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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学转型期诗歌的变革及其现代性启示

发稿时间:2026-05-20 11:27:00 来源: 中国文化报

  胡晋菘

  近代中国经历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系统性变革,文学也发生了转型。新诗的诞生,是文学转型的重要标志。它打破了传统格律,并在内容与形式上进行了大胆创新。本文旨在探讨新诗的出现以及其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意义。

  文化突围与重构

  近代中国的变革是系统性的。政治上,战争等因素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动摇了文学依附的礼乐根基;经济上,现代工商业与交通技术的兴起催生了新的描写对象、传播媒介与城市读者群;文化教育上,科举废除与新式学堂设立使文学逐渐成为参与社会启蒙与建构国民认同的公共实践。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的理论,在《今别离》《哀旅顺》等作品中融入了地理新知、科技意象与家国悲情;裘廷梁强调“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主张……这些探索虽未彻底突破格律,却为新文学的诞生埋下了思想伏笔。

  从诗界革命到白话新诗的范式转换

  新诗历经20余年酝酿,终于在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后实现范式跃迁。该文以“八事”为纲,包括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等。这表明文学不再是“代圣贤立言”的工具,而应回归“言志”本质,成为个体生命经验的真诚表达。1920年,胡适的《尝试集》作为首部白话新诗集的出版,其历史意义远超文本本身。它以《蝴蝶》《一颗星儿》等作品宣告,诗歌可以不用典、不押韵、不讲平仄,只要准确传递现代人的感官印象与心理节奏。

  新诗之新,体现为诗歌语言、形式体裁、精神内涵三重维度的协同转变。首先是语言层面,体现出“言文合一”的特点。白话取代文言,不仅是词汇替换,更是思维语法的重构,更契合现代人对理性关系的精确把握。其次是形式层面,体现出诗体的“自由解放”。新诗改变了古典格律诗严密的形式规定与约束,借鉴自由诗体与象征主义诗体等形式,发展出分行、意象叠加等现代诗的艺术特征。比如,郭沫若的《女神》以火山喷发式的节奏构建出了狂飙抒情的形式主体;闻一多的《死水》通过音尺、视觉排列的形式体现出理性的节奏。二者看似对立,实际上有着同一现代性的诉求,即形式不再服从于外在规范,而是服务于内在情感结构的有机呈现。最后是精神层面,体现在诗魂的“主体觉醒”上。其变革在于抒情立场的转换,从代言转向了个人的表达。比如,诗人在《女神》中发出“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的宣言,是尼采式超人的意志与中国五四青年的生命热情的双重投射;诗人徐志摩善于对存在瞬间的敏感捕捉,他在《再别康桥》中写道“轻轻的我走了”,也凸显出对自我的观照;戴望舒的诗《雨巷》中“丁香一样的姑娘”的朦胧意象,则隐喻着都市现代性的情感,如疏离、期待、幻灭。

  新诗的文学实践与多维辩证

  新诗的诞生对于中国文学正式进入现代文学阶段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文学现代性,是在传统资源与外来冲击、民族危机与个体觉醒、启蒙理想与审美自律等多重张力中动态生成的复合体。

  首先是语言的现代性。白话诗运动使书写权利从精英阶层走向了大众化,为思想启蒙提供了传播基础。其次是诗歌形式的现代性。闻一多“三美”理论(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表面上承袭西方的诗学体系,实际上是对中国古典声律、意象、结构的创新转化,体现出现代汉语诗歌的美学特征。比如,诗歌《死水》中“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便充满顿挫与凝重的节奏感,诠释了“音乐美”;再如《死水》每行9个字,汉字排列匀称呈现出“建筑美”;而“绘画美”则是诗中融合了色彩的感觉,如《红烛》中的颜色描述:“红烛啊!/这样红的烛!”最后是诗歌精神的现代性。比如,在郭沫若的诗《凤凰涅槃》中,既有浪漫主义特色,又有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的大义表达,可以说诗中那重生的凤凰既是诗人自我人格的夸张,也是整个古老民族渴望新生的隐喻,排比句式的诗句“我们新鲜,我们净朗,我们华美,我们芬芳”,表达出个体解放与民族复兴之间的紧密联系;李金发在诗歌《微雨》中写道“我的灵魂是荒野的钟声”“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直接面对了自己的内心感受;还有冰心的作品,开辟了温婉而坚定的抒情之路,在诗歌《繁星》中,她写道:“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将母爱、童心、自然的真挚情感融入其中;穆旦在其诗《森林之魅》中写道:“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也是饱满热烈的情感表达,他还在《赞美》一诗中直面民族的苦难,“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这些表达共同指向一个命题,即文学必须直面人的生存困境——在传统崩塌后如何安顿心灵?在民族危亡中如何确认自我?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下如何守护文化的根性?

  新诗的变革历程不仅解构了古典诗歌的体系,更通过语言的民主化、形式的实验性、精神的个体化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方法论范式。而当下面对人工智能、短视频、消费主义等新的挑战,新诗的启示在于,文学现代性不是对西方的简单模仿,而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寻找属于本民族的文化表达方式。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