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宋教仁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的公宴上最后一次发表演说，所阐述的依然是议会政党责任内阁制，也就是所谓的完全政党内阁制。

　　宋教仁遇难之后才于4月2日至7日在《民立报》连载的《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中，关于现代议会政党责任内阁另有更加理想化的分析阐述：

　　其一，“责任内阁制之精义，世之阐明者已多，无俟殚述，盖总统不负责任，而内阁代总统对于议会负责任是也。”

　　其二，“主张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临时约法规定，国务员须得参议院同意，其事行之，多所窒碍，固急宜修正者。”

　　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最早实施议会政党责任内阁制的法国，一直处于社会动荡之中。从1848年制订宪法开始，法国先后经历了秩序党的议会专制、路易?波拿巴的皇权专制、第二帝国崩溃、布朗热事件等一系列复辟与反复辟的政治事件。在1870年至1914年的45年之间，法国更换了52届内阁，平均每届内阁的执政时间仅有10个月，最短的不足两个月。对于满怀信心要实现“三十年太平宰辅”好命相的宋教仁来说，法国式的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却偏偏由议会实施擅权专制的短命内阁，并不是他的理想选择。英国式的架空虚置最高权力的君主立宪、虚君共和并且依法限制议会的立法权和同意权的完全政党内阁制度，才是他一往情深的理想模式。为宋教仁所不明白也不愿意明白的是：英国人之所以能够相对完美地实现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是由于他们在历次革命中成功保留了可以充当社会稳定器的世袭君主，并且在世袭君主既架空虚置又不容侵犯的最高权威之下，逐步完善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并且相互制约的制度框架。当年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大汉族主义相号召的同盟会，偏偏容不下最适合充当虚位君主的只有6岁的溥仪皇帝。先后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和袁世凯，显然不是甘心情愿充当虚权总统的合适人选。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具备军政实力的宋教仁，仅仅凭借着多数党领袖的身份，就想通过议会选举组织议会政党责任内阁并且出任掌握实权的内阁总理，分明是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100多年过去，宋教仁所痴迷的现代议会政党责任内阁，依然没有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也反过来佐证了他注定失败的悲剧命运。

　　1913年1月10日，袁世凯下达国会召集令，命令所有当选议员于本年三月齐集北京。3月19日，袁世凯又通电全国，宣布于4月8日举行国会开会礼。3月20日晚上，32岁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应袁世凯邀请前往北京，在上海沪宁火车站乘车时遭遇枪击，于3月22日凌晨在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去世。凶案发生后，宋教仁曾经担任主笔的国民党第一大报《民立报》，逐日追踪报道了与该案相关的各种信息。

　　1913年3月20日晚上，“即有人往沪宁车站，即宋先生遇刺客地点察看情形，并访问站中人役。”这个人从沪宁车站站内酒吧的洋人服务员那里了解到：“当时刺客似不止一人，因上车前，宋先生与议员诸君聚谈于国会议员招待室，其时曾有三人频频在室外窥探……”

　　3月21日，“又有某君就地察看，将当时情形绘入图中。”

　　按照来自《民立报》的这位“某君”的调查图示，宋教仁先与送行诸人在接待议员室谈话，等到将要开车时，拓鲁生、黄兴、陈策（勤宣）由正门出来，宋教仁与廖仲恺由偏门到售票室购票。五个人会合之后，按照拓鲁生第一、黄兴第二、陈策第三、宋教仁第四、廖仲恺第五的次序并排往验票处走去。其中黄兴背后“尚有一茶房跟随”，宋教仁的身子又恰好比其他人落后半步，这样就给凶手行刺提供了方便。凶手的第一枪“其声甚微”，当“同人方惊惶四望”时，已经中弹的宋教仁先是在旁边铁椅上靠了一下，然后振作精神赶往剪票处。正在附近月台上谈话的于右任和吴铁城，听到枪声急忙赶来，宋教仁呼喊道：“我已中枪矣！”凶手见第一枪已经打中，便侧身向图示中的“未”点逃跑，逃跑途中又连放两枪。

　　按照“某君”的说法：“记者观察至（未）点处，颇滋疑窦，盖此处是铁栏，虽茶点处之旁有一小门，乃公司内之门，并非普通出入之门，何以凶手奔逃之至此，而其迹遂杳耶？”

　　第二天下午，上海地方检察厅派员到凶案现场调查取证，“同行者为检察官危道济、录事陶中牧、法医王长春，三人至站后，即与华站长袁某共同调查。”这次调查所得出的初步判断是：

　　其一，凶手行刺时，距离被刺者仅数步，必其面目无多人认识。

　　其二，以素不相识之人，行此极残忍之事，必非宿怨私仇。

　　其三，刺客一枪后，即匍匐于地，再左右连放两枪，以拒捕者，必系行刺之老手。

　　其四，就行刺时情形，刺客举止甚是从容，其旁必尚有同党。

　　其五，刺客行刺后，尚携其手枪以逃，不畏累赘，必其附近有机关部或接应之人。

　　根据以上五点，危道济等人认为，该案是“为人买通行刺，故就性质而论，破案获凶或非难事也”。

　　当年的沪宁火车站由中英双方共同管理经营，危道济等人询问沪宁火车站中方站长“袁某”，宋教仁遇刺时有没有巡警在场？“袁某”回答说：“事出后即通电话至闸北警局，乃该局答称非其权力所及，继又通电至总巡捕房，至二十分钟后，曾派包探至站。”

　　3月22日，没有明确党派色彩的上海《申报》以《宋教仁被刺纪详》为标题，更加翔实地报道了凶案现场。据该文介绍，宋教仁是奉袁世凯电召“赴京会商要政”的。在此之前，他已经“叠接友人密函，谓宋君前在南京时即有人潜随其后，希图行刺，请其谨慎自卫。宋君以为谣言不足信，仍夷然处之。”3月20日晚上6时，国会议员欧阳成等14人在一品香宴客，宋教仁应邀出席。9时过后，宋教仁起身告辞：“议员诸君此次取道申江，弟未尽招待之责，已极抱愧，今转蒙诸君招待，益觉不安。弟今晚即须启行，俟到京时再行领教，并借主人之酒为主人寿，请同尽此杯……”

　　10时30分，宋教仁一行乘马车抵达沪宁火车站，在议员接待室休息至10时40分，由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交际员吴颂华引导，依照拓鲁生、黄兴、陈策（勤宣）、宋教仁、廖仲恺的次序走向检票口，“突于宋君背后闪出一人，出手枪连发三出，第一出中宋君右后肋斜入腹部，第二出向黄君克强身边掠过，第三出从吴君颂华胯下而过，幸未伤人。”

　　关于行刺之人，该文报道说：“刺客身躯甚短，视之若十五六岁之少年，着黑色常服（或云军服）。放第一枪后，急向卖票房逃窜，仓遽之中滑倒在地（车站内均铺花石甚滑），即在地上再放两枪，然后跃起沿车站铁栏向东而逃。虽经巡捕追逐，已不及矣。”

　　凶案发生后，在不远处与吴铁城闲谈的《民立报》社长于右任匆匆赶到，急借“某君”汽车，把宋教仁送往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由于医生不在，宋教仁“抚于君之首，至其胸际告之曰：我痛甚，殆将不起。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惟我本寒士，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友人为我照料。”

　　关于缉凶事宜，该文介绍说，与宋教仁关系密切的相关人等异常愤激。“除用电话报告各警区、各捕房协拿凶徒外，并将宋君被击情形电告袁大总统及各处国民党机关。黄克强、于右任、拓鲁生诸君将宋君扶上汽车送至医院后，即报警区，立饬警探四出，缉凶未获，因恐该凶手逃匿公共租界，并由闸北巡警局移请英美总巡卜罗斯君，通饬各捕房中西探捕一体协辑。又因该凶手系镇江口音，昨晨已由警局特派侦探长警数名搭车赴镇江站守候，未识能弋获否。”

　　这里所说的“镇江口音”的“凶手”，并不是开枪刺杀宋教仁的武士英，而是在沪宁火车站指挥武士英开枪刺杀宋教仁，并且一直居住在应夔丞家中的陈玉生。可惜的是，当年所有的报刊都没有披露警方是如何获得陈玉生的涉案线索，陈玉生又是如何从公众视线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

　　该文最后一段文字的小标题是“医院之慎重”：“昨日本埠风声所播，几与宋有旧者均至医院探望，车水车龙，整日不绝。惟医生以宋君所中之弹虽经检出，流血过多神气大丧，纵与宋君密切者亦不便多谈。又鉴于前年陶焕卿君在法租界广慈医院被人暗杀之失于防范，故来院探望者，无论交谊若何，必须先将来人名刺传入，经宋君许可后，始准入内探望，否则概行谢绝。”

　　“陶焕卿”即当年的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1912年1月14日凌晨，35岁的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沪军都督陈其美的亲信蒋介石、王竹卿雇凶杀害，由于陈其美一派的恐怖势力过于强大，此案除了一度在租界区进入法律程序之外，在中华民国领土上从来没有得到依法追究。

　　陈其美命丧连环案

　　除掉郑汝成后，陈其美等人迅速制定以舰队为主、炮队营为副而同时并举的行动计划，决定于12月中旬发动上海起义。他任命吴忠信为参谋长，肇和舰长黄鸣球为海军总司令，杨虎、孙祥夫为海军陆战队正副司令。袁世凯得到密报，立即采取应对措施，把一部分与陈其美秘密联络的军队调离遣散，派遣海军总长萨镇冰专程到上海检阅海军，命令肇和舰于12月6日开赴广东。

　　1915年12月5日，陈其美下令趁海军各舰长公宴萨镇冰的机会提前起义。下午3时，杨虎率领海军陆战队30多人直奔肇和舰。6时许，占领肇和舰的杨虎向上海制造局开炮，在法租界渔阳里坐镇指挥的陈其美听到炮声，立即率领吴忠信、蒋介石、丁景良、周应时等人赶赴华界就近指挥。半路上得知各路起义相继失利，只好退回租界重新布置。他们在渔阳里商议过程中，法租界巡捕十余人破门而入，在楼下望风的陈果夫、丁景良被当场逮捕。陈其美、吴忠信、杨庶堪、蒋介石等人听到响动，迅速登上屋顶转移到位于新民里11号的蒋介石住所。肇和舰起义持续时间不到12个小时，革命党人被捕40余人，死伤70余人。

　　12月25日，唐继尧、任可澄、蔡锷、李烈钧、戴戡等人宣布云南独立，维持共和，推举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并组织约2万人的讨袁护国军。全国范围内武装讨袁的护国战争，由此爆发，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因此转变为大力支持一切反袁力量。

　　1916年1月9日，孙中山在复上海革命党人的电报中指示说：“日府派青木中将来沪调查，而后定方针，宜秘密间接图利之。”

　　“青木”即曾任日本驻华武官的青木宣纯，他于1月23日奉日本政府委派前往北京，随后从北京前往上海，与陈其美等人秘密接触。1月24日，岑春煊化名张国祥抵达日本东京，中华革命党方面派遣张继、戴季陶到火车站迎接。

　　2月3日，梁启超的代表周善培抵达东京，入住中华革命党人谢持的住所。12日，孙中山亲自出面与岑春煊、周善培、张继等人会谈了6个小时。

　　为了在护国战争中扩大中华革命党的权重份额，孙中山迫切希望陈其美以上海为中心打开局面。

　　2月22日，孙中山通过电报任命陈其美为江、浙、皖、赣四省总司令，次日又令陈其美就近接洽湘、鄂等省讨袁事宜。

　　3月8日，孙中山、王统一至芝区白金今里町18号访问久原矿业株式会社社长久原房之助，王统一于当天得到久原房之助提供的20万日元借款。

　　3月9日，孙中山、戴季陶来到日俄贸易会社，在社长松岛重太郎的担保下，以出让四川省某项权益为代价与久原房之助签署借款合同。

　　3月16日，孙中山与王统一联名收到30万日元，并于当天通过三井银行给陈其美等人汇款21万元，其中20万元作为江浙革命活动及运动第二舰队反正的费用，1万元转交在湖北活动的田桐。

　　3月20日，岑春煊、张耀曾与日方企业家竹内维彦签订100万日元的贷款契约，作为西南各省的反袁军费。

　　当时的日本政府，企图借助于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扰乱败坏整个中国大陆。在南方，由久原房之助私下出钱援助各派反袁势力，发动倒袁战争。在北方拥立在旅顺避难的清肃亲王善耆，使伪满洲、蒙古连成一片，建立独立国家。这笔资金由大仓组拨出。据日本胜田龙夫著《中国借款和胜田主计》一书披露，仅1916年上半年，日本政府通过久原房之助总共资助孙中山240万日元。此外，久原房之助还借给岑春煊100万日元，借给黄兴10万日元，借给陈其美10万日元。

　　另据美国犹太裔学者哈罗德?史扶邻介绍，直到久原房之助于1965年去世时，他还保存着借给孙中山140万日元的收据。

　　上海方面的陈其美，依然想效法辛亥革命时期的路径手段，联络李平书等上海地区的商界人士及商团武装发动起义，遭到李平书等人婉言拒绝。用李平书的话说：“余鉴于癸丑之役，极力劝阻。况三月底为南北钱业收账之期，一旦起事，地方不免纷扰，关系市面金融，于饷源亦大有妨碍。”

　　3月22日，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23日又下令取消洪宪年号。31日，孙中山在电报中对于陈其美等人迟迟没有采取行动表示责难：“北方来电，帝制取消，军心益振，而沪反因之观望，恐前联络之人皆多不实，故托此为辞，欲再得款耳。望兄详察，勿受其欺，幸甚。”

　　4月4日，孙中山在电报中再次催促上海革命党人采取行动：“能动即动，若彼等政府成立，吾党外交更失地位。王统昨晚离京，其事廿前后可发。山东消息甚佳，月内当动。”

　　4月7日，孙中山在电报中表示说：“终日奔走，夜半回寓，始接急电，明晨当竭力筹之，然骤恐难得十万。若沪得后，可立致百万。着即委统总司令。”

　　这里的“统”即王统，又名王统一，浙江永嘉人，早年留学日本海军学校，并娶日本女子为妻，回国后任海军参谋。“二次革命”失败后来到日本，1913年9月27日与黄元秀、朱卓文、陆惠生、马素五个人第一批加入中华革命党，名列该党第一号党员。据日本参谋本部的情报，王统一是袁世凯派遣的密探。孙中山对他虽然有所怀疑，却依然倚重有加。1914年4月，袁世凯政府派遣45名海军军官到日本海军基地横须贺受训，孙中山派遣王统一前往该基地，在这些海军军官中发展了18名中华革命党党员。同年7月22日，这18名党员乘船返回上海。1916年4月3日，王统一以海军总司令身份率领在日本招募的日本退役海军军人前往上海。据担任王统一秘书的日本人大田宇之助回忆：“本来的计划是，以完全用退役的日本海军军人组成的一队夺取停在上海附近的对方军舰‘策电号’，尔后将‘策电号’往吴淞开，在吴淞炮击袁世凯的兵工厂，而以此为信号，待命中的陆军部队则出动来占领上海。”

　　4月8日，孙中山电汇陈其美11万元，并告以“切望捷音，行当率同志齐来”。

　　4月13日，日本报馆依据孙中山的日本友人菊池良一的通告，以号外形式公开披露王统一招募日本退役海军在上海起义的计划。

　　4月14日，孙中山派遣胡毅生化名赵衡斋搭乘“伏见丸”前往上海。

　　4月15日，孙中山派遣胡汉民化名陈国荣搭乘“天津丸”前往上海。

　　4月16日，孙中山致电陈其美、王统一：“闻王兄到沪，嘉慰无极。自后海军悉由王兄指挥，务望两兄协力。得军舰，即先将机器局袭取，立吾党基础。”

　　4月24日，孙中山电告陈其美等人：“前费巨款无效，不能昭信于人，无法再筹。军官索款，可许以事后倍给，事前毋轻掷。”并且告知自己将于4月27日偕廖仲恺、戴季陶等人返回上海。

　　在孙中山一再催促之下，束手无策的陈其美只好派遣杨虎、尤民等人赴江阴运动苏军第七十五混成旅起事。4月26日，江阴起义军遭到围剿，尤民遇难，杨虎潜逃。4月26日当天，孙中山在离开日本之前再次来电：“若沪、浙能入吾党范围，则大局可定矣。文乘‘近江丸’回，着山田通知青木中将，若彼派人来接船，须与山田同来便可。”

　　5月1日，孙中山在廖仲恺、戴季陶、张继、宫崎寅藏、钟工宇等人陪同下抵达上海。

　　5月5日，由于日本报纸已经公开披露王统一的海军计划，更由于策电舰的内应没有按照约定响应起义，导致上海革命党人袭取策电舰的军事行动遭受挫折，姜永清、杜鹤麟等20多名革命党人被捕。王统一为逃避罪责东渡日本，7月9日从日本携眷回国后再无下落，成为民国史上的一桩神秘悬案。

　　5月9日，已经在护国战争中处于明显劣势的孙中山，在上海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其中公开表示说：“自审立身行事，早为天下共见，末俗争夺权利之念，殆不待戒而己除。”

　　5月11日，孙中山在致岑春煊等人的通电中，公开让渡讨袁战争的领导权：“文近自海外归来，誓从国民之后，灭此朝食，已分电告各方同志，取一致之行动。……文知忧国，甚愿尽力所能至为公等助，惟公等有以教之。”

　　一个月前的4月10日，志在必得的孙中山在致旅居加拿大的中华革命党党员胡维熏的信函中，关于岑春煊给出的是恰恰相反的另一种评价：“本旧官僚，见识思想均极愚陋，断不足维持中国，奉之者不过借为傀儡而已。”

　　陈其美并不是甘心与岑春煊“取一致之行动”的一个人。他胆大妄为地致力于恐怖暗杀活动的直接结果，是他自己在护国战争接近胜利的1916年5月18日惨遭暗杀。5月19日，孙中山在致居正的密电中表示：“英士昨下午在山田家被凶轰毙，捕凶一人，关系者数人，捕房查押。见兄侄来，请暂勿会。此电请秘。”

　　同样是在5月19日，中华革命党上海机关报《民国日报》刊载《陈英士先生遇害记》一文，其中较为翔实地报道了惨案现场：

　　昨晚五时三十分左右，法新租界萨坡赛路十四号门牌出一重大之暗杀案。盖民党巨子陈英士先生竟被匪徒狙击毕命也。匪徒共三四人，雇坐五百七十二号汽车前往，时陈先生方在客室会客，该匪徒由两人入门，其一穿橡皮雨衣，其一穿黑色衣服，进门后即径入客室，对准陈先生乱开手枪，陈头部中弹倒地，该匪即飞步奔逃。因有人追出故仍举枪乱放，又伤一人（丁某）死一人（闻系王某），该匪等奔上汽车图逃，而汽车夫已不知去向（当系闻枪声畏避），急自行司机竟将机件损坏不能行动，又舍车而逃。则探捕已赶至围捕，当即捉住一人，后闻又在某处捕得嫌疑犯一人，现在侦查中。而陈先生因弹中要害，未及入医院即弃民国而长逝矣，呜呼。

　　在侦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该报已经按照中国特色的疑罪从有、有罪推定的传统思维，把幕后主凶锁定在袁世凯身上：“陈英士先生之历史俟更详述，惟先生富辩奸之识，沪军取消后，薄工商总长而不为，盖早知袁之不可共处。袁亦忌先生最甚，当时即竭力播散谣言，颠倒舆论，以金钱之力污蔑先生名誉，迨二年春，宋案发生，先生协助捕房发奸摘伏，用是益遭袁忌。嗣后先生主持讨袁，至今日未尝少懈，袁政府心目中殆以先生为唯一劲敌，至悬赏七十万元以购先生，可见其谋害之亟。此次行刺，凶犯其设备至周，进行至勇，非偶然也。”

　　5月20日，孙中山在致黄兴信中进一步介绍说：

　　英士兄以十八日下午五时被刺，系在萨坡赛路山田家会客。先两日，英士病颇剧，杜门，而是日则约有两处人相见。第一起为刘基炎（说山），为鸿丰煤矿公司四华人一日人。坐顷，更有二人入。坐客兴辞，英士亦起身，客即以枪击英士头部，立倒地。丁景良、吴忠信、萧纫秋、余建光在外室闻枪声，闯门欲入。数凶手枪乱放，丁景良亦中枪，余人走避。凶手等且放枪且逃，丁、吴从后追呼。凶手等本乘汽车来，此时汽车夫先走捕房报，故获得凶手许国霖。又一凶手王介凡则毙于道，或云自杀，或云其伙杀以灭口。继获李海秋一名，则介该公司与英士交涉，而是日同来者也。李与日人俱云不知情（日人亦可疑，然此时未捕）。李海秋与王介凡为英士素识，许国霖与一程起鹏则是日始问姓名。许被获，已认凶手，并云王、程、李皆凶。王已死，程未获。李之介绍鸿丰公司人来，谓有矿产将抵押与中日实业公司，借五十万，而请英士担保，可借二十万与革命党。英士固常闻人云，鸿丰为侦探机关，然不料其有大不测之举动。且见沪事再失败，前费巨款无效，谋再起，因急筹款，则姑与接洽。事变突起，未尝防备。闻捕房查得是日到者十六人，把门守路者皆持枪击人，盖非寻常暗杀事件可比，英士头中一枪，颊中两枪，故登时殒命。

　　这是迄今为止关于陈其美刺杀案最为权威的单边叙述。按照孙中山的说法，陈其美之死是袁世凯政府针对革命党人的连环命案中的重要一环：“英士忠于革命主义，任事勇锐，百折不回，为民党不可多得之人。年始四十，遽遭贼害！数年来，如宋钝初、范鸿仙、夏之麒俱为逆贼购凶刺死，今又继及英士。”

　　在同一封书信中，孙中山对于国内大势另有分析：“英士于肇和舰事件失败后，迭遭挫折。同时惕生亦经营进行。顾前此不能为一致之行动，故常有积极的无形之冲突，两难奏效。弟到沪后，各人感情渐洽，方与惕生谋合办方法，而英士惨遭不测矣。英士死后，所图必大受影响。但冀将来由惕生专任歼彼杨、卢二贼，事当有济。然军队运动已久，而屡不得力，其卑劣之观望，正未易破。冯在南京，为阴为阳，卢、杨益有所恃，其部下更难决心。大抵民党他方无特别之势力发展，则沪事急遽无好希望也。”

　　“惕生”即黄兴的亲信、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谋次长的钮永建。“杨、卢”即袁世凯中央政府委任的淞沪护军使杨善德和第十师师长兼淞沪护军副使卢永祥。“冯”即镇守南京的江苏督军冯国璋。孙中山在这段话中，隐约透露了革命党内部的派系斗争。

　　与此相印证，邵元冲在为陈其美所写《行状》中回忆说：“中华革命党成立，公受任为总务部长。始公之抵日本也，诸党人以败丧泰半多意沮，以为匪久历岁月，事难可猝图。公独己心是孙公言，乃力排众议，主亟进，以是往往为故诸人所不悦，不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