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是20世纪及21世纪最主要的拉美作家及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在西班牙语文坛，略萨也是著述最多、读者最多且争议最多的作家之一。在他之前，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西班牙语作家为数不少，包括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卡米洛·何塞·塞拉（Camilo José Cela）、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árquez）、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Vicente Aleixandre）、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ángel Asturias）、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哈辛特·贝纳文特（Jacinto Benavente）以及何塞·埃切加赖（José Echegaray），上述作家很多均已撒手人寰，只有略萨健在，仍在积极创作，并且关注着西班牙语世界的文化及政治争端。20世纪60年代的拉美文学大爆炸广受赞誉，但其中的代表作家，目前只有略萨仍在进行小说创作。胡里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以及多诺索（José Donoso）已经辞世，进入耄耋之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近年来极少露面，作品寥寥。2010年11月，74岁高龄的略萨接到彼得·英格伦德代表摩瑞典文学院打来的电话，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不到一个月之后，他的第16部小说《凯尔特人之梦》（El sue?o del celta）正式与读者见面。

　　何塞·米盖尔·奥维多（José Miguel Oviedo）的先锋之作《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现实的创作》（Mario Vargas Llosa: La invención de una realidad）（1970及1982）出版以来，对于略萨作品的评论及研究逐渐增多且持续不断，它们不但对略萨的作品进行了极为广泛的正式研究，而且还有选择地从文本、政治、女性主义以及心理学角度对其作品予以分析。后者的代表之一，要数罗伊·博兰（Roy Boland）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俄狄浦斯和爸爸王国》（Mario Vargas Llosa: Oedipus and the Papa State）（1988），这是首部分析略萨作品中心理创伤的著作。

　　从某种程度来讲，本书考虑的是博兰德著作中所介绍的略萨俄狄浦斯情节在21世纪的文学产物。我阅读的过程深受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沉默的经验：创伤，叙事及历史》（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sitory）、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阿瑟·W.弗兰克（Arthur W. Frank）《受伤的叙事者：身体，疾病及道德规范》（The Wounded Storyteller: Body, Illness, and Ethics）以及大卫·阿贝巴赫（David Aberbach）《摆脱创伤：遗失，文学及心理分析》（Surviving Trauma: Loss, 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sis）的影响。当然，我并不打算“应用”他们任何一位的理论；不过，我对精神创伤及其影响的理解，多半还是拜这些知名学者所赐。最近出版的一卷研究略萨政治理念的著作名为《巴尔加斯·略萨与拉美的政治》（Vargas Llosa and Latin American Politics），于2010年出版，编者为胡安·E.卡斯特罗（Juan E. Castro）以及尼科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irns），这部作品证明大家目前对略萨—拉美最具争议的诺贝尔奖得主之一—仍然有着浓厚的兴趣。最近，埃弗兰·克里斯托（Efraín Kristal）及约翰·金（John King）合编了一卷略萨近年重要小说讲读。然而，这部作品却首次汇集了巴尔加斯·略萨20世纪及21世纪创作的全部小说，而且收录的有且仅有略萨一人的作品。

　　近年来，对略萨及其作品的公众及学术形象充斥着批判性思维及阐述。一方面，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记者及部分学者就声称巴尔加斯·略萨及其他60年代拉美文学大爆炸的代表作家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主要是因为跨国出版公司行之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这种观点最初由已故的乌拉圭著名评论家安赫尔·拉马（ángel Rama）提出，他认为那些致力于文化汇流的作家，如何塞·马里亚·阿格达斯（José María Arguedas）、胡安·鲁尔夫（Juan Rulfo）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采取的是更行之有效的文学表达方式，在这方面，四海为家的福恩特斯及巴尔加斯·略萨有所不及。在其研究20世纪60年代拉美文学大爆炸的著作中，埃尔南·比达尔（Hérnan Vidal）认为巴尔加斯·略萨及其他拉美文学大爆炸代表作家的作品水准并无优势，或许还不如大批被埋没的拉美作家，他们之所以获得今天的地位，更多的是靠跨国出版公司在拉美、欧洲以及美国的市场营销策略。

　　另一种想法或者观点略微宽容一些：20世纪60年代拉美文学大爆炸时期，巴尔加斯·略萨写下的3部小说—《城市与狗》（La ciudad y los perros, 1963）、《绿房子》（La casa verde, 1966）以及《酒吧长谈》（Conversación de La Catedral, 1969）—的确反映了秘鲁乃至拉美复杂微妙的现实，然而，从那以后，他的作品变得越发单薄，重要意义也不若以往。从根本上来讲，这种观点对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持否定的态度。

　　还有一种观点，在美国学术界研究拉美的圈子里较为普遍，即巴尔加斯·略萨只是在政治方面过于保守，过于狭隘，无法在当今文坛引起兴趣；这些评论通常声称作为一名作家，略萨藐视女性和少数民族，甚至看不起秘鲁及拉美其他国家不属于社会及政坛精英的人们。这3种阐述较为宽泛的观点包含着几种更深层、更细致的分析和论点。在我看来，这些分析和论点中的一部分，对于阅读略萨的作品，的确实用且有效，在本书的前两章，我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然而，本书的核心是质疑对于略萨20世纪作品评论中的缺漏和误导。本书的结构就是我研究这些评论的基本脉络。在第一章“知识分子的传记”当中，我按照年代的顺序，回顾了巴尔加斯·略萨所有的作品，特别是他的政论文以及有关政治话题的采访。因此，我将通过其论文、采访以及小说，追寻他的政治思想，因为其政治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20世纪60年代强硬的左派宣言，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21世纪初对此前政治观点的全盘否定。我也将概括巴尔加斯·略萨对于拉美土著极具争议的看法。第一章开始的部分，我将详细描述作家饱受创伤的童年，继而认定他之所以一生挑战权威，与这段童年经历不无关系。

　　第二章“21世纪的小说家”，是本书的中心，主要研究巴尔加斯·略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出版的5部小说《利杜马在安第斯山》（Lituma en los Andes, 1993）、《公羊的节日》（La fiesta del Chivo, 2000）、《天堂在另外的街角》（El paraíso en la otra esquina, 2003）、《坏女孩的恶作剧》（Travesuras de la ni?a mala, 2006）以及《凯尔特人之梦》（El sue?o del celta, 2010）。我在复杂度、细节、广度以及重要性这四方面，将这些作品与他20世纪60年代广受赞誉的作品—《城市与狗》《绿房子》以及《酒吧长谈》进行比较。我对略萨21世纪出版的5本小说的研究，使得本书成为首部全面研究略萨小说且将重点放在其近期作品的专著。

　　在第三章“重读巴尔加斯·略萨”中，我对略萨的11部小说进行了总结，从《城市与狗》到《情爱笔记》（Los cuadernos de don Rigoberto, 1997），全都是20世纪的小说作品。我并未逐部对这些小说进行探讨，而是建构了始终贯穿于巴尔加斯·略萨写作生涯的几个话题，结合这几部作品的上下文进行分析。这几个话题包括：创作小说是他的“娱乐”；作为现代主义者及后现代主义者，他的作品有何相应特点；从生态评论的角度重读略萨的小说。

　　在结尾部分，我为这部研究巴尔加斯·略萨及其作品的著作增添了一份人文情怀，先描述了2010年12月他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那一周发生的事情；剩下的部分，则将时间向前推移，从2010年回溯到1968年，描述了我对巴尔加斯·略萨的正式采访以及私下交流，并引用了我们当时的对话。在这一过程中，我简单谈了自己对巴尔加斯·略萨及其作品的最终思考。

　　这是我研究该作家的第三部著作。多年来，许许多多的人—多到我在这里无法一一列出—对我研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专著给予帮助。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及其妻子帕特里西亚和蔼可亲，极富耐心，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对此我真的感觉非常幸运。第一章及第三章引用的采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帕特里西亚和巴尔加斯·略萨在利马的秘书团队，以罗萨里奥·德·博德亚（Rosario de Bedoya）为首，同样非常慷慨，对我的秘鲁探究之旅给予诸多帮助。秘书团队中的露西亚·穆尼奥斯·那亚尔（Lucía Mu?oz Nájar）以及玛利亚·卡尔曼·格斯（María Carmen Ghezzi）也很友好，帮了我许多忙。巴尔加斯·略萨的母亲多拉·德·巴尔加斯（Dora de Vargas）大度地让我对她进行了其人生中唯一一次采访，这是所有其他学者或者记者可望而不可求的。我在本书中也简短地引用了这次采访，我衷心感谢略萨全家让我在1991年5月得到了那次仅有的机会。我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彼得·T.约翰逊博士及其同事，感谢他们允许我查阅巴尔加斯·略萨的信件以及手稿。

　　我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上本科时，罗伯特·科诺克斯（Robert Knox）以及沃尔夫冈·A. 卢赫廷（Wolfgang A. Luchting）让我初次接触到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时至今日，我仍然对他们满怀感激。事实上，正是科诺克斯让我首次意识到巴尔加斯·略萨“连通器”的概念，因为除了略萨和名不见经传的西班牙小说家佩雷斯·德·阿亚拉（Pérez de Ayala）之外，这一概念没有出现在任何人的作品中。何塞·米盖尔·奥维多从未给我上过课，但他研究巴尔加斯·略萨的知名作品多年后仍然让我受益匪浅，因此我感觉必须也将他视为导师。我早年阅读和总结巴尔加斯·略萨作品能力的提升，则要感谢跟我私交至厚的两位导师，约翰·S.布拉什胡德（John S. Brushood）以及雷蒙德·D.索萨（Raymond D. Souza）。

　　多年来，与R.H.莫雷诺-杜兰（R. H. Moreno-Durán）、达里奥·哈拉米略（Darío Jaramillo）、赫尔曼·巴尔加斯（German Vargas）、阿瑟·弗莱明（Arthur Flemming）、雷蒙德·德·索萨、约翰·加尼姆（John Ganim）、马尔科姆·巴德（Malcom Bader）以及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对话，让我对巴尔加斯·略萨、与他交谈的人、乃至涉及的话题都有了新的认识。

　　针对这部最新的著作，则要特别感谢西班牙语研究系主任大卫·赫兹伯格（David Herzberger）、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斯蒂芬·卡伦伯格（Stephen Cullenberg）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阿诺德·巴斯（Arnold Baas），感谢他们对我的研究给予支持。最近几届的研究生提前对巴尔加斯·略萨21世纪出版的小说予以探讨，给我的作品提供了绝佳的对话背景，我尤其感谢黛安娜·多森·李（Diana Dodson Lee）以及查尔斯·斯图亚特（Charles Stuart）的真知灼见。

　　作为读者，塞萨尔·费雷拉（César Ferreira）、阿瑟·弗莱明以及托马斯·施耐德（Thomas Schneider）对本书的手稿做了改进，研究助手恩里克·萨拉斯-杜拉索（Enrique Salas-Durazo）、胡里奥·恩里克斯—阿尔内拉斯（Julio Enriquez-Arnelas）以及朱迪·吉梅内斯（Judy Jiménez）始终保持高效，值得信赖。没有爱妻帕梅拉（Pamela）毫无保留的支持和牺牲，很难想象本项目能够完成。我还要感谢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的凯西·吉特莱尔（Casey Kittrell），感谢他出色的工作，让原稿最终通过审批，并得以出版。

　　本书可能存在的任何缺陷都与他们无关，相反，我希望他们能够因为自己向我伸出援助之手，而体验到一份满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