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章有时难免引经据典。普通人总要搬出大人物、大事件来论证文章的说服力，但因读书不多不深，往往不能融为一体，破坏了文章的气脉。善于写文章的人则用典自如，读起来让人感到舒服自然。

　　比如史学家陈寅恪1938年6月作于云南蒙自的《南湖即景》。“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酲。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此诗用典多且密，但又没到晦涩的程度，对历史稍有了解的读者大致能猜到作者之意。以最后一句为例，“日暮人间几万程”，用的是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庾信的“日暮途远，人间何世”。

　　诗能呈现此种风貌，是陈寅恪深厚的古典功力所致，情绪与观感都在言说古事兼指时事中呈现。这种“暗”功夫，是把烂熟于心的人与事藏头去尾地写出来，古典与今事随情绪往前推进。

　　另有一种“暗”功夫，不是在诗中有技术地铺排古典与今事，而是作者出于种种思虑，不明说不直说。

　　史学家顾颉刚不常写诗，但在1927年的日记中写了好几首。他的诗不像陈寅恪知识密度高，而是婉约词风致，清丽可人。比如这首《无题》：“昔年泉石好盘桓，襆被裹粮性莫殚。今日西园临水坐，湖山满眼怎无欢？”似乎是在记述一次与友人难忘的游玩经历。不常写诗却忽然诗兴大发，这多少令人疑惑。这个谜底，直到我仔细阅读了顾颉刚写给妻子殷履安的家书才得以揭开。1924年5月，顾颉刚写给殷履安一封长信，信里讲述了和同伴以及学生游玩北京郊区的经历：“我们既定计住在南口，时间尽是从容。于是走到山中去，在流泉的旁边坐着。缉熙替我们照了不少相片。我最爱的是泉石，任意的走，看见可爱的地方就坐一回，或卧一回。泉流经过不平的地方，淙淙的声音不绝，仿佛把脏腑都洗涤了。”两相对照，就能明了顾颉刚诗中“泉石”的来处。

　　这一种“暗”功夫，读者不需要去索解诗中的典故，但对作者周边的人与事要十分了解才能读懂。陈寅恪与顾颉刚的写诗风格大异，但都把诗当成自己精神丝缕的延长。

　　还有一种“暗”功夫，是作者想有意识地呈现某种艺术效果。汪曾祺的《翠子》是典型例子。这篇小说的故事十分简单，“我”的母亲去世，父亲忙于工作，便找了一位19岁的女孩翠子照顾“我”。“我”对翠子很有好感，便央求父亲把翠子留下来，但父亲说翠子要嫁给一个跛腿男人。“我”听了十分不乐意，父亲说这件事他不能管。故事最后的走向汪曾祺没有明说，小说最后一句话是，“翠子站在我床边，眼睛红红的”。读者看到这样的结尾，以为父亲对翠子印象不好，其实不然。汪曾祺很巧妙地写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一般都轻轻地放过了。有一天晚上父亲回来晚了，翠子提着风雨灯穿过黑黑的过道为父亲开门，回来的时候，“看烛火一步一步的近了，却是父亲提着的。翠子静静的跟在后面”。按理说，应是翠子在前父亲在后，这说明父亲与翠子互有情愫，与后面“不能管”形成一种对比，也许父亲有不得已的苦衷。这是汪曾祺20岁时的作品。汪曾祺想传达一种世间好物不坚牢的悲伤。

　　在关键地方淡淡地写、收着写，这种写法如果看懂了很动人。这里的“暗”功夫是暗藏机关，很考验读者的细读功夫。

　　不露痕迹的用典、不明说直说的抒情、有意写下的句子，都是写作者功夫“暗”藏的体现，是写作者的心营意造。既然是心营意造，怎会轻易示人？清人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说“言情不欲尽，尽则思不长”。我理解的“尽”是一览无余之感，如此写文章就失去了回甘与余味。不管是诗还是小说，我以为总要把自己的心思藏一点，与其声嘶力竭宣泄无余，不如有技巧地写、淡淡地写，露一角即可，不要让人一下子就看明白。

　　对写作者而言，隐隐地写，则是写作水准的体现。写作是一种智力较量，刘勰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写作者因为情感催动而发出文辞，但优秀的作者往往暗藏心思，粗心的读者一目十行读过去，没有任何印象。所谓“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只有细心的读者才能做到。从这个角度讲，读者能否辨识作者的“暗”功夫，也得自己有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