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普韦布洛到斯坦福

　　人年纪大了，就会回想前尘往事，并且发现某些事在当时看似微不足道，却会对我们日后从事什么工作，开始什么样的职业生涯，产生深远影响。

　　从我自身来看，有两件事：一件发生在1929年的夏天，那时我到斯坦福大学参观。当时对斯坦福大学的了解让我下定决心去就读这所大学。第二件事和第一件有关，那就是我在斯坦福大学认识了弗雷德·特曼教授。正是在弗雷德的引导下，我才对电子学产生了兴趣，后来也是他鼓励和帮助我与比尔·休利特创业的。他对我们的能力有兴趣和信心，即便我们当年还是毛头小子，而且赶上了经济大萧条时期，但他依旧看好我们，这给了我们自信，他还帮我们规划好了要走的路。

　　1912年，我出生于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市。父亲是律师，母亲是高中老师。他们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科罗拉多学院相遇，结婚后搬去了父亲的故乡普韦布洛市。我的妹妹安·露易斯出生于1915年。

　　1912年的普韦布洛市与其说是一个中西部农场，倒不如说是一个西部边陲城市或边界城镇。那里有一家钢厂和几家铸造厂，冶炼来自莱德维尔的矿石和西落基山脉的其他矿物。普韦布洛并不太平，外来的人在这里做工，几个黑帮横行，妓院和酒吧林立。经常有人在街上斗殴和开枪。

　　我们住在城北，紧挨着大草原。只要穿过房子前面的街道，就能看到角蟾（现在几乎已经灭绝了）、野生洋葱和仙人掌，而响尾蛇经常藏在这些植物的底部。

　　我们可以眺望大草原另一边的风景，比如向北约八十公里处的派克斯峰，向西约四十八公里处的韦特山脉。我会到大草原上漫游，一逛就是好几个钟头，有时候和童年的玩伴一起去，有时候独自一人，后来上了高中，就不能去了，因为学习和学校的活动占去了我的大多数时间。可在最早那几年的草原漫游中，我爱上了大自然。

　　我对普韦布洛市最早的回忆之一就是1921年的那场大洪水。记得我和父亲来到市中心，看到的淤泥约有一米高。我记得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一节火车车厢撞到了一栋大楼的二层窗户。一队四轮驱动军用卡车把淤泥和碎片运到了城外，倒在了位于我家以北约两公里处的大草原上。很多邻居的孩子都去翻淤泥，想着找到点值钱的东西。可我不记得他们挖到了有用的东西。

　　我们在普韦布洛市的房子位于第二十九大街和商业街的拐角处，距离第二十九大街有一段距离，因此我家的院子很大。一排丁香花丛将院子分成了差不多大小的两部分：前院有玫瑰藤架和一坛牡丹，其余都是草坪。后院有一些果树和一片菜园，还有一个水池，水池附近的一个园子里长满了野花。

　　父亲对园艺毫无兴趣，因此整个花园都是母亲在打理。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给母亲打下手，园艺成了我的终生嗜好。我发现这是一项非常棒的消遣活动，一旦沉浸在园艺之中，就能很快忘记尘世的烦扰。长大以后，不管我们住在何地，花园对我来说都必不可少，现在我已经退休了，有更多的时间享受打理花草的乐趣。我对农耕和放牧也有浓厚的兴趣。

　　冒险的童年

　　在很小的时候，我肯定就表现出了对科学和数学的特别喜好；父母并没有打消我的积极性，我蜷缩着身体看家里的《世界百科全书》，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研究每一个关于自然科学的条目。我还自己做实验。记得小时候，一看到关于铁路、桥梁、汽车、发电机和其他机械以及电子设备的图片，我就非常兴奋。我在后院尝试制作这些设备的小型模型。我认识一个叫劳埃德·彭罗斯的男孩子，他比我大，就住在我家后巷对面。他的母亲和姐姐都得了肺结核，劳埃德每天晚上都在镇子另一边的游乐园里工作，贴补家用，养活她们。他还帮我制作模型和仪器，我们成了好朋友。后来，因为没钱上大学，劳埃德加入了海军，在很多年里一直和我保持联系。

　　我对爆破也兴趣盎然。我和朋友们并没有使用常用的火药原料，而是使用硝酸铵制造火药。硝酸铵更具活性。我们还在氨水里溶解碘片来制造碘化铵，然后用滤纸分离碘化铵，晾干后，轻轻一触就会爆炸。

　　距离我家约一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沙场，那里的爆破炸药就装在五加仑的桶里。我们发现空桶里经常能剩下一两勺炸药，这是我们获取炸药的另一个渠道。

　　根据我的经验，玩炸药可谓是危险的消遣。一次，我左手拿着一截装满炸药的铜管，把管子封闭好后，便用右手里的锤子敲击，结果爆炸了！当时劳埃德和我在一起，我们用布条包住我那只流血的手，就跑去怀斯医生的诊所缝针。他算不上一流的外科医生，从此，我只能带着扭曲的左手大拇指生活。当然，之后，我就告别了爆破实验。

　　无线电是我的又一大爱好。我还记得我的第一根真空管。在家里餐厅的桌子上，我把这根管子和各种电容器、线圈、栅极引线，以及A、B电池各一节和一副耳机连接在了一起。后来，我和家人轮流收听艾奥瓦州得梅因市的WHO电台，当时我兴奋极了，要知道，那里距离普韦布洛市有九百六十公里远！我十二岁时组装了一个相当复杂的真空管收音机。等到我去百年高中上学的时候，我已经是个无线电“高手”了，还当上了圣伊莎贝尔无线电俱乐部的秘书。这让我有机会多次去丹佛参加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大会。

　　父亲不喜欢钓鱼，可我的朋友温德尔·斯皮尔和他的家人每年夏天都去甘尼生河地区垂钓两周。他们带我去了几次。因此，在大约十岁时，我又开始对钓鳟鱼产生了兴趣。当时限制每天钓五十条鳟鱼。我们每个人都能轻松达到这个限定数量。我至今还记得，提着装满鱼的鱼篓徒步数公里回营地特别累。斯皮尔一家还带了几个小木桶，用盐把鳟鱼腌起来，留待冬天吃。每天晚上，我们都把鱼挂在绳上晾干，次日清晨再收进桶里，铺一层鱼，撒一层盐，直到整桶都装满为止。等到冬天开桶的时候，盐已经渗进了鱼肉里！熏鱼要好得多，可我们谁都不会做。上高中时，我和几个朋友每年夏天都会挑一两个礼拜去钓鱼，但我们没有用盐腌鱼。

　　十一岁时，父亲给我买了一匹矮种马，名叫莱迪。莱迪是匹成年公马，体格高大，很有活力。一天早晨，我刚套上马鞍骑上去，它就猛然弓背跃起，上下暴跳。父亲用扫帚拍了一下莱迪的屁股，它就风驰电掣一般跑过车道，沿着第二十九大街向北疾驰，向大草原奔去。它看见了一片苜蓿地，便全力冲过去，然后前腿稳稳停住，开始大吃特吃。我呢，则从他的脑顶飞了出去，狠狠地摔到了地上。它会各种把戏，能把坐在它身上的人摔下去，比如跑到带刺的铁丝栅栏边上，把人刮掉。但父亲不让我半途而废，所以我终于制伏了莱迪，我们成了好朋友。我经常骑着莱迪去大草原打猎。我还记得最后几次骑莱迪的经历，其中有一次我们在大草原全速飞奔，它一脚踏进了草原犬鼠的洞穴里，我们都摔到了地上。很幸运，它没有摔断腿，我也没有。这么学骑马真是太危险了，可在后来的岁月里，我骑过很多次马，其中有几次还是在崎岖的山区里。

　　我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开始学小提琴。我非常喜欢拉琴，可总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练习，因为其他活动似乎总是更为优先。父亲的朋友蒲伯先生是个单身汉，他也拉小提琴。他经常在周日晚上到我家做客，每当这时，母亲就弹钢琴，而我和蒲伯先生则拉小提琴，我们三个人会演奏一两个小时。

　　高中一年级时，我在管弦乐队中做第二小提琴手，还在乐队中吹过大号。我一直很喜欢音乐，可从未花足够的时间去练习一种乐器，因此没能成为好的演奏者。

　　百年高中

　　百年高中沿袭了传统的高中教学体系。我的班主任是教拉丁语的梅尔乔小姐。拉丁语我学起来很吃力，可数学和科学对我来说则是小菜一碟，因为老师教的内容我几乎早就都会了。我连续四年当选为班长。

　　高中三年级时，我迷上了体育。四年级那年，我们的橄榄球队、篮球队和田径队都拿到了冠军。在全州高中篮球联赛里，我们在决赛中输给了一个来自东科罗拉多州乔伊斯小镇的球队。而我曾被评为全州最佳篮球中锋。

　　在全州田径运动会上，我一个人夺得了跳高、跳远、低栏赛跑、高栏赛跑和掷铁饼比赛的冠军，创造了全州田径运动会的纪录。当时科罗拉多大学著名跨栏运动员戈登·阿洛特在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学习法律，他对我进行了很有效的训练。后来，他当选为参议员。在参议院任职期间，他为我们公司提供了很大帮助。

　　我喜欢体育运动，并且从中学到了一些有助于管理惠普公司的经验。有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位波特先生对普韦布洛市的小学和中学体育运动都很感兴趣。他说过很多次，如果两支队伍争夺冠军，而队员同样优秀。在这种情况下，团队合作就变得非常重要，分秒必夺的比赛尤为如此：如果两方运动员的素质和团队合作都很棒，那么谁拥有最强大的意志力，谁就将占据上风。

　　我一直谨记他的话，而这已经成为发展和管理惠普的指导原则。找到最优秀的人才，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点燃他们的热情，去取得胜利。

　　斯坦福大学

　　1929年夏天，结束了高中三年级的生活，准备升入四年级。我和母亲、妹妹开车去了加利福尼亚，在洛杉矶附近的赫莫萨海滩玩了几个星期，然后去了帕洛阿尔托探望内夫一家。我们还去了蒙特利和太平洋丛林市。内夫太太是母亲在科罗拉多学院的同窗，她的大女儿艾丽丝刚刚在斯坦福大学读完了大学一年级。艾丽丝带我参观了斯坦福大学。虽然那时对这所大学一无所知，可这次参观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了解到斯坦福大学的电气工程专业非常棒。于是我在1930年春天申请了斯坦福大学。父亲希望我继承他的衣钵，在法律界有所建树，可早在小学时，我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工程师。而且由于对无线电和电子设备的兴趣，我把我的兴趣缩小为电气工程。

　　就读斯坦福大学

　　位于博尔德的科罗拉多大学当时也有一流的电气工程专业。一些比我大的朋友们已经到那里就读了，所以我一直以为自己也会去那里读书。可斯坦福大学之行改变了我的决定，而让我惊讶不已的是，我的申请居然通过了。那里的学费是每学期114美元，在当时的大萧条背景下，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1929年，父亲当上了破产公断人，因此父母能在经济上给我一定的支持，而我自己则勤工俭学，赚钱贴补学费。

　　在斯坦福大学本科学习的那些年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的。除了学习，我还参加了体育运动。大一时我参加了橄榄球队、篮球队和田径队，在大学一年级新生田径运动会上，与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加利福尼亚大学对阵，我的得分最高，并因此创造了学校纪录。不过我决定不再练习田径。田径占用了太多的学习时间，而我是来斯坦福上学的，不是来当运动员的。我还记得大学田径队教练丁克·邓普顿很不高兴我做出了这个决定。

　　橄榄球并不是我最喜欢的运动，可同伴对我殷切期盼，所以在大四时又打了一年橄榄球。那段经历让我更加了解如何打造一支优胜团队。

　　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期间，每年夏天我都回普韦布洛市找点工作做。父亲从未要求我勤工俭学，可我坚持这么做，再说了，我喜欢忙碌。

　　我和一位硬岩矿工在一条通往克里普尔河的公路附近度过了一个暑假，那里是科罗拉多淘金热的中心。我们徒手使用锤子和凿岩机在岩石上钻洞。那个矿工在洞里填满炸药，放上导火线，爆炸后，我用独轮手推车把松散的岩石拉出来。矿工就把样本拿去化验，可始终没有找到价值在每吨4美元的矿石，而只有达到了这个价值，开矿才能赚钱。罗斯福总统把金价定在了每盎司16美元。而如果按照现今的金价，这个矿或许可以赚到钱。

　　又一年夏天，我在普韦布洛市的一家砖厂找到了一份薪水比较高的工作。我的任务是装卸砖块。等到砖冷却后，我就戴上厚手套，把它们从窑炉搬出来。一到中午，室外温度通常都会高达三十七八度。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理应拿到比较高的工钱。

　　我还在一家建筑公司做过工，被派去科罗拉多州西南角的沃尔夫河河口修建公路。这也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可也有一点好处，那就是晚饭后可以美美地钓一个多小时的鱼。因为我对科罗拉多州的这一地区很了解，所以在1934年的夏天，我和比尔从斯坦福毕业后便去了洛斯皮诺斯河远足。

　　还有一年夏天，我在普韦布洛市贝瑟默区找到了一份送冰的工作：从来自萨利达的货车车厢里搬下几吨重的冰。在萨利达，人们在冬天把冰切开，储藏起来。由于冰块体积很大，我必须把冰切成小块，再送去给客户。那是禁酒令解除的前一年，我最大的客户都是啤酒店，有很多钢厂的工人去那里喝酒。这些啤酒店位于普韦布洛市的三不管地带，高中时，我一向对那里避之唯恐不及。我卖冰时都是收现金，这样才有钱在次日去买冰。我不记得那年夏天赚了多少钱，可我相信我的收入还不错。

　　在斯坦福大学，正是业余无线电帮助我找准了未来的方向。斯坦福大学有一个业余无线电台，就位于距离工程专业四方形院落一角不远的一座小楼里。新来的年轻教授弗雷德·特曼的研究室就在电台附近。那时候我对他不太了解，甚至不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教育家和闻名遐迩的斯坦福-比奈智力测验的发明人。我偶尔会去那个电台，弗雷德不时会来找我，和我一起去电台。1933年春日里的一天，他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并建议我在大四时选修他的无线电工程研究生课程。由此开始，我经历了很多事，正是这些事情使惠普公司得以有机会成立。

　　作为第一位受邀去上弗雷德研究生课程的本科生，我感觉非常荣幸。正是这门由传奇老师教授的课程真正点燃了我对电子学的热情。这个课程的教学大纲是弗雷德编撰的著名教科书《无线电工程》的主要内容，而这是当时这一课程最有影响力的教科书。弗雷德独具本领，可以把非常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他那本教科书的奥秘就在于此，也是因为这一点，这本教科书成了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教科书。这个课程很难，那一年我过得很吃力，既要在大学橄榄球队打球，又要完成紧张的大学课业，而且我还先后在大学生联谊会和帕洛阿尔托的一家自助餐馆做侍应生。

　　我一面忙着做这些事，一面还交到了很多朋友，其中一个就是比尔·休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