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夏天，季进开始整理夏志清、夏济安兄弟的往来书信。600余封，横跨18年。他原本期待从中读出两位学人的家国情怀与学术宏图，结果却发现——兄弟俩聊得最多的，是今天看了什么电影、明天去哪里吃饭、这件衣服好不好看。那些关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宏大叙事，在这些琐碎的日常面前忽然失语。学术从来不是抽离于生命的枯燥推理，而是有体温的、带着饭香和戏票折痕的人间烟火。这个发现，后来悄悄融入了季进的研究里。他花5年时间编注五卷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那种对海外汉学生态的沉浸式理解，也渗透进这部《世界中的当代文学》（译林出版社）。扉页上并没有这句话，但全书都在说：理解他者如何读我们，首先要理解他者如何生活。

　　季进把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定义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涉及翻译、出版、发行、阅读、研究、改编等环节的“综合性的复杂的文化工程”。全书六辑，前四辑是具体的作家作品，后两辑是历史梳理和理论建构。他提出三种研究思路：史化观察、量化分析、质化研究。又提炼出追问当代文学的四个维度：海外传播史，与古代、现代文学的承续关系，与世界文学的互动对话关系，社会主义文学审美经验在当代文学海外形象塑造中的作用。这不是拼盘，而是脚手架——把“走出去”这个老话题，架到了文化政治、翻译伦理和世界文学机制的多层地基上。从“现象”到“系统工程”，季进决意在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中转换视野。

　　季进在海外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深耕20多年，对汉学家的熟悉，使全书读来有种“自己人”的味道。他不只读他们的书，还访谈过其中大多数人。这种在场感使他在处理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人所构成的学术脉络时，不仅说得清观点，还能道出观点背后的学统、偏见与困境。比如他梳理出作为文献、学科、方法和机制的四种研究框架，把海外汉学从“别人怎么评价我们”的简单猎奇，提升到知识生产机制的分析层面。这等于说：别只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好不好看，先搞明白这面镜子是怎么磨出来的、谁在磨、磨给谁看。对当代作家的跟踪式阅读同样见功力。他写刘亮程的《本巴》，看出这位新疆“隐士”如何从蒙古族史诗中提取梦意象，用一种最不“全球化”的方式回应本雅明的“讲故事的人”命题。写迟子建《东北故事集》，指出那些古史旧事，也是当代的历史镜像。阿来、麦家、毕飞宇、格非、莫言、刘亮程等14位作家次第登场。季进不堆砌术语，而是用敏锐的直觉抓住每个作家的要害，再放到世界文学的参照系里掂量。这种“个案+比较”的写法，让全书有了血肉。

　　这本书最精彩的理论推进，或许藏在《视差之见》一文里。季进坦率承认：海外与本土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阐释，存在观念、材料、方法和价值四个维度的分歧。不同的学术语境、问题意识、读者预设，必然产生不同的“看”。关键是如何对待这些分歧？季进认为视差本身有生产力：海外学界提供的不是答案，而是一面他者的镜子。我们透过镜子看自己，看到的是只有站在这个角度才能看到的侧影。“作为方法”的海外汉学有多重面向，有些是海外学者自觉的方法论，有些则是本土观察者的归纳。主客观交融，已经很难拆解。但恰恰是这种模糊地带，蕴藏着对话的可能。跨文化研究需要一种“分寸感和界限感”，既不神话他者，也不闭目塞听。在作者看来，理想的做法是不争谁对谁错，而是承认差异，然后以对他者的理解为起点，回头反观自身。总之，在季进看来，视差不是障碍，而是资源。这让我想起他在“走出去”之后又提出“走回来”——走回当代文学本体，走向多元协商，走向民间交流，走向人机对话。“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回来”，这才是完整的循环。

　　这本书看上去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进入世界”，骨子里问的是另一个问题：当我们在不同学术语境中看同一部作品时，能否在差异中找到一种可持续的对话方式？季进的回答是乐观的。他用“巴尔干化”和“克里奥尔化”两个概念描摹海外传播的复杂权力构型，又用“超文化”来消弭时空界限，让不同研究在关键词汇聚中重叠对话。这不是要消除差异，而是在差异中寻找“并发与互文”的研究形态，以此提出并回应海内外中国文学学术共同体如何可能之问。

　　书中有个段落写得好：“我们应该在‘我看’和‘他做’之间看到落差，阐明实质，挖掘对话潜能，形成逻辑上的正反合。”这话朴素，但分量不轻。它意味着学者需要兼具两种眼光：一是本土的、深情的；一是世界的、自省的。两者叠加，才能产生视差深度。季进想要说明：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化，不是一条单行道，而是一场双向的、有痛感也有惊喜的跋涉。而学术共同体的可能，恰恰藏在那些“视差之见”里——你从这边看，我从那边看，风景不同，但山还是那座山。

　　（作者宋炳辉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