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来源有多种说法，最受公认的一种是：明万历年间（1573年后），移居台湾的闽南人逐渐用“大员”一词称呼台湾，这是台南安平一带少数民族自称的发音。首次出现“大员”的文献是万历年间陈第的《东番记》，几经演变，成了更富诗意的“台湾”。清康熙年间，台湾府设立，台湾正式成为全岛名称。

　　台湾这名字里包含与大陆久远的渊源，这渊源早到矮黑人活跃的时候，早到台湾还根本不叫台湾的时候，比如说，英雄奸雄辈出的后汉三国时。

　　孙权、东吴和东吴大学

　　如果孙权真那么天才，要提前几千年创立一所大学，是不可能叫东吴大学的。虽然当时后世都被指称为东吴，在三代据有江东后，他定的国号是堂堂正正的一个字—“吴”，加个“东”字是多余的，偏安一隅的色彩不是谁都想要的。

　　名器，在千年的沉浮故事里都是重点。

　　大学这名字古已有之，不过在台湾，在大陆，近代意义的大学出现在“西风东渐”之后。1900年，美国基督教会监理会在苏州创办东吴大学，是二十世纪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1952年院校大调整后，“东吴大学”这校名被舍弃，几经变迁，继承者是如今的苏州大学。

　　但花开两枝，故事在对岸继续。1949年后，迁居台湾的东吴大学校友积极筹办复校，1969年在台北恢复大学建制。2008年，中国国民党在台湾赢得选举，夺回执政权，东吴大学校长刘兆玄接受委派，校长不当了，当上马英九任内的首位“行政院长”。一年多后，他为一场台风引发的“八八水灾”负责辞职下台，没再回校园，而是重拾早年的笔名“上官鼎”，写起了武侠小说。

　　东吴大学的名号在大陆找不到了，根还在。想当初尽管是教会学校，却因为“东吴为历来钟毓之地，地杰则人灵，可造必多”，命名为东吴大学。“东吴”两字是千年闪耀的金字招牌，将这招牌擦到最亮的，是孙权和他的周郎、鲁肃、黄盖等群雄。

　　但孙权同台湾的关联不必拐弯抹角到一千七百年后的一所大学，公元229年，孙权在建康（今南京）称帝，随即决定“远规夷洲，以定大事”。如果像许多证据表明那样，夷洲就是台湾，孙权就是文献记载中第一位主动经营台湾的君主。

　　决策遇到争议，火烧连营逼死刘备的陆逊将军劝谏说，夷洲“水土气毒”。孙权仍然派卫温、诸葛直率兵一万东渡，果然“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一年后只能“得夷洲数千人而还”。卫温、诸葛直为失败的冒险负责，因“违诏无功”被下狱处死。这是中央军队第一次到达台湾。

　　这次行动还有更出彩的附加值，就是使丹阳太守沈莹有可能通过到过夷洲的官兵和由官兵带回的夷洲人，了解了夷洲。每个时代都有沈莹这样的有心人。

　　在沈莹的《临海水土志》中，夷洲这个地方，“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当地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用鹿角为矛以战斗”，这便是世界上有关台湾情况的最早记述。在这些文字里，千年前的岛上土著生活独特，又有着所有原始居民类似的特点。

　　台湾的重要性在近代节节上升，这次远行也被节节拔高，孙权甚至被称为“心系海洋的蓝色君王”，好像所谓海洋文明、蓝色文明远在三国时代就进入过一个君王的内心，世界历史可以被改写了。

　　其实孙权哪会想那么多。三国时代太惨烈了，每个政权都必须既守土，又扩疆。像诸葛亮“七擒孟获”平定南方一样，临海的东吴必然将目光投向海岛。

　　孙权之后还有一个“心系海洋的蓝色君王”，同样大名鼎鼎，更加毁誉参半。隋炀帝杨广最后成了亡国之君，此前他的理想也是当个“四夷宾服”的圣主，边陲海岛也在视野之内。从那时起直到宋元时代的七百多年里，古文献里屡屡出现“流求国”，这个称谓之下应该包括后来的台湾和琉球（冲绳）。

　　公元607年，隋炀帝杨广派出羽骑尉朱宽，目的是“入海求异俗”，在艰难的航行之后终于抵达流求，因“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还”。次年，朱宽再次奉命前往流求，招抚归附，流求不从，朱宽取其衣甲而还。公元610年，隋炀帝又派出了虎贲中郎将陈稜，经过澎湖抵达流求。这时，岛上少数民族有一位首领叫欢斯·渴剌兜，对隋军令其投降的要求，他的回答是“不”。激战的结果不出意外，隋军得胜，“掳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

　　对流求，《隋书·东夷列传》中记录是：“其处少铁。”少铁，就证明有铁，“厥田良沃，先以火烧，而引水以灌之”，就是说，岛民们在进行着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生产。

　　到了元代，一代雄主忽必烈更感兴趣的是日本，不过两度出兵日本都失败而返。蒙古铁骑横扫天下，可海上要比的不是骑马，是驾船。征讨日本的行动有了个重要副产品，因为兵船要从南方沿岸出发，为了服务这个目的，公元1281年元朝设立了澎湖巡检司，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中央政权最早管理台、澎的行政机构。

　　像孙权，像杨广，君临天下者的诉求总是类似的。1291年元世祖派宣抚使杨祥招谕琉球，因语言不通而还。1297年，忽必烈已经不在世上了，他的孙子元成宗铁穆耳还继续着祖父的步伐，福建省都镇抚张浩再受派遣，率军前往琉球，擒一百三十余人而返。此后，元朝治下的福建省当局又几次派人前往台湾，传达“使之效顺”之意，达成这样的使命在当时是没有条件的，因为岛上的少数民族根本没有统一的管理组织，无法招抚，连谈判对象都找不到。

　　从古代的东吴，到现在的东吴大学，两岸联系的证据数不胜数，由此得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很容易。

　　海峡两岸真正不绝如缕的密切联系在明代形成，但一开始不是这样，因为明朝一建立，就马上对海洋关上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