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书名：宋论新绎

作者：刘韶军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出版社：文化发展出版社

定价：58元

　　【内容简介】

　　清代学者王夫之的史论著作《宋论》，共十五卷，以宋代帝王的顺序分章，通过对每位帝王在位时的人物、事件的功过得失的评述，以及对诸多历史细节的考察，探讨宋王朝由盛转衰最终灭亡的原因。《宋论》中有许多精彩而深刻的历史评论，值得我们好好阅读，体会其中所分析与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引为鉴戒。

　　本书从已有的整理本中选择部分内容进行现代式的解读，并作出要旨阐释与精华评析，使广大读者都能读懂此书，并由此更深刻地理解历史。

　　【作者简介】

　　刘韶军，男，1954年3月生，山东掖县人，师从张舜徽先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今已退休），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与研究、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研究等，出版著作《杨雄与<太玄>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太玄集注》（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宋元韬略》（崇文书局2018年）、《国学基础教程》（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

　　【精彩书摘】

论仁宗

【题解】

　　宋仁宗（1010—1063），北宋第四任皇帝，1023年至1063年在位。初名受益，宋真宗第六子，立为皇太子后，赐名赵祯，1023年即位，在位四十一年。在位期间对外战争屡战屡败，边患危机始终未除。后推行“庆历新政”，也未能成功。

　　宋代党争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王夫之认为宋之朋党始于仁宗在位时的各位大臣：“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代的朋党不是仅在仁宗时期，而是长期存在，到徽宗时演变成剧烈的灾祸。一般人都批评说朋党是小人加在君子头上的罪名，王夫之此论与众不同。他认为国家既要有“刚方挺直之正气”，又要有“敦庞笃厚之醇风”，这就可以使君主“平其情，以不迫行其用舍，慎其听，以不轻动于人言，则虽有小人，不伤君子，其有君子，不患其有小人，而国是贞矣，而嚣凌息矣”。这就是说朋党的问题，关键还是在君主身上。君主要保持平静的态度，小心听取各种意见，做事不急迫，对人们的各种说法不要轻率听信，这样就不会让小人与君子之间形成紧张对立的关系，也就不会进一步引起朋党之争。也就是说，现实之中，总有小人与君子，不能保持纯粹无杂的状态，问题是不使小人与君子形成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而这需要由君主掌控大局。

　　但在仁宗之世，君主对局面失控，原因在于“仁宗之求治也急，而性情之所偏倚者宽柔也。宽柔者之能容物，人所知也。宽柔者之不能容物，非知道者不知也”。有人来仁宗面前说这说那，他都容受了，“未遽以为是，未遽以为非”。“容之容之，而言沓至，则辩言者且将怒其所必怒，而终不能容”。于是君子和小人都“以议论之短长为兴废”，群起以言论相争，于是小人之党竞起争鸣，而自附于君子之华士，亦绰约振迅，饰其文辞，以为制胜之具。言满天下，蔚然可观。故当时士民与后世之闻其风者，所歆仰于仁宗，皆仁宗之失也。于是宋兴以来敦庞笃厚之风，荡然不足以存矣。这个分析说明了仁宗使此前的敦庞笃厚之风丧失，于是人们以言论相攻击，逐渐使君子、小人各自结党成群而攻讦不止，这就奠定了后来朋党之争的基础。

　　由君子、小人形成朋党，而又导致宋的乱政，所以王夫之又说后来神宗时的乱政，实质上是从仁宗之世开启的。神宗兴怨于天下，不是因为他有奢淫暴虐之行，只是因为他“求治也亟”，而引起“下之言治者已烦”。而“召下之烦言，以启上之佚志，则自仁宗开之”。这是对神宗变法原因的一种分析，值得研究宋史者重视。

　　王夫之认为，再好的制度法度，经过一定时间的运行，也会产生弊端，这是“自然之数”。就拿西周初期的“成周治教之隆”来说，到了穆王、昭王的时候，也是“蛹蠹亦生于简策”。如何对待产生弊端的制度，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不是简单地起而改之就能成功的。王夫之说：“法之必敝矣，非鼎革之时，愈改之则弊愈丛生。苟循其故常，吏虽贪冒，无改法之可乘，不能托名逾分以巧为吹索。士虽浮靡，无意指之可窥，不能逢迎揣摩以利其诡遇。民虽强可凌弱，无以启之，则无讦讼之兴以两俱受毙，俾富者贫而贫者死。兵虽名存实亡，无以乱之，则无游惰之民以嚣张而起，进则为兵而退则为盗。”他认为制度上的弊端产生之后，不改也有危害，但改制造成的危害更大。急于变法，并不能保证变法的措施都是正确的，更不能保证变法必然成功。而且变法不能保证所变都是正确的。因此，不能简单地对变法做肯定或否定的判断。这一点，往往是论史的人们未曾注意的。认为只要是变法就是进步的，反对变法就是保守的。这样的简单化，是不能真正把历史研究清楚，也不能正确从中总结出鉴戒的。

　　王夫之认为，仁宗时还有一大弊政，“病民者二百年，其余波之害，延于今而未已”。这就是实行交子。研究历史的人都称赞宋代开始使用交子是进步，但王夫之不这样看，他说：“交子之制，何为也哉？有楮有墨，皆可造矣，造之皆可成矣。以方尺之纸，被以钱布之名，轻重唯其所命，则官以之愚商，商以之愚民，交相愚于无实之虚名，而导天下以作伪。”又说：“交子变而为会子，会子变而为钞，其实皆敝纸而已矣。”他认为交子、会子都不过是纸币，凡是有纸有墨，就可以印，而且其价值也是由人们随意决定的，结果是引导人们相互欺骗，而交子、会子并不能真实对应实际的财富，所以实行交子或会子，就对真实的财富造成巨大伤害。所以这种制度到明代宣德以后，就不复能行于天下了。

　　因此他总结说：“君天下者，一举事而大利大害皆施及无穷，不可不审也。”这说明变法（包括使用交子和会子）的种种措施都必须慎重，不可轻率听信人们的言论，否则就有两种可能：“从善如流，而从恶亦如流。”不管是善是恶，都会造成长远影响，这是当初实行变法的君臣无法控制的，甚至还会骑虎难下。他告诫帝王们：“舜之大智也，从善若决江河，而戒禹曰：‘无稽之言勿听。’”这才是真正的治国“大智”，有了这种大智才能“成其至仁”，而“治道尽此矣”。

　　仁宗时，范仲淹曾对科举中的问题，提出科举考试要先试策论而后试诗赋，王夫之认为科举要考经义、策问、诗赋，经义最重要，因为它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其次是策问，因为它“有所利用于天下”；而诗赋“无所利用于天下”，是最没有价值的。范仲淹要求把策问放在诗赋之前，还是有眼光的。

　　王夫之是学者，所以最重视经义，实际上古代国家实行科举考试，也以经义为最重要。但大多数读书人，只是对经书内容加以“记诵”，而不能“引而伸之，演其精意，而著为经义”，这就不能达到考经义的根本目的，“道之所以明，治之所以定，皆于此乎取之”。反而使经义走上了邪路：“习之斯玩之，玩之斯侮之，以仁义中正之格言，为弋利掠名之捷径。支离者旁出于邪，疲茸者偷安于鄙，雕绘者巧乱其真，拘挛者法伤其气，皆所谓侮圣人之言者也。”王夫之非常痛恨这种变得虚浮的经义之学。

　　范仲淹要重视策问，也有弊端，王夫之说：“范希文奋起以改旧制，于是浮薄之士争起而习为揣摩。苏洵以孙、吴逞，王安石以申、商鸣，而为之和者，实繁有徒，以裂宋之纲维而速坠。希文之过，不可辞矣。”这一点又是范仲淹始料未及的，即提倡策问，会引起人们不按儒家正统学说来论述问题，而用儒家以外的兵家、法家等学说来回答策问的问题，王夫之认为不坚持儒家的正道，乱用异端邪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在今天看来，王夫之对仁宗及其大臣的批评，还是有参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