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议是古代官员向君主陈报政事、论析时势的政务文书，素有“经国枢机”之称，其渊源可溯至先秦“上书”，汉代之后逐步演化为章、表、奏、议等专属文体。历代官员奏议卷帙浩繁，奏议编纂赓续不绝，成为探究历代政治决策、制度建构、社会变革、文化传承的珍贵史料。现存古代奏议多收录在个人文集、官方史书、乡邦方志、经世文献及奏议总集。这些奏议既承载着王朝的政情走向与舆情态势，又凝聚着君臣的治世韬略与治国智慧，是古代王朝重要的决策依据、治国镜鉴和思想渊薮。

　　奏议是重要的决策依据

　　历代王朝波谲云诡的政治格局与风云激荡的时代变局，催生了奏议信息，激发了奏议热情，形成了奏议传统。在不同历史时期，各级官员针对政治生态、君臣修为、治国方略、社会风气、民生大计、道德教化等现实问题“通而论之”（《后汉书·百官》），抒发针砭时政、敷陈国事之志，践履治国安民、经邦济世之道。同时，朝廷广开言路、官员洞察时政和民众呈报舆情，是生成、传播奏议信息的现实保证。其中，朝廷广开言路是奏议生成的前提条件，百官“直言极谏，实封投进”（《皇朝编年纲目备要 徽宗皇帝》），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时代的舆论生态。官员洞察时政是其探悉时事、揭露时弊的自觉行为，也是奏议信息的现实来源，充分反映了奏事官员“审民之好恶，察政之否臧”（《范文正公集 用天下心为心赋》）的担当作为。民众呈报舆情是朝廷洞察舆情、体察民意的广泛途径，也是评判政治得失的重要依据，“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论衡 书解篇》）。这种自下而上的舆情信息，是民心、民意、民愿的集中体现，也是官员奏议信息的普遍来源，其鲜明的舆论诉求彰显了民间舆情对于奏议生成的促进作用。

　　古代奏议大多旨趣高远，意蕴丰赡，既有官员擘画政务、条陈方策的“公事”，如《历代名臣奏议》所列敬天、治道、法祖、经国、仁民、务农、选举、考课、勤政、节俭、法令、兵制、荒政、水利、赋役、屯田、漕运、理财、御边等；也有官员陈说己怀、述禀私情的“私事”，如谢恩、告假、休致、封赠、丁忧等。这些议事主题涵盖治国理政的各个层面，构成历代王朝政治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与核心依据。其中，奏议所言“公事”多关乎国计民生，具有谋政、劝谏、陈情、明道等经世功用。如汉初民生凋敝，社会残破，晁错等观古鉴今，劝谏君主轻徭薄赋、约法省刑，安定人心，强调“欲民务农，在于贵粟”（《汉书 食货志》）。北宋中叶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王安石等奏论变法“正在今日”（《王安石文集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建议朝廷修明法度，革除积弊，富国强兵。明初，天下甫定，百废待举，解缙等疏陈治道，所言天道地利、朝政国事皆通达体要，裨于治道，堪称“王政之大端”（《解学士全集 太平十策》）。凡此，奏议是古代官员基于时势提出的应对策略和治理构想，具有深刻的历史依据、坚实的现实基础和明确的治事指向，因而多被皇帝采纳批准，甚而著为诏令、定为国策。

　　奏议由政论文本转化为国家政策，需经呈递、批阅、决策等环节。历代奏议呈递一般由专门机构或官员负责，如汉代的邮亭、邮驿、公车司马令等掌理“天下上事”（《后汉书 光武帝纪》）；宋代入门司、通进司及中书省等钩稽“内外章奏案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明清通政司、司礼监、文书房、奏事处、提塘官等掌司“封进本章”（《明史 职官三》）。奏议呈至皇帝后，一般有直接批阅、阅而不批、先议再批、委托批阅、留中不批等处理方式。其中，皇帝批阅最为常见，或为肯定性批阅，批语有“可”“从之”“知道”等；或为否定性批阅，批语有“不可”“不从”“再议”等。有时，对于一些事关重大或存在争议的奏议，皇帝会交付相关部门或中枢重臣先行核议，再作批复。奏议批阅后，再经备案、存档、核议、销号等环节，最终下达相关部门依规执行。在此过程中，奏议呈递虽偶受皇帝搁置、权臣干预、言官封驳、言路壅塞等因素影响，甚至出现“结舌不敢言”（《晋书 乐下》）、“留中不发”（《明通鉴》卷七四）等情形，但总体呈递有序、决策规范，保障了奏议的议政效能与决策价值。

　　奏议是有效的治国镜鉴

　　在古代国家治理中，奏议是官员陈奏政治主张、参与治国实践的关键途径，也是历代王朝传递政务信息、实施政治决策的重要渠道。一方面，皇帝广纳直言，群臣贡献筹谋，体现了奏议决策的“民主”倾向和君臣理政的“共治”格局。另一方面，历代王朝的制度构建、政策决断和国家治理，常经由奏议来实现，奏议的运作过程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国家决策酝酿、政令拟定的生成机制，蕴含着丰富的治国之道。

　　奏议是君臣互动的重要载体，反映了为君之道和人臣之义。古时君臣沟通，以面奏、书奏为主。其中，面奏是大臣当面向君主启奏政情、对答政事与商讨政务；书奏则是官署或官员通过呈递文书奏请君主裁决审批，二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共同构成古代奏议的基本形态，并对君臣有效互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凡奏议畅通，则“君臣情通，政是以和”（《明经世文编 灾异陈言疏》）；凡奏议堵塞，则君臣壅蔽，“下情不通，利害不达”（《诸臣奏议 答诏论彗星陈四说》）。纵览古史，但凡盛世治世，必有明君在位、贤臣辅政。只有君主广开言路，虚心纳谏，贤臣才会尽心辅弼，直言进谏；只有舆情和顺，政情通达，时事才能及时上奏，妥当处置；只有君臣同心协德，共图康济，国家才能政通人和，兴化致治。如汉代“文景之治”，文帝“礼言事者，不伤其意”（《风俗通义 正失》），才有陆贾、贾谊等纵论时弊、勤求治理的当世贤臣。唐代“贞观之治”，太宗“闻过即改，从谏如流”（《旧唐书 岑文本传》），延揽魏征、房玄龄等敷陈时势、洞达机宜的重臣。明代“仁宣之治”，宣宗“乐闻直言”（《宪章录》卷二三），重用杨荣、杨士奇等奏言时政、同心辅弼的能臣。

　　奏议是君臣理政的关键环节，承载着治国之道。历代官员通过奏议阐发治国理念，参与治国实践，他们或以理性的论说建言献策；或以激昂的言辞针砭时弊；或以含蓄的文句述史寄怀，尽管历代王朝国情不同，政情迥异，但核心终究不离国计民生，因而奏议所论多为治国要道，反映了官员的报国情怀与经世意识。一方面，官员奏议因时制宜，以确凿的事实和充分的事理，提出了立足现实而又兼具远见的治理方略，如汉代贾谊《治安策》提出“削藩之策”，宋代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倡“约唐之法”，明代潘季驯《申明修守事宜疏》提议“治河之法”等，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战略性。同时，官员奏议又居安思危，以忧患意识和济世情怀，指明着眼时弊而又统揽全局的理政方策。如唐代韩愈《论佛骨表》反对奉迎佛骨，宋代苏轼《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奏言青苗之弊，明代雒于仁《恭进四箴疏》痛斥神宗“酒色财气”，皆彰显出可贵的反思性与批判性。由此，奏议便成为评判时事、检视时势的一把“标尺”。另一方面，天下时事经由不同渠道汇成舆情，舆情又经由官员整合形成奏议，奏议再经由传递呈达御前，最终经御批形成国家决策。奏议亦成为折射时政、观照理政的一面“镜子”，并在特定历史时期影响着政治生态和政局走向。

　　奏议是深厚的思想渊薮

　　奏议是史实的载体、国策的依据，亦是思想的渊薮。作为奏议的书写主体，历代官员既是朝廷命官，也是学林文士，他们以官员身份担负着“平治天下”（《孟子 公孙丑》）的政治责任，又以文人身份发挥着“立德立言”（《范太史集 告文正公庙文》）的文化功能。这种双重身份使其奏议既有官方文书义例谨严的政论色彩，也兼具文史撰述意蕴深长的哲理倾向，蕴含着匡世辅政、忧国恤民、重儒崇道等多重价值取向和思想境界。

　　奏议论事的显著特点是古今一体、事论并举，凡事实选取、对策指向、价值评断等核心问题，大体遵循特定的历史向度和价值尺度。一方面，奏议体现历代官员对历史的理性思考，具有“千古政治之鉴”（《四库全书总目 诏令奏议类》）的论事特点。奏议所论并非对现实问题的浅层描述，而是言之有史、论之有理的深度阐释，具有深远的历史依据和深邃的思维趋向。如奏议对天人关系、天理人欲、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古今关系、势理关系、德法关系、正朔关系、礼教关系、义利关系、“华夷”关系、内外关系等核心命题的系统阐发；对古代王朝分权与集权、政统与道统、改革与保守、统一与分裂、治理与衰乱、和平与战争、良善与奸邪、边缘与中心、中央与地方等对立关系的辩证思考，皆是官员对“古今大势”（《国榷》卷八六）的深度省思，亦是奏议鉴史意识、言事方式、议政模式日益成熟并走向学理化、义理化的重要标志。

　　另一方面，奏议是历代官员对所处现实的思想认知，表现出以事明理、以事言志的论事倾向。奏议所论并非空泛的道德说教，而是言之有物、论之有据的“问题”寻绎，具有真实的现实场景和真切的问题意识。如官员奏议时，时常紧扣述事陈理、讽喻朝政、因承宪章、征用典故、汲取经验、揭示规律等事关盛衰治乱的重大现实问题，饱含了历代官员“为经世者计”（《四库全书总目 诏令奏议类》）的治国理念。在论事技巧上，讲求会通古今、明辨是非的宏阔视阈；在文辞表达上，力求文意精透、义理深邃的严慎境界；在价值导向上，追求治国安民、忠君报国的经世格调。奏议所论既有承平之世的经世观念，也有危难之时的忧患意识；既有衰敝之秋的革新精神，也有板荡之期的救国情怀。凡此，皆彰显了奏议官员的政治智慧和治国理念。

　　总之，奏议是古代王朝现实的产物，也是现实的反映，其独特的主题内容、运作规制和文化底蕴，反映了古代官员的政治品格和精神追求，体现了君臣议政的生成逻辑、互动机制和共治模式，昭示了国家治理的轻重缓急与是非得失。可以说，一部奏议史，近乎一部古代治国思想史。

　　（作者：展龙，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