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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答客问

发稿时间:2022-01-24 11:23:00 来源: 中国青年网

书名:孔子答客问

作者:王长华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1

ISBN:978-7-5339-6628-7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社科专著,在充分占有史料并严谨辨析论证的基础上,以活泼生动的“问答”文体,请出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现身”解惑答疑,从而系统全面地呈现这位伟大先哲的生命历程和思想脉络。

  本书作者王长华教授在先秦诸子领域研究有年,学养深厚。透过本书,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读者可以全面了解孔子的独特人生和他生活的时代,学习和体会孔子历经漫长时光淘洗仍光辉璀璨的思想精华,充分感受这位杰出思想家、教育家的精神气质和人格魅力。

  【作者简介】

  王长华

  历史学博士,教授,河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现为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河北省燕赵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河北省中国畿辅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孔子答客问》《诗论与赋论》《<诗经>学论稿》等。

  【精彩书摘】

第一章

生命的历程

  十有五而志于学/所谓问礼老子/创办私学,收授弟子/

  高昭子家臣/公山弗扰/诛少正卯/夹谷之会/“堕三都”/

  去鲁适卫/匡、蒲蒙难/子见南子/离卫赴陈/陈、蔡绝粮/

  归鲁/《诗》《书》《礼》《乐》《易》《春秋》/驾鹤西去

 

  客问:先生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并回答我的提问,非常感谢。我要了解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先生的诞日向来有两种不同说法,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记载您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而《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的记载则是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年)。司马迁的记载没有月日,而《公羊传》和《穀梁传》记载的月日又不相同。请问先生,您的诞日到底是什么时间?

  答问:一个人的生日只能有一个,在这个问题上记载有分歧,那肯定可以说有的记载是错误的。司马迁《史记》记载的年份是正确的,我确实是出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世本》一书也是这样记载的。《公羊传》和《穀梁传》之所以早记一年,大概与秦汉时用“寅正历法”,以十月为岁首,把“十月庚子”理解为上一年的后十月有关。可是司马迁未记我的出生月日,《公羊传》记为“十有一月,庚子”,但是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这一年没有闰月,那么十一月中就不可能再有“庚子”,所以《穀梁传》所记“冬十月,庚子”,是正确的。这样,我的出生时间就是鲁襄公二十二年鲁国历法十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这一年的夏历八月二十七日。你们现代人根据紫金山天文台的推算,把这个时间换算为公历,就成了公元前551年9月28日。所以,现在人们就把这一天作为我的出生纪念日了。

  客问:先生曾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后面引用《论语》内容时只列出篇名)。因为语句太简括,又缺乏另外的佐证材料,所以后人对您这句话的理解就不免产生分歧。有人认为这句话是说十五岁为入大学之年(刘宝楠《论语正义》引),也有人认为:“孔子十有五而始志于学,不过晚乎?”“此独言志学,不言志道者,孔子之谦辞,实则志学即志道也。”(杨树达《论语疏证》)更有人认为这句话是说您从十五岁那年开始“立志要做官”(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请问先生,您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否说的是您真实的生活经历?

  答问:这句话说的当然是我的真实生活经历。把“十有五而志于学”理解为十五岁为入大学之年,那是封建经学家的话,试想我这个出身社会下层的人怎么会有入贵族子弟大学的特权?蔡尚思先生的理解是根据《说文解字》:“仕,学也。”但这个根据很不可靠,在我这里,“仕”和“学”一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的学生子夏就很明白这一点,他说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正是我要表达的意思,真不知道许慎以“学”训“仕”的根据是什么。至于杨树达先生的解释,也有点牵强附会。钱穆先生虽然也说:“孔子十五而志于学,即志于道矣。”但他又说:“志者,心有所欲往,一心常在此所欲之目标上而向之趋赴之谓。”(钱穆《论语新解》)这话倒是说出了我当时的心情。事实上,我所说的“志于学”仅指立志学习,而且是自学,因为除了自学,我当时确实没有其他办法,而自学的内容就是礼、乐、射、御、术、数(所谓“六艺”)。至于“志于学”是否就等于“志于道”,我当时实在没有细想过,由“学”而得“道”,那是学习由浅入深的过程,也倒是在情理之中的。

  客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先生在鲁昭公七年(前535年)欲参加鲁国执政季武子举行的招待士的宴会,结果被季氏家臣阳虎阻拦。唐代司马贞否认此事的存在(《史记索隐》),清代崔述也怀疑此说,认为当时令堂刚过世,按周礼,居丧三年不饮酒食,轻丧不与人乐,您不会如此非礼(《洙泗考信录》)。而现代学者又多持肯定态度,比如像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匡亚明(《孔子评传》)等。请问先生,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答问:这件事确实是真实的。当时主要因为自己年纪太轻,对社会人事的了解还不够透彻,社会影响也还太小,仅仅认为家父生前身为武士,我自己又好学上进,于是就大着胆子直闯季府了,结果受了挫折。后人之所以对司马迁的记载产生怀疑,主要是因为断句问题。如果把这一问题纠正过来,把“孔子要绖”句属上文读,而将“孔子年十七”接在“孔子由是退”之后,对事情的理解就不一样了,而这样理解也才符合事实。因为我于季府受绌是发生在十七岁那年,家母去世则是几年前的事了。这一点近代学者蒋伯潜先生有很好的意见(《诸子通考》),只是他的说法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而已。不过,受绌于阳虎也不是什么坏事,从此以后,我在自学的道路上更加勤奋了。

  客问:先生受绌于阳虎后的生活中有一件事始终是人们所关心的,那就是先生是否曾于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左右赴东周京师洛邑问礼于老子。司马迁对此记载颇详(《史记·孔子世家》《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崔述完全否定这一说法,认为司马迁的记载“皆杨朱之说”,是“托诸老聃以诎孔子”(《洙泗考信录》);张恒寿认为即使先生曾问礼老子,那个老子也一定不是著《道德经》的老子(《孔子》)。那么请问先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答问:这件事说来话长。简单地说,我于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确实去过东周京师洛邑,主要目的是查阅周室所藏图书档案资料,同时进行学习考察,并没有问礼于老子。司马迁作史,向以“爱奇”著称,他的记载很可能杂有民间传说的成分。再有,汉代初期黄老之学盛行,司马迁受黄老之学影响,或者黄老派学者篡改司马迁著作,也未可知。总之,说我问礼老聃的事是不存在的。

  我讲这样一个事实你就明白了。众所周知,《庄子》一书常常站在道家立场上任意描写和改造我的形象,在《庄子》笔下我简直成为道家思想的义务宣传员了。但是,在我是否适周问礼老聃的问题上,他们却没有任何具体的记载(《庄子·天道》)。如果我真的曾问礼于老聃,那还不知会被他们描写成什么样子呢!蒋伯潜先生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庄子,道家也;苟孔子果曾见老子而问礼焉,《庄子》断无不载之理。”(《诸子通考》)所以钱穆先生也做出“孔子见老聃问礼,不徒其年难定,抑且其地无据,其人无征,其事不信”的结论(《先秦诸子系年》)。这个结论比较接近事实。

  客问:先生青年时代就以好学而著称,甚至在乡党中赢得“博学”的赞誉(《子罕》),您能否具体地给我介绍一些您当年刻苦自学的事,也好让后人有所效法?

  答问:我一生中做过不少事情,也有过不少理想,仔细回想起来,我对自己最满意的就是学而不厌的好学精神。说起青年时代的自学故事,我可以给你举这样几个例子:

  一是我少年时代(崔述《洙泗考信录》)向乐官师襄学琴。一连十来天我只弹一首曲子,师襄认为可以改学新曲子了。我认为曲调虽已学会,但弹奏的技巧还没学好。过了一段时间,师襄说我的技巧已经学好,可以改学新曲了。我认为技巧虽已学好,但还没能领会曲中的志趣神韵。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说我已经领会曲中的志趣神韵,可以改学新曲了。我认为曲中志趣神韵虽已领会,但还没能体会出曲作者是谁,以及他的为人风貌。等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自己从朦胧中恍然明白,曲作者的形象似乎就在我眼前,他就是周文王。等我把这种感受说出来时,师襄连连作揖说,此曲的名字正是《文王操》。(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以及《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列子》等)

  二是鲁昭公十七年(前525年)我二十七岁时,东方小国郯国的郯子来鲁国朝见鲁公。宴会上,鲁国大夫叔孙昭子问起郯子关于少昊时何以以鸟名官的情况,郯子引征自黄帝、炎帝以来的远古传说,对官职命名的历史演变做了详尽的解释。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前去拜见郯子,向他讨教少昊时代职官制度的历史情况。(《左传·昭公十七年》)结果,我收获很大。

  三是我刚刚进入仕途的时候(朱熹《论语集注》、钱穆《论语新解》),我乘入太庙助祭的机会,见到不明白的地方,就虚心向别人请教,以致有人竟认为我不知礼。我自己却不这么看,我认为凡遇不懂的事就向别人请教才符合礼(《八佾》《乡党》)。

  从这三件事,你就能了解和体会我青年时代是怎样勤学好问、刻苦自学的了。

责任编辑:张诗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