民族智慧。《现汉》在推行规范汉字的同时，以括注的方式列出繁体，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汉字传统的表意性，体现了文化的延续性。港澳台地区和部分海外华人社区仍使用繁体字，词典保留繁体字也有助于维系共同的语言文化认同。

　　指示旧读和文白异读，记录语音变迁。汉语语音不仅因历史的变迁而演变，还因地域差异而产生各种形态，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现汉》推广普及普通话，在落实语音规范的同时，保留了一些较为常见的历史读音，用“旧读”体现，如“夸父（旧读fǔ）”，“大乘（旧读dàshènɡ）”。这种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约定俗成”与“文化溯源”的关系。而“嚼jué义同‘嚼’（jiáo）”“剥bō义同‘剥’（bāo）”等对文白异读的交代，则为观察标准语音系对方言音系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窗口。

　　标注时代信息和语源，系联词语的时空特点。《现汉》用“〈书〉”标注书面上的文言词语，有时在释义中用“旧时”“古代”“多见于早期白话”等对不同时间层次的词加以说明。用“〈古〉”标注古诗文中常见的古今字或通假字，如在“队”下注“〈古〉又同‘坠’”，“蚤”下注“〈古〉又同‘早’”。外语借词附注外文，如“沙龙［法salon，客厅］”。这些常用词语的语源标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收录文化词语，诠释中华文化气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智慧，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现汉》收录了大量典型的文化词语，包括历史文化词语、思想文化术语、成语典故，以及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词语等，埋下了很多文化记忆脉络。《现汉》以条目为载体，“润物无声”地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气象。这是《现汉》文化自觉的体现，也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

　　习近平主席在致2024世界中文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中文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智慧，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重要公共文化产品，支持服务国际社会开展好中文教育是中国作为母语国的责任。由《现汉》系统确立并推广的汉语语音、形体、语义、语法等规范，为全球中文教学与学习提供了权威、统一的标准。《现汉》的国际化编纂与应用是推动中文走向世界的基础性工程。《现汉》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使它成为世界了解和学习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有助于促进文明互鉴、增进国际理解。《现汉》的数字化辞书，为传统辞书的现代化传播与利用创造了条件。

　　语言文字事业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社会性和全民性特点，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立足新的历史条件，《现汉》必将继续锤炼和提升自身，积极主动对接与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为助力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苏颖，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词典编辑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