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够判断有一些镜头并不完全是在现实当中抓拍的。比方说正好在画面镜头前撑开的雨伞，恰好在画面镜头前关闭的窗户，恰好停在镜头前、用手去接雨的一个行人——都让人感觉到安排的痕迹。拍一个自然界的景观为什么还要人为安排？这恰恰体现作者本人并非简简单单要表现一场雨，实际上他要表现他心中对于雨的感受。这也是为什么在乔治·萨杜尔的《世界电影史》中，《雨》被称作一部“印象主义电影”。

　　我们从这部影片中学到的是，“看”并非一个被动的接受过程，它是一个积极的、发现的、组织的过程。对于纪录片来说，“观察”是一个动词，它既包括眼睛，也包含心灵。

　　只有得体的方法，没有过时的方法

　　摄影机固定不动，任由眼前的事物发生，没有过多的剪接，没有过多的人为干预……这种拍摄手法似乎除了“看”和“观察”一无所有，我们可以称之为“始自卢米埃尔时代的拍摄方法”。然而，这并非是粗糙的、简陋的方法。在电影语言中，技巧并无高低之分，准确的、得体的就是最好的。使用这种手法，仍然可以拍出一些很“高级”的电影，比如小津安二郎和阿巴斯。

　　有一些导演一直对技巧比较排斥。比如德国导演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1942— ），他在《赫尔佐格谈赫尔佐格》（Herzog on Herzog，赫尔佐格口述，保罗·克罗宁［Paul Cronin］记录）书中说，如果你的剧作是成功的，演员也是成功的，你面对的是一个精彩的场景，那你不需要很多摄影机技巧，只要让摄影机安安静静待在那儿把这个场景拍摄下来就已经成功了。相反如果你用了过多技巧，只能说明这个题材本身不够好。

　　借用一个厨师做菜的概念来理解，最新鲜的鱼常常不需要特别的加工，有时候简单地烹饪就很新鲜、很好吃。但是如果一条鱼不太新鲜乃至开始变味，厨师就必须使用十八段武艺，用各种佐料和烹饪方法，让你吃不出怪味来。电影也是一样，原始材料如果足够精彩，用一些最简单的拍摄方法就可以呈现出良好的效果；相反，过度使用技巧，反而会破坏场景的价值和品质。所以说只有得体的方法，没有过时的方法，哪怕是卢米埃尔时代的方法，如果是针对特定素材的话，仍然是很好的方法。

　　“电影的价值在电影之外”。电影只是视听语言，它只是携带内容的媒介。语言的价值在于所能够传达出来的内容，而不是修辞本身。就像一个人说话的内容比说话的修辞手段要重要得多。电影局长张宏森曾提到中国电影创作者的“方法论焦虑”，这一点在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学生身上更为明显。有时候创作者对于电影的方法、技巧本身的关注，超过了对于电影该讲什么的关注。希望中国的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多把目光放在电影之外，关注价值，关注生活。纪录片、故事片都是一样，我们反对为电影而电影，为修辞而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