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笔记体小说上承魏晋，中经唐代，至宋代时已日臻成熟。这种“成熟”既是指越来越多不同阶层创作者的出现，也是指此类小说文本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更是指作为一种小说文体，其叙事观念的逐渐成形。遗憾的是，在当前小说研究的语境里，人们常以话本为有宋时期的文体代表，而笔记体小说则成了被忽视、被冷落的对象。其实，如果放弃以西律中的认识方式，并力求重返中国古代小说历史语境的话，我们会惊喜地发现，这些“被忽视、被冷落的对象”，实乃宋代小说创作的主流，而它们对记录原则的坚守，以及对真实的追求，正是千百年来中国小说叙事传统之特殊的一种。

“补史传之阙”：以如实的态度记录过往

　　陈寅恪曾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这不仅是对宋代史学繁荣的称赞，同时也是对宋代文人自觉之史学意识的指认。这种史学意识延伸到笔记体小说的创作领域，就形成了小说家们对实录的推崇和信奉。

　　为确保对过往之事的如实记录，宋代笔记体小说常会在叙事的过程中关注以下两点。首先，它们只关心事件的结果，很少去触及附着于事件周边的各种信息。譬如，在陈师道《后山丛谈》中一篇题为《三入为相者》的叙事里，叙述者在记录下赵普、吕蒙正、张士逊、吕夷简等人的名字之后，便戛然而止，不再多说一句话。据历史记载，赵普先后仕于宋太祖、太宗两朝，曾三次为相；吕蒙正仕于宋太宗、真宗两朝，亦三次为相；至于张士逊和吕夷简，二人均仕于宋仁宗朝，同样都有过三次拜相的经历。在上述每人拜相的背后，都隐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而对这些“丰富的社会内容”的考索和发掘，恰恰可能是现代小说的叙述动力。相比之下，宋代笔记体小说则很少关心这些内容。再如，方勺《泊宅编》记录苏轼重刻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于滁州时，叙述者只说苏轼将“泉冽而酒香”改为“泉香而酒洌”，将“水落而石出”改为“水清而石出”。对于苏轼为何要改句，以及改句的影响全然不提，充分体现了对于实录原则的遵守。

　　其次，它们不喜欢叙述者的声音出现在叙事的脉流之中，故而尽量避免叙述者对叙事过程的评论干预。以钱易《南部新书》叙述张九龄的识人善断为例，叙述者只言张九龄对安禄山的评价，却不言他自己的看法，“张九龄尝见安禄山，曰：‘乱天下者，此胡也。’”只述唐玄宗“不听”的事实，却不表达他自己的评价，“谏杀之，不听”。其他如张洎《贾氏谈录》写顾况之“贬饶州司户”、王通之“隐白牛溪”，江休复《江邻幾杂志》述陈后主之论诗、大历十才子之命名等，几乎都没有叙述者的评价声音。当然，这并不是说叙述者不能发声。郑文宝《南唐近事》中的叙述者在叙述常梦锡“刚直不附”的品格时，就附上了自己的看法，“盖冯魏擅权之际也”。然而，作者将其放在他人与常梦锡的对话之后，怎么看都不像是叙述者的无的之语，反倒像是对历史事实的另一种说明。整体而言，宋代笔记体小说中的叙述者很少发表见解，即使出现了叙事干预的现象，也只不过是在实录的边界之内，对于前面所叙之事进行的某种呼应或强调罢了。

“尚有传也”：以在场人的身份言说当下

　　记录当下之事是宋代笔记体小说的另一写作内容。小说家们亦用实录的原则要求自己，他们或强调“勿用虚饰”，或表明“不取怪诞无益之语”，均显豁地阐明了自己的叙事立场。

　　为确保对当下之事记录的真实性，宋代笔记体小说常会在叙事的过程中注意以下两点。其一，它们经常使用直接引语的形式来记录听闻之事。以开封开宝寺塔向西北倾斜的故事为例，许多人都听闻过此事，欧阳修也不例外。当在《归田录》中记录此事的时候，他并没有以转述的形式叙事，而是先以第三人称的口吻进行提问，“人怪而问之”，然后再用都料匠预浩自己的话语进行答疑，“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欧阳修对直接引语形式的采用，既保证了回复的专业性，又避免了叙述者声音的渗入。再以陈康肃射箭的故事为例，全篇几乎由陈康肃与卖油翁之间的对话组成。陈康肃虽有本事却很自负，故而用“问曰”“忿然曰”的提问；卖油翁的倒油技艺娴熟老练，所以自始至终都用自信平静的态度回答。尽管这样的对话形式略有枯燥烦琐之嫌，但是却有效地阻止了叙述者声音的介入，从而确保了记录的真实。

　　其二，它们以在场人的视角记录目睹之事。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对淮西“连岁蝗旱”，青、淄两地的百姓皆食“石面”的记录，是在目击者的视角下展示的，“二事颇异，皆所目见”。正是依靠此一在场人的“目见”，饥民在田地上采掘野生菌，并以此来充饥的画面，以及采石面“以少面同和为汤饼”的情景，才被如实地记录下来，以至于每当我们想到这一场景时，都能生发出一种身不由己的震撼之感。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里讲述一位卖药老人的奇异故事，采用的是叙述者的第一人称视角，“余尝亲见之”。卖药老人的身体很好，“日于水街南北往来，行步甚快”，即使是一般的少年人，也常常赶不上其迅捷的步伐。叙述者以老人行走“甚快”与少年之“不及”的明显对比，来凸显前者的“奇异”，似乎略有夸饰之嫌，但由于这是他的亲眼所见，于是便使得人们对这位“异人”的故事，在惊讶之余获得了一种宛然在目的真实感。

“又可信哉”：以违拗的存在呈现复杂

　　要想在小说的写作中真正做到实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干宝在编写《搜神记》时就已经遇到了这个问题：“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唐代刘知幾之所以将小说纳入“史氏流别”的体例之中，并用史学的理论标准来观照小说，即是希望借由“能与正史参行”的编纂来解决这一问题。遗憾的是，这一问题在宋代笔记体小说的写作中依然存在。譬如，范镇在评论杨亿的《谈苑》与欧阳修的《归田录》时，称它们“尚有漏略者”。等到了清代，这样的批评声音就更加尖锐了。如卢文弨论《北梦琐言》：“然如郑畋、崔雍之事，皆不与正史符会。”王士祯谈《挥麈录》：“其书极述曾布相业之贤。盖仲言父雪溪名铚，乃布孙婿也。布与京、惇辈同列《奸臣传》录之云云，又可信哉！”今天来看，确为的语。

　　但需要辨析的是，宋人对于实录的追求并非随意而为。且不说苏辙言其《龙川别志》是“复记所闻”，马纯言其《陶朱新录》是“凡讥讪悖谩，悉不录焉”。即使是上述两位被批评者，他们也都对实录的信奉保有鲜明的自觉意识，如孙光宪说：“厥后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始濡毫。”王明清也说：“凡所闻见，若来历尚晦，本末未详，姑且置之，以待乞灵于博洽之君子，然后敢书。”可以看到，他们不仅认同并沿用了唐人关于实录之于小说价值的观念，而且在对实录的追求中融入了炽热的个体态度，甚至将其内化为自己写作的叙事伦理。

　　或许小说家们的思考仍停留在如何去真实地记录这一层面，或许他们的意识还没有推进到去讨论何谓真实的层面，但不管怎样，宋代笔记体小说在此呈现了它的复杂之处，那就是观念上的执着与写作上的违拗竟然可以并行不悖。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的笔记小说不仅包括那些“其书事信”的作品，而且包括这些“又可信哉”的作品，尤其是这些集执着和违拗于一身的叙事呈现，更让我们看到了宋代笔记体小说的复杂性。

　　记录是中国笔记体小说的写作原则之一，无论是“街谈巷语”，还是“道听途说”，抑或是“先师所说，耆儒所论”等，皆在它的记录范围之内。考虑到古籍所载、先人所记之语境的不可企及这一特点，如实记录的问题其实从一开始就被提了出来。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宋代笔记体小说不仅展示了它们对实录原则的喜好和热情，而且借由对实录原则的遵守，构建了独具时代特色的叙事传统。今天，当“以西律古”的范式之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不再完全有效，其普遍性价值也越来越受到人们质疑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重返那个使笔记体小说繁荣的历史现场，去发掘那些被遮蔽了的中国叙事传统。当然，这项任务是艰难的，但是为当前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考虑计，我们理应挑起这副担子，责无旁贷地去完成这个任务。

　　（作者：晋海学，系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