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历史，在传统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变化的宏大版图中，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有着特殊的地位，突破了程朱理学的藩篱，开启了陆王新风，引发了晚明思想文化的变革。李渭是明代中后期阳明后学的核心人物之一，与马廷锡、孙应鳌合称“理学三先生”，影响颇大。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朱翊钧曾赐联“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黔诗纪略》）。李渭的心学思想，不仅在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阳明心学，而且推动了其边疆化、本土化扎根，铸就了黔中儒学的精神高峰。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孙应鳌赞李渭：“如闻一妙语，为破半生愁。”（《黔诗纪略》）李渭去世后，贵州巡按薛继茂“建祠祀之”。因此，挖掘、阐释李渭心学思想的理论精髓与实践品格，对于今天我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李渭出生在贵州铜仁思南，早受庭训，注重儒学传统，后问学于阳明嫡传弟子蒋信，深悟阳明心学思想的精髓，又融通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与罗汝芳“赤子之心”的思想精华，打破了地域与学派壁垒，将南北心学思想融于一体，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独特的心学思想体系，实现了扎根贵州本土的创新发展，走出了一条“笃实重行、经世致用”的治学之路。

　　李渭的心学思想体系内容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必为圣人”。李渭天生异禀，聪慧好学，勤奋努力，尤其是受陈献章《禽兽说》的影响，树立了“必为圣人”的人生理想。自此，他无论是求学或是做官，都坚持“必为圣人”的理想信念，一生从未放弃，以做“圣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李渭曾与明朝理学家耿楚侗一起探讨过如何成为圣人的问题。耿楚侗认为，成为圣人有八条标准，“缺一不可”。李渭非常赞同，并对照其标准进行自我审视，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其中的七条要求，但还是有“道眼未醒”一条没有做到。为此，他独自在田园生活，“日出复日入”地努力学习实践。李渭还借桐崖的凤雏说出了“相扶不易闻，一鸣兴圣王”的志向。李渭之所以确立“必为圣人”的人生目标，是因为他深信，即使是普通百姓，只要做到了“志孔孟所志，学孔孟所学，”则“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亦孔孟矣”（《黔诗纪略》）。

　　二是“以仁为本”。“仁”是心学思想的理论根基。他认为，“孔学，学仁也”，即孔子之学说，最重要的不是别的，而是“仁”。在李渭看来，“孔子之仁，即树根柢也”（《黔诗纪略》），即将“仁”比喻为大树之根柢。万物一体是心学思想的最高境界。为仁书院有“天地万物，一仁之贯，相与维系于无穷也”（《思南府续志》）的记载。而为仁书院正是李渭讲学处，其“为仁”二字昭示了李渭讲学的主旨。“仁”，既蕴含于天地万物之中，又是万物一体的纽带。程颢曾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二程遗书》卷二上）仁与物同体，并包含义、礼、智、信“四德”。李渭在《同野自纪》中有“道不明，则仁体裂，天地闭”，表达的也是这个道理。李渭还对达到“仁”之途径进行了探讨，认为需要坚守儒家的行为准则，不断克服自我的私欲，使之合乎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

　　三是“毋意修身”。“毋意”源自《论语·子罕》篇，李渭将其创造性地发展为心学思想体系中最为核心的修养功夫。“毋意”之“毋”与“无”同意、“意”乃“私意”。“毋意”即是指没有私意。王阳明很少提到“毋意”二字，但他并非没有“毋意”的思想，而是将其纳入“诚意”的范畴。李渭则与之不同，是以“毋意为宗”，提倡做学问、做人，都要去除主观臆断、不刻意安排，主张仁体不离日用，在日常行为处事中自然体现良知。李渭还将其居所命名为“毋意轩”，以致其高足萧重望用“毋意”对其学问进行概括。贵州清代后学俞汝本也说：李渭的心学“以毋意为主”。可见，“毋意”在李渭心学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李渭之“毋意”，与王阳明之“诚意”也是相通的——两者都认为人的意念必然会掺杂具体个人之私意，并且这种“私意”乃有善有恶。其区别在于：王阳明倡导用“良知”来为善去恶，从而提出了“诚意”论；李渭则用“仁体”来为善去恶，提出了“毋意”论。李渭强调“仁体”，是有其良苦用心的，因为“良知现成论”带来的空疏流弊已经在当时的阳明后学中显现。为达至“毋意”之境，李渭还提出了“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即在具体学习的过程中，首先要纯洁其学习动机，端正其学习态度，发扬“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精神，努力做到“慎独”。

　　四是“先行其言”。李渭在其《先行录》中提出了“先行”说。李渭“先行”说，意即“行”在“言”先，先实践然后再说出来，其源头可追溯至《论语·为政》的“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直接的启示则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李渭的“先行”，是在认同“知行合一”的基础上对“行”的优先性或优位性的强调，而不是对“知行合一”的片面理解。为此，他又举例说明：“学贵修行，若不知德，与不修等。如入暗室，有目不见，以手扶壁，有足不前。”（《愿学集》卷四）他只是以“行”统摄“知”，而非以“行”取消“知”。李渭不仅强调“先行”，而且躬行“先行”。李渭“为政迥与俗吏不同”，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在安徽和州任上“兴学校，抑吏胥”（《澹园续集》卷十），在广东高州府同知任上“修复书院，教授诸生，亹亹不倦”（光绪《高州府志》卷二十五），在云南参政任上“浚松溪水，灌田万余顷”（《御定渊鉴类函》卷一百〇九）等等。乾隆《云南通志》记载，李渭“与旴江罗汝芳同官，罗兼谈性命，而渭一意实践”。

　　五是“一介不取”。李渭在温习《孟子·伊尹耕莘章》时悟出，学问修养在于日常事务中克制私欲，于是得出“尧舜君民事业，自一介不取”之理。李渭在任职廉州公署期间，有合浦、化州和吴州等县的官吏送来金银、美珠等财物，他均一一拒绝，并对他们说，金银美珠并不是什么宝物，而是害人之蛇蝎。在广东任职期间，李渭认为人民侵扰滋事其根源在于为官者欲念太多。其“弥山中盗易，弥心中盗难”就是对王阳明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心学思想的另一种解读。

　　穿越数百年时空，李渭的心学思想，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今天传承李渭的思想智慧，要去其糟粕、取其合理内核，志存高远、守住本心、顺应自然、笃行实践、清廉自律，让这位明代大儒的思想，成为我们当代中国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侯乃祯，系贵州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贵州大学“心学”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