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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论新绎

发稿时间:2021-11-15 16:40:00 来源: 中国青年网

  

【基本信息

书名宋论新绎

作者刘韶军

出版时间2021年10

出版社文化发展出版社

定价58

  【内容简介】

  清代学者王夫之的史论著作《宋论》,共十五卷,以宋代帝王的顺序分章,通过对每位帝王在位时的人物、事件的功过得失的评述,以及对诸多历史细节的考察,探讨宋王朝由盛转衰最终灭亡的原因。《宋论》中有许多精彩而深刻的历史评论,值得我们好好阅读,体会其中所分析与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引为鉴戒。

  本书从已有的整理本中选择部分内容进行现代式的解读,并作出要旨阐释与精华评析,使广大读者都能读懂此书,并由此更深刻地理解历史。

  【作者简介】

  刘韶军,男,19543月生,山东掖县人,师从张舜徽先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今已退休),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与研究、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研究等,出版著作《杨雄与<太玄>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太玄集注》(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宋元韬略》(崇文书局2018年)、《国学基础教程》(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

  精彩书摘

论仁宗

【题解】

  宋仁宗(10101063),北宋第四任皇帝,1023年至1063年在位。初名受益,宋真宗第六子,立为皇太子后,赐名赵祯,1023年即位,在位四十一年。在位期间对外战争屡战屡败,边患危机始终未除。后推行“庆历新政”,也未能成功。

  宋代党争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王夫之认为宋之朋党始于仁宗在位时的各位大臣:“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代的朋党不是仅在仁宗时期,而是长期存在,到徽宗时演变成剧烈的灾祸。一般人都批评说朋党是小人加在君子头上的罪名,王夫之此论与众不同。他认为国家既要有“刚方挺直之正气”,又要有“敦庞笃厚之醇风”,这就可以使君主“平其情,以不迫行其用舍,慎其听,以不轻动于人言,则虽有小人,不伤君子,其有君子,不患其有小人,而国是贞矣,而嚣凌息矣”。这就是说朋党的问题,关键还是在君主身上。君主要保持平静的态度,小心听取各种意见,做事不急迫,对人们的各种说法不要轻率听信,这样就不会让小人与君子之间形成紧张对立的关系,也就不会进一步引起朋党之争。也就是说,现实之中,总有小人与君子,不能保持纯粹无杂的状态,问题是不使小人与君子形成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而这需要由君主掌控大局。

  但在仁宗之世,君主对局面失控,原因在于“仁宗之求治也急,而性情之所偏倚者宽柔也。宽柔者之能容物,人所知也。宽柔者之不能容物,非知道者不知也”。有人来仁宗面前说这说那,他都容受了,“未遽以为是,未遽以为非”。“容之容之,而言沓至,则辩言者且将怒其所必怒,而终不能容”。于是君子和小人都“以议论之短长为兴废”,群起以言论相争,于是小人之党竞起争鸣,而自附于君子之华士,亦绰约振迅,饰其文辞,以为制胜之具。言满天下,蔚然可观。故当时士民与后世之闻其风者,所歆仰于仁宗,皆仁宗之失也。于是宋兴以来敦庞笃厚之风,荡然不足以存矣。这个分析说明了仁宗使此前的敦庞笃厚之风丧失,于是人们以言论相攻击,逐渐使君子、小人各自结党成群而攻讦不止,这就奠定了后来朋党之争的基础。

  由君子、小人形成朋党,而又导致宋的乱政,所以王夫之又说后来神宗时的乱政,实质上是从仁宗之世开启的。神宗兴怨于天下,不是因为他有奢淫暴虐之行,只是因为他“求治也亟”,而引起“下之言治者已烦”。而“召下之烦言,以启上之佚志,则自仁宗开之”。这是对神宗变法原因的一种分析,值得研究宋史者重视。

  王夫之认为,再好的制度法度,经过一定时间的运行,也会产生弊端,这是“自然之数”。就拿西周初期的“成周治教之隆”来说,到了穆王、昭王的时候,也是“蛹蠹亦生于简策”。如何对待产生弊端的制度,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不是简单地起而改之就能成功的。王夫之说:“法之必敝矣,非鼎革之时,愈改之则弊愈丛生。苟循其故常,吏虽贪冒,无改法之可乘,不能托名逾分以巧为吹索。士虽浮靡,无意指之可窥,不能逢迎揣摩以利其诡遇。民虽强可凌弱,无以启之,则无讦讼之兴以两俱受毙,俾富者贫而贫者死。兵虽名存实亡,无以乱之,则无游惰之民以嚣张而起,进则为兵而退则为盗。”他认为制度上的弊端产生之后,不改也有危害,但改制造成的危害更大。急于变法,并不能保证变法的措施都是正确的,更不能保证变法必然成功。而且变法不能保证所变都是正确的。因此,不能简单地对变法做肯定或否定的判断。这一点,往往是论史的人们未曾注意的。认为只要是变法就是进步的,反对变法就是保守的。这样的简单化,是不能真正把历史研究清楚,也不能正确从中总结出鉴戒的。

  王夫之认为,仁宗时还有一大弊政,“病民者二百年,其余波之害,延于今而未已”。这就是实行交子。研究历史的人都称赞宋代开始使用交子是进步,但王夫之不这样看,他说:“交子之制,何为也哉?有楮有墨,皆可造矣,造之皆可成矣。以方尺之纸,被以钱布之名,轻重唯其所命,则官以之愚商,商以之愚民,交相愚于无实之虚名,而导天下以作伪。”又说:“交子变而为会子,会子变而为钞,其实皆敝纸而已矣。”他认为交子、会子都不过是纸币,凡是有纸有墨,就可以印,而且其价值也是由人们随意决定的,结果是引导人们相互欺骗,而交子、会子并不能真实对应实际的财富,所以实行交子或会子,就对真实的财富造成巨大伤害。所以这种制度到明代宣德以后,就不复能行于天下了。

  因此他总结说:“君天下者,一举事而大利大害皆施及无穷,不可不审也。”这说明变法(包括使用交子和会子)的种种措施都必须慎重,不可轻率听信人们的言论,否则就有两种可能:“从善如流,而从恶亦如流。”不管是善是恶,都会造成长远影响,这是当初实行变法的君臣无法控制的,甚至还会骑虎难下。他告诫帝王们:“舜之大智也,从善若决江河,而戒禹曰:‘无稽之言勿听。’”这才是真正的治国“大智”,有了这种大智才能“成其至仁”,而“治道尽此矣”。

  仁宗时,范仲淹曾对科举中的问题,提出科举考试要先试策论而后试诗赋,王夫之认为科举要考经义、策问、诗赋,经义最重要,因为它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其次是策问,因为它“有所利用于天下”;而诗赋“无所利用于天下”,是最没有价值的。范仲淹要求把策问放在诗赋之前,还是有眼光的。

  王夫之是学者,所以最重视经义,实际上古代国家实行科举考试,也以经义为最重要。但大多数读书人,只是对经书内容加以“记诵”,而不能“引而伸之,演其精意,而著为经义”,这就不能达到考经义的根本目的,“道之所以明,治之所以定,皆于此乎取之”。反而使经义走上了邪路:“习之斯玩之,玩之斯侮之,以仁义中正之格言,为弋利掠名之捷径。支离者旁出于邪,疲茸者偷安于鄙,雕绘者巧乱其真,拘挛者法伤其气,皆所谓侮圣人之言者也。”王夫之非常痛恨这种变得虚浮的经义之学。

  范仲淹要重视策问,也有弊端,王夫之说:“范希文奋起以改旧制,于是浮薄之士争起而习为揣摩。苏洵以孙、吴逞,王安石以申、商鸣,而为之和者,实繁有徒,以裂宋之纲维而速坠。希文之过,不可辞矣。”这一点又是范仲淹始料未及的,即提倡策问,会引起人们不按儒家正统学说来论述问题,而用儒家以外的兵家、法家等学说来回答策问的问题,王夫之认为不坚持儒家的正道,乱用异端邪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在今天看来,王夫之对仁宗及其大臣的批评,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责任编辑:王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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