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知心朋友休利特

　　1930年秋天，我和比尔·休利特在斯坦福大学注册入学时相识。我早就立志成为一名电气工程师。比尔则没想好要做什么。不过在大学一、二年级时，我们一起选修了很多相同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到了大学四年级，我们更加熟络了，在那一年的年末，我们已经成了知心朋友。

　　在上大学之前，我和比尔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他的祖父、祖母、外公和外婆在20世纪之前均住在加利福尼亚，父母都在旧金山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位医生，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职业生涯早期曾在密歇根大学教过医学。比尔于1913年出生在安阿伯市。多年以后，他的父亲成了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教授，而这个学院当时位于旧金山。

　　比尔说他的童年“忙碌又快乐”。他的父母都接受过良好教育，而且非常富有。他和家人一般都去内华达山脉度假，在那里，比尔和我一样，喜欢上了野外活动，至今仍未改变。

　　小时候的比尔早早就表现出了一个显著的特点：一颗从不满足的好奇心。他想知道事物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事物是现在这样，而不是别的样子。他经常自己动手做实验来找答案，其中就包括爆破试验。和我一样，他也很幸运地没出事。他还喜欢去探索，偶尔会爬上屋顶或去旧金山尚未开发的地区探险。他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就是海滨区1915年举办世界博览会的地方。世界博览会的举办地当时只剩下了几幢空荡荡的建筑物，比尔和他的伙伴们把那里当成了美妙的游乐场，只是这里是禁止公众入内的。

　　比尔上的是一家私立小学，每天乘坐缆车上下学。他在算术方面特别优秀，但在阅读方面很吃力。人们都以为他是个迟钝的学生，但他其实是个失读症患者。可那时候没人知道有失读症这种病。他一直在读写方面有困难，后来，在听讲座的时候，他做笔记的速度太慢赶不上老师讲课的速度。所以，就和许多失读症患者一样，他开始练习听力，把想法和信息有条理地记下来，以便可以随时回忆。“对于学习数学和科学，这个办法特别管用。”他如是说。

　　比尔的父亲在比尔十二岁时罹患脑瘤去世，祖母和母亲带着比尔和他的姐姐去了欧洲。他们在欧洲待了十五个月，在那段期间，比尔的姐姐路易丝去了巴黎的学校，而比尔则由他的母亲和祖母辅导。他们还去了别的地方。对比尔来说，旅行本身就是很好的教育。

　　回到旧金山后，比尔进了著名的大学预科高中洛厄尔高中。他在科学课程方面很出色，但在其他方面则表现平平。事实上，比尔很喜欢讲一个故事：在高中毕业时，和他的很多同学一样，他也请求校长推荐他去斯坦福大学。校长把他的母亲请来，说：“休利特太太，您的儿子表示很想去斯坦福大学。他的记录不足以让我推荐他。您知道他为什么要去那里吗？”她说：“他的父亲曾在那里教书。”校长面露喜色，问道：“他父亲是不是阿尔比恩·沃尔特·休利特？”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校长说：“他是我最好的学生！”比尔说他就是这么来到斯坦福的。他还说那位校长转年就退休了，“所以我赚到了！”

　　比尔上高中时参加过很多活动。他很喜欢化学和物理，一直在做实验和制造各种各样的东西。他做了一个特斯拉氏感应圈，电弧是用碳棒做成的，还给他姐姐和他自己各做了一个小型晶体收音机。他和其他几位爱好数学的学生一起请老师教他们微积分，而高中里根本没有这项课程。这让他们在进入大学后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比尔经常说，要是他父亲没有死，他可能会从医。他还开玩笑说，他之所以选择电气工程专业，是因为他喜欢电气火车，不过在他小时候，他对化学和数学的兴趣与对电气的兴趣不相上下。

　　通过比尔，我和比尔童年时最好的朋友艾德·波特成了好朋友。艾德从小就是业余无线电发烧友，当时和比尔一起来斯坦福念书。他的呼号是W6BOA，所以“Frisco Snake（旧金山之蛇）”就成了他的代号。艾德对无线电很在行，他在斯坦福上学的一部分费用就是靠修理无线电赚来的。艾德的父亲是圣公会大主教，艾德本人则是个很有活力的人，是我们未来四十年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人。正是艾德的父亲在1939年为比尔·休利特和弗洛拉·休利特主持了婚礼，在他去世之前，为休利特夫妇五个孩子中的三个以及我和我妻子露西尔的四个孩子施了洗礼。

　　一个叫巴尼·奥利弗的年轻人也选修了弗雷德的研究生课程。他大三时从加州理工学院转来斯坦福，并且已经上完了大部分工程必修课。于是弗雷德让他上研究生课程，并且规定，如果巴尼期中考试不及格，就要退出这个课程。事实上，不仅是那次的期中考试，就连那一年的其他考试，他的分数都是最高的。

　　核心形成

　　我和休利特、艾德、巴尼很快成了好朋友，这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多亏弗雷德的课程。多年以后，我们四个人组成了惠普公司的管理团队，而这并非巧合。艾德于1976年去世，他生前在惠普当了三十年的生产经理。巴尼是20世纪最伟大的应用科学家之一，1981年退休，退休之前是惠普的研发总监，现在则致力于与外星生物探索计划类似的项目。

　　大三那一年，我和比尔发现我们都对野外活动感兴趣，当时，一位教授组织我们去内华达山脉，到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的水力发电站去做实地考察。我和比尔借此机会去钓鱼，玩得不亦乐乎。从那以后，我俩曾多次去山中旅行，有一次是在我们1934年毕业后没多久，我们去科罗拉多骑马玩了两个星期。那个时候，我们以每天1美元的价格租来一匹马，骑马去了圣胡安山脉。毫无疑问，对野外活动的共同兴趣加深了我们的友谊，也有助于我们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而我们之所以能在半个多世纪这么长的时间里在公司里成功合作，这一点至关重要。

　　弗雷德对无线电工程有着强烈的兴趣，因此对这一行里的先驱人物几乎无所不识，而其中很多人都住在帕洛阿尔托区。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西里尔·F.埃尔维尔进行的早期无线电研究在20世纪初促成了联邦电报公司的成立。1908年，李·德·福雷斯特在帕洛阿尔托发明了真空管。20世纪20年代，弗里茨·科尔斯特开发出了无线电测向仪。

　　20世纪20年代初，旧金山湾区的许多公司都搬去了芝加哥，后来芝加哥就成了无线电产业中心。1932年，联邦电报公司东迁到新泽西。可很多人不想离开。他们选择留下来，创建他们自己的科技公司。20世纪30年代，弗雷德在教授无线电工程研究生课程的过程中，多次组织我们参观其中一些科技公司。当时我们参观了位于帕洛阿尔托的卡尔工程公司，位于伯林盖姆的艾特尔-麦卡洛公司，以及查理·利顿工场，也就是后来位于雷德伍德城的利顿工业公司。我还去旧金山见了正在开发电视摄像管的菲洛·泰勒·法恩斯沃思。

　　我记得弗雷德说过这样的话：“你们可以看到，这些成功的无线电公司大都是由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创办的。”但他还说，对于具有这一领域完备理论基础的人来说，商机更大。他的话让我们认真思考。大四那年，在弗雷德的鼓励下，比尔、艾德、巴尼和我开始设想在毕业后自己创业。可在1934年的春天，通用电气为我提供了一个职务，我们的计划因此搁置。当时美国正在经济大萧条中挣扎，工作机会少之又少。弗雷德鼓励我接受通用电气的工作，说我可以在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将来自己创业时都用得上。他还觉得比尔应该继续攻读研究生，这对他有好处。因此，我们同意推迟创业，不过我们都坚信，我们一定会按照所讨论的那样，去创建我们自己的公司。

　　在通用电气的日子

　　我要到1935年2月才去通用电气上班，所以我决定到博尔德的科罗拉多大学参加秋季学期的课程。最好的课程是哈钦森教授主讲的工程数学。他能在黑板上写出两列大约二十行的五位数数字，然后继续添加数字，班里的人都追不上他的速度。我觉得这是我上过的最有意思的课程之一。

　　1935年1月，我驾车送我母亲和妹妹去匹兹堡看望朋友。然后我开车去了斯克内克塔迪，到通用电气上班。第一天上班时，见到了在斯坦福面试我的博林先生。他知道我对电子很感兴趣（依旧称为“无线电”），但他告诉我，在通用电气，电子仪器没有前途，并建议我把工作和兴趣都放在发电机、电动机以及公用设施和电力传输系统所需的其他重型元件上。

　　我常常在想，博林先生的这个建议非常讽刺，因为我们的电子公司惠普公司比他给我那个建议时的整个通用电气公司的规模还要大。

　　即便是在大萧条时期，通用电气公司也一直秉持着一个原则：每年雇用一些大学毕业生，并且一上来就会派他们去不同的测试部门工作。我最初的工作与冰箱产品有关，负责测试冰箱有没有泄漏和其他问题。我上中班，这工作没什么意思。

　　我决定自己去找别的测试工作，一开始我去了无线电广播发射机部，负责测试军用设备。这个工作同样不具有挑战性，所以我继续寻找，然后又到了真空管工程部负责测试。这个部门和通用电气的主研发部在同一栋大楼里。这个新工作挺有意思，而且我有幸见到了在主研究试验室工作的一些精英。

　　我的第一项任务是到控制点缝焊用受控汞蒸汽制造整流管的部门。最大的管子是一加仑桶大小的玻璃电子管，阳极由绝缘材料固定在顶端，水银槽由绝缘材料连接到底部。控制元件是尖头碳化硅，通过管子一端的绝缘材料和引线连接。在控制期间，每一个阳极循环出现电弧，并且可以控制到循环片断。如果控制元件失去了控制力，电子管就会爆炸！

　　测试设备位于大楼的第一层，检测进行期间，两扇大型仓库的门都开着。管子周围设有强力防护金属网罩。如果管子爆炸，网罩就能挡住碎玻璃，但水银槽里的水银会变成汞蒸汽，从敞开的门飘出去。操作员必须抢在汞蒸汽前跑出大门，等汞蒸汽完全消散后，才能再次进入测试室。

　　这些管子是成批生产的，一批有二十根，最后一个批次的所有管子都不合格，而我的工作则是让新生产的一个批次通过测试。

　　通力合作

　　我尽我所能掌握了潜在的故障原因，并且决定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车间里，确保每一个环节都不出差错。很快一个事实就浮出水面：工程部门给制造工人的指导并不足以确保每一环节都不出问题，而制造工人又急于把工作做好。我和工人通力合作，查找出每一个可能的故障原因，结果，那个批次的二十根管子全都通过了最终测试，没有一根不合格。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经验：书面指示很重要，但面对面的沟通更加重要。这正是惠普公司“走动式管理”理念的由来。

　　那段日子，我和我在通用电气的朋友每人每月的薪水不到90美元，所以我们五六个人租了一个大房子，雇了一个人来帮我们打理房间。那时候我们每天的花销是1美元，所以剩下很多钱可以去做别的事。买一套做工相当考究的西装只要25美元，即便薪水很低，每个月也可以存下一些钱。

　　我很享受在通用电气的日子。在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在日后证明对我们自己创业时很有用的东西，我还和很多后来在电子行业内占有一席之地的人成了好朋友，耶鲁大学毕业生鲍比·威尔逊就是其中之一。毕业后的第一年，鲍比在莱特博士的一架私人飞机上做环球飞行时担任无线电操作员和导航员。鲍比最后成了通用电气芝加哥X光部门的负责人。当然，还有杰克·哈钦斯。1936年春天，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在纽约召开会议，杰克与我共同向会议递交了一份论文。杰克后来在伊利诺伊州创业，生产大功率晶体管。

　　我们在斯克内克塔迪的另一个合租人是约翰·福禄克，我和他是一生的朋友。“二战”期间，约翰曾在华盛顿为上将海曼·里科弗工作，战后，他在西北地区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约翰·福禄克制造公司，专门生产大型电子仪器。通过约翰，我认识了里科弗上将，后来在我于1969年担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时，他给了我很多帮助。

　　约翰·凯奇是我在通用电气认识的另一个朋友，后来他在惠普担任要职。战后，约翰在普渡大学做电子学教授。我给他打电话，请他介绍适合我们要求的应届毕业生。他给我们推荐了很多人才。1956年，我们聘请约翰来监督一项非常重要的产品开发项目，后来他筹建并负责管理我们在英国的第一家子公司。1971年，他和巴尼·奥利弗联合编纂了教科书《电子测量与仪器》。

　　1936年，大萧条的阴影依旧挥散不去，通用电气公司削减了一些工作项目，所以我们很多人在下午三点就能下班。这就有时间去打高尔夫了，而我则是去打篮球。我很喜欢这项运动，最后还加入了当地的一支职业球队。我们在晚上练习，周末到纽约州北部和新英格兰附近的小镇里去打比赛。虽然一星期只赚几美元，可在那段经济不景气的日子里，这些钱还是可以派上用场的。我们是在纽约市三十四大街的军械库里打了那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关于那场比赛我记得不多，只记得我们输了，流行歌手凯特·史密斯为我们开的球。

　　我在斯克内克塔迪的这段时间，比尔则忙于他的研究生学习。1935年他在斯坦福学习了一年，转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拿到了硕士学位。在坎布里奇期间，他来斯克内克塔迪看过我几次，好几次我们一起去划独木舟游玩，玩得很开心。

　　我很享受在斯克内克塔迪的时光，很多个周末，我都会去纽约州北部、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湖边钓鱼。到了秋天，树林美轮美奂，我和通用电气的一些朋友就会去猎鹿、丘鹬和其他动物。

　　冬天，我会去纽约州的北克里克滑雪，消磨掉了很多周末时光。那时滑雪还是一项新兴的流行运动。北克里克的人使用校车把滑雪者送到戈尔山顶，并且为初学者和滑雪高手准备了多条下山的滑道。滑雪板有山核桃木、槭木的，还有梣木制的，而我因为错过了滑道上的转弯，冲进了树林，弄坏了三副滑雪板。幸运的是我的腿比滑雪板结实！就是在这一次次的出游中，我大学一毕业就来到斯克内克塔迪工作的大学生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7年，我开车去帕洛阿尔托。因为随身带了一个睡袋，所以不必住旅馆。那个时候，在高速公路沿线找个方便的地方睡觉还是相当安全的。当时比尔已经从东部回来了，所以我想和他一起待一段时间。然而，我此次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去见一个名叫露西尔·索尔特的女孩子。第一次见到露西尔是在斯坦福读大四时，那时我在女学生联谊会餐厅里做服务员。

　　1934年春天的一个周末，一帮朋友组织去旧金山的马克酒店开舞会。我没有舞伴，可我的一个朋友觉得他在德尔塔加玛餐厅认识的一个女孩子或许愿意和我一起去。而我正好在那里的厨房工作。有一天，我正在那里忙着洗锅碗瓢盆，露西尔走到我身边说：“什么时候去？”

　　在那次舞会之前，我和露西尔只是点头之交。她来自旧金山，是个既漂亮又聪明的学生。舞会之后，我们恋爱了。毕业以后，我们相隔五千公里的异地恋仍在继续。毕业后的几年中，我去见了露西尔的父母和她的妹妹奥德丽，她也在斯坦福上学。一段时间以后，我和露西尔开始相当认真地考虑结婚的问题。

　　在此次帕洛阿尔托之行中，我还去见了比尔，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开了第一次“正式”创业会议。会议记录的日期是1937年8月23日，抬头是“创业初步组织计划和初步工作方案”。我们讨论要生产高频接收器和医疗设备，而且还特别备注“我们应尽全力掌握电视机（最新发布的技术）”。我们给新公司拟定了一个名字：工程服务公司。

　　1938年春天我和露西尔决定结婚。她辞去了斯坦福大学注册处的秘书工作，乘坐欧弗兰高级客运快车来到芝加哥，又从那里倒车前来斯克内克塔迪。路上一共用了四天。由此可见那个时候的工作是多么稀缺，我根本不敢请假，以免丢掉我这份薪水较高的工作。我并不想让通用电气的人发现蛛丝马迹，知道我有别的打算。出于这个原因，我只是周五下午请了半天假去结婚，周末到蒙特利尔度蜜月，这样周一早晨就可以回来工作了。

　　在那段时间，弗雷德一直在考虑我和比尔该如何创业。1938年夏天，他为我在斯坦福大学里争取了一个研究生的名额，一年有500美元的奖学金，可更重要的是，我和休利特又能在一起了。这份奖学金提供了一项很有意思的技术挑战。我要和斯坦福一位年轻的发明人拉斯·瓦里安一起研究他的一项创意。我的任务是改造真空管，使之适应较高的频率。这个项目是一个更大项目的组成部分，而拉斯和他的哥哥西格因为这个项目而名声大噪：速调管，这项科技可用于雷达和粒子加速器。

　　通用电气的老板很支持我，并准了我一段无薪假。八月，我和露西尔开车回加利福尼亚，无篷座位上放着从西尔斯·罗巴克公司买来的旧钻床。这是惠普公司的第一台设备。

　　将近一年后，我才正式向通用电气提出辞职。露西尔一直记得她在1939年6月把我的辞职信放进邮箱里的那一刻。寄出这封信后，我们就没了经济来源。可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并因此兴奋不已。

　　弗雷德安排我在雷德伍德城查理·利顿的利顿工程实验室做瓦里安研究项目的工作。他还设法把我在通用电气公司的工作转化为学分，这样我只需要再学习一年就能从斯坦福拿到电子工程学位。

　　露西尔又回到了斯坦福注册处工作。她的工作时间是从周一到周五，外加周六半天，在未来的几年里，她的收入是我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可最重要的是，比尔也回到了城里。在这段过渡期间，他从麻省理工学院拿到了硕士学位，而且一毕业，芝加哥的詹森·斯皮克就向他发出了工作邀请。可弗雷德也为他铺好了路，旧金山有一位医生有兴趣开发医疗设备，于是弗雷德把他介绍给了这个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