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代（1936—1974）

　　20世纪20年代早期，秘鲁青年埃内斯托·巴尔加斯·马尔多纳多（Ernesto Vargas Maldonado）离开故乡—秘鲁城市利马，前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体验全新的生活。埃内斯托·巴尔加斯中了彩票，再加上骨子里的冒险精神，使他决定去国外闯荡。布宜诺斯艾利斯可是南美大陆这顶皇冠上的宝石，若钱没花光，他很可能继续在那里享受生活。面临身陷经济困境的现实，埃内斯托·巴尔加斯决定参加职业培训，并顺利成为一名民航飞行员。旅居阿根廷的数年间，他曾为多家民营航空公司效力，之后，他决意回转祖国秘鲁，就职于一家名为“帕纳格拉”（Panagra）的公司，在位于秘鲁南部的塔克纳（Tacna）机场担任无线播报员。

　　在塔克纳机场履职后不久，埃内斯托·巴尔加斯遇到一位年轻姑娘，多拉·略萨·乌雷塔（Dora Llosa Ureta），两人随即坠入爱河。多拉·略萨来自秘鲁南部城市阿雷基帕，当时正与家人一同度假。她出身于当地声望极隆的家族，即普遍认同的名门望族（西班牙语为distinguida familia）。一年后，1935年，埃内斯托·巴尔加斯迎娶多拉·略萨。在当时那个阶级意识极强的社会，埃内斯托·巴尔加斯出自所谓的小康之家（西班牙语为familia bien），然而，由于秘鲁社会的变迁兴衰，巴尔加斯家早已家财将尽，声名不在。

　　1904年，巴尔加斯出生在利马。当时，秘鲁的社会环境相对传统且保守，巴尔加斯就读于利马的瓜达卢佩学院（Colegio Guadalupe de Lima），接受了极其保守的天主教教育。经营该学院的是几位德国牧师，因遵循老派教育方式而闻名。埃内斯托·巴尔加斯的父亲，马塞洛·巴尔加斯（Marcelo Vargas）追随当地一位大亨（西班牙语为caudillo），奥古斯托·杜兰（Augusto Durán），因此，杜兰的政治生涯起起伏伏，关乎巴尔加斯全家的经济安全和稳定性。糟糕的是，20世纪前半叶，杜兰的政治生涯及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变幻无常，差的时候混乱不堪，他的成败直接影响到巴尔加斯家。埃内斯托·巴尔加斯童年家境贫寒，生活困苦，被迫辍学，在一家修鞋铺打工。那些年，父亲交给小埃内斯托无线电播报的基本技术，为他数年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职业培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悲惨的青春期生活埋下了扭曲的种子，使得长大后的埃内斯托心怀积怨，满腔仇恨，这种性格显然不利于他成为一位理想的父亲。至于埃内斯托·巴尔加斯骨子里的冒险精神，他的儿子，著名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认为这是巴尔加斯家族显著的性格特点，上可追溯到16世纪的殖民时代，当时巴尔加斯家族的祖先刚刚来到秘鲁。

　　再来看母系这一支，略萨家族来到秘鲁的时间稍晚，19世纪才在阿雷基帕落脚。与身材魁伟、热衷冒险的巴尔加斯家族不同，略萨家族总体来说受到过更好的教育，更具艺术修养。胡安·德·拉·略萨·利亚古诺（Juan de la Llosa y Llaguno）从西班牙直接来到阿雷基帕，他发现这座17世纪的殖民城市古香古色，极富魅力。当时，正值1780年的图帕克·阿马鲁（Tupac Amaru）起义前夕。阿雷基帕被称之为白色都市（Ciudad Blanca），教堂随处可见，更因盛产美酒而闻名，农产品买卖极为兴旺。当地居民主要是西班牙白人，外加小部分白人及印第安人的混血、拉美土著以及从西班牙加勒比殖民地买来的非洲奴隶。18世纪晚期，阿雷基帕约有5万?6万人。这座殖民城市的建筑魅力值得一书。

　　据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自己回忆，胡安·德·拉·略萨·利亚古诺的后代们张军在阿雷基帕留有依存。“他居于秘鲁南部的这一小片土地，与律师、修女、法官、教师、官僚、诗人、疯子以及小撮士兵交往。”[?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商业报》，1991年5月20日，B4版，文中的英语版本出自作者之手。

　　巴尔加斯·略萨提到的疯子部分基于家族传说。例如，其家族成员曾经讲述过某位略萨的逸闻。据说，有一天，这位仁兄午餐前才起床，跑去市中心的阿尔马斯广场（Plaza de Armas）买报纸，就此下落不明，整整25年杳无音信，最后，才从法国传来他已经过世的消息。

　　略萨家族的现有成员常常能够想方设法参与到各种各样的智力及艺术活动中去。而且，自从胡安·德·拉·略萨·利亚古诺17世纪初到秘鲁以来，阿雷基帕就不乏诗人、散文家以及演说家，拥有文化生活繁盛的大环境。正如乌拉圭学者及评论家安赫尔·拉玛所言，西班牙殖民统治期间，南美确实有几座这样的“文字之城”（Ciudades letradas），对文字的狂热崇拜等同于权力的使用。因此，这种高雅及权威深植于西班牙语文化及政治传统之中，略萨家族也成为其组成部分。阿雷基帕曾经是浪漫主义诗人及演说家的聚集之地，并因此在秘鲁闻名，略萨家族中也有几位相关的人物。略萨的外曾祖父贝利萨里奥·略萨·德·里维拉（Belisario Llosa de Rivera）先生就曾是家喻户晓的大律师、颇受认可的诗人，出版过一部小说以及多首讽刺诗，讥笑阿雷基帕最被看重的社会道德观念。

　　他们从小受到西班牙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殖民地的“文字之城”存续发展，这些如今被我们称为“作家”的人们，当时只不过是殖民政府的书记员或者宫廷诗人，殖民者的扶植使他们取得成功。直到19世纪，书记员或者宫廷诗人演化成律师—诗人。要当作家，但同时也要兼做律师，为的自然是谋生。此类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直到20世纪依然活跃，成为职业作家熟知的“周末作家”。这种作家为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及许多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所鄙视和排斥。他们大多不顾父母师长乃至整个社会的异议，贸然踏上了写作的道路，像多产的职业作家一样。在拉美，那些热衷于文学的人们多半从法律界起步，卡洛斯·富恩特斯以及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都是学法律出身，但最终放弃法律生涯，投身到职业小说创作领域。在拉美，这一行当实在不够稳定。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外祖父佩德罗·略萨·布斯塔曼特先生（don Pedro Llosa Bustamante）便属于阿雷基帕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眼中，20世纪60年代拉美文学大爆炸时期的代表作家们试图仅靠写作糊口，无异于职业自杀，这一决定简直太过胆大妄为。而且，他的观点也没什么错误。佩德罗·略萨·布斯塔曼特从事法律行业，其诗作偶见于当地报刊，他还有读书癖。用西班牙语来讲，他是典型的文化人（hombre de letras），或者说是“多才多艺的人”，巴尔加斯·略萨后来扮演的也是这种大众知识分子的角色，只不过进化成20世纪的版本，时间没那么久远。巴尔加斯·略萨的母亲多拉·略萨·德·巴尔加斯，称自己的父亲受过良好的教育，且博览群书，或者，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很有学问”（muy ilustrado）。

　　佩德罗·略萨·布斯塔曼特和贝利萨里奥·略萨·德·里维罗一样，半生热爱阅读，致力于文学；还有一种享受文学的能力多年后被其孙子及曾孙（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称为“永恒的纵情狂欢”（perpetual orgy），他在其专著《纵情永欢：福楼拜和包法利夫人》（The Perpetual Orgy: Flaubert and Madame Bovary）当中，这样描述阅读福楼拜作品的感受。

　　略萨家族对其他传统艺术也有涉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外祖母卡尔曼·乌雷塔·德·略萨夫人（do?a Carmen Ureta de Llosa）在她位于利马的寓所存有3张风景画，均是略萨家族先辈们难得的遗存。多拉·略萨·德·巴尔加斯自己并非作家或者艺术家，但她也是极为睿智的女子，就读于法国修女在阿雷基帕兴办的萨格拉多·科拉松学院（Colegio del Sagrado Corazón）时，品学兼优。

　　在略萨家族众多的知识分子及艺术家当中，贝利萨里奥·略萨·德·里维罗先生是贡献最大的一位，是他将家族的文学传统传授给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省（Cochabamba）度过童年的巴尔加斯·略萨。作为家族中最年长、最受尊重的男性成员，家族历史上出版作品最多的作家，贝利萨里奥先生经常对略萨6?8岁尚未学字时的胡写乱画大加赞赏。他的鼓励，再加上母亲对巴尔加斯·略萨首篇诗作的褒奖，对他热衷于重构童话结局的做法予以肯定，使年轻的巴尔加斯·略萨在成为作家的道路上得到最早的积极回应。

　　1936年3月28日清晨，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出生。他降生时，其母多拉已被其父埃内斯托·巴尔加斯抛弃。当埃内斯托得知妻子生下儿子，他提出离婚，并得到法庭的认可。未满1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迎来生命中的首次挑战：迁往玻利维亚的科恰班巴。巴尔加斯·略萨对他最初在阿雷基帕度过的几个月毫无印象。然而，对他母亲而言，身处极其保守的天主教社区，被丈夫抛弃无疑会招致众多的流言蜚语，甚至引起人们对多丽塔（Dorita）、对埃内斯托（Ernesto）乃至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的残忍猜测。数周乃至数月过去，对于埃内斯托的失踪仍然没有合乎逻辑的解释，感情受挫，社会排斥与日俱增，让多拉·略萨·德·巴尔加斯经受着双重折磨。但家人仍然告诉年幼的巴尔加斯·略萨，他的父亲是位英雄飞行员，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总算有一天，巴尔加斯·略萨的外祖父得到机会，将他那饱受痛苦的女儿及其刚刚出生的婴孩接到玻利维亚，还租了片庄园，为的是种植棉花。他随即签订了长达10年的租约。多年以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样描述当时的阿雷基帕社会：充满偏见，不敢正视自身的阴影。[?巴尔加斯·略萨，《水中鱼》，第10页。]

　　多拉·略萨·德·巴尔加斯带着她的孩子离开阿雷基帕，离开其父母位于布莱瓦尔帕拉的家。略萨就出生在那座房子的二楼上—当时，略萨家族处境极为艰难。秘鲁乃至整个拉美的经济状况都不景气。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出生那年，秘鲁及拉美诸国仍未从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中恢复过来。秘鲁国内冲突不断，混乱不堪。在激进的平民党派“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lianza Popular Revolucionaria Americana，简称APRA）的支持下，刘易斯·埃雷乌伦赢得1936年的总统大选，但该政党最终被认定为非法组织，竞选结果也因此被取消。

　　巴尔加斯·略萨在玻利维亚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当时的玻利维亚刚刚结束了与巴拉圭的查科战争（Chaco War，1932—1935年），进入“军事社会主义”时期。由于秘鲁乃至整个拉美的工人纷纷要求政治平等，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工人联盟茁壮成长，大范围的冲突如火如荼，比如1936年的委内瑞拉大罢工。

　　在秘鲁及安第斯山地区，作家们尝试采取类似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手段，描述社会不平等及政治冲突。巴尔加斯·略萨出生时，安第斯山地区的代表作家是秘鲁的何塞·马里亚·阿格达斯以及西罗·阿雷格里亚（Ciro Alegría），厄瓜多尔的豪尔赫·伊卡萨（Jorge Icaza），外加玻利维亚的奥古斯托·塞斯佩德斯（Augusto Céspedes）。这些小说家都致力于社会与政治变革，当时的拉美作家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小说家们通过自己的作品，维护城市工人；另一类，他们创作反映美洲土著生活的作品，描述当地人民被剥削的状况，探讨在现代化大环境下其文化身份丧失的现实。阿格达斯、阿雷格里亚以及伊卡萨便是原住民作家中的先驱，成年后的巴尔加斯·略萨曾撰文称赞阿格达斯。阿格达斯是秘鲁作家中的特例，因为他既能沉浸在原住民文化之中，又能跳脱到该文化范畴之外。在众多现代学者及评论家眼中，阿雷格里亚、伊卡萨以及许多与他们同时期的拉美作家反映社会不公现象时，过于直接和简单；描述人物时，又过于绝对。因此，阿雷格里亚的《这世界广阔且不同》（El mundo es ancho y ajeno, 1941），既被奉为本土文学巨著，又被巴尔加斯·略萨和同时代许多作家认为是一部尴尬的小说，因为他们感兴趣的是情节更复杂、结构更现代化的作品。

　　回顾以往，巴尔加斯·略萨出生那年出版的小说当中，最值得关注的作品并非来自安第斯山地区，甚至并非出自拉美。这部小说与美国南部的某个特定区域相关联，对初涉文坛的巴尔加斯·略萨而言也极为重要。它就是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 Absalom!1936）。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巴尔加斯·略萨就将福克纳这部作品列为他最看重的小说之一。

　　巴尔加斯·略萨在科恰班巴度过的童年如田园生活般恬静，其家庭成员均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营造出绝佳的文学氛围；同时，也保证他衣食无忧，情感有靠。他在其著作《水中鱼》（A Fish in Water）中，回顾了这段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此后，略萨家族在政治领域交上好运，其外祖父被任命为秘鲁南部城市皮乌拉（Piura）市长。多拉·略萨·德·巴尔加斯于1945年带着儿子，随家人离开科恰班巴，前往皮乌拉。

　　巴尔加斯·略萨在玻利维亚不仅享受到美妙的童年时光，生活中也极受保护甚至溺爱，对他而言，迁回秘鲁无异于打开了一扇崭新的门。与同龄的孩子相比，他几乎不谙世事，随新朋友们探索陌生的周边环境时，年轻的巴尔加斯·略萨发现在皮乌拉市郊有个神秘的地方，人们称之为“绿房子”，他最后才搞清楚，那座大房子其实是家妓院。

　　据巴尔加斯·略萨自己回忆，1945年在皮乌拉的生活对他而言“至关重要”，原因有很多，其中某些原因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巴尔加斯·略萨，《九岁时首次看到大海》（On Being Nine and First Seeing the Sea），第58页。]

　　“在我看来，相较于之前及以后的时光，在皮乌拉生活的几个月对我影响至深，究竟是何原因呢？这个问题激起了我的兴趣，我也几度尝试，想要弄明白。”[?同上。]

　　他的猜想主要有几种。据他母亲讲，可能是因为他第一次看到大海。也可能是因为在科恰班巴生活8年后，他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国。略萨还猜想，在皮乌拉生活的那一年之所以带给他极深的影响，是因为在此期间，有一天，他跟几位朋友前往皮乌拉河游泳，小伙伴们向他透露了人类出生的生物学依据。那天下午之前，巴尔加斯·略萨还天真地认为，婴儿都是鹳鸟从巴黎送来的。成年后的巴尔加斯·略萨这样描述当时的感受：“无所适从”，简直像是经历了“情感的地震”。[?巴尔加斯·略萨，《九岁时首次看到大海》（On Being Nine and First Seeing the Sea），第58页。]

　　事实上，在皮乌拉逗留的那一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彻底颠覆了巴尔加斯·略萨在科恰班巴8载所知晓的生活，使他深感困扰，这次恍然大悟便是其中的主要事件之一。那天，男孩们游泳时，巴尔加斯·略萨以往对生儿育女诗化的理解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如此未经修饰且缺乏想象力的版本，以至于他感觉无法接受。

　　在皮乌拉生活期间，小马里奥还在自己家附近发现一处名为曼加凯里亚的地方。在真实的秘鲁历史中，曼加凯里亚是一位神话般的人物—刘易斯·M.桑切斯·塞罗将军的家乡。塞罗将军曾经出现在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绿房子》中，也是理解该小说其他人物的关键。他来自皮乌拉，据说出生在曼加凯里亚。这位家喻户晓的神秘人物是否在历史中真实存在，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曼加凯里亚当地许多的工人阶级，比如《绿房子》中那些“不屈不挠的家伙们”（Inconquistables）就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桑切斯·塞罗在秘鲁20世纪的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他也出现在巴尔加斯的小说《绿房子》之中。在巴尔加斯·略萨笔下，这里所有的居民—那些秘鲁非洲后裔们所居住的棚屋里面，都能找到桑切斯·塞罗的画像。[?巴尔加斯·略萨，《小说秘史》，第19页。]

　　桑切斯·塞罗1899年出生在皮乌拉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是8个孩子的父亲，其父则是当地名流。他就读皮乌拉当地的公共学校，也是少数没有进过精英私立高校的秘鲁总统之一。16岁时，他进入科里略斯军事学校，1910年毕业。他因筹划反对吉列尔莫·比林古尔斯特（Guillermo Billinghurst）总统的叛乱出名。1922年，他又参与了针对奥古斯托·贝尔纳多·莱古亚（Augusto Bernardo Leguía）的暴动，最终以失败告终。1930年8月22日，塞罗在阿雷基帕再度高举反对莱古亚政府的旗帜，以至于秘鲁全国将他奉若神明。1919年，莱古亚政府执掌秘鲁大权已经整整11年，史称11年统治（oncenio）。作为平民主义者及右翼保守派（他善用华丽的辞藻，甚至有些法西斯主义的极端倾向），桑切斯·塞罗在20世纪30年代的秘鲁政坛极具影响力。

　　1930年8月27日下午5点，“瘦子”福西特（Fawcett）先生的三发动机飞机在米拉弗洛雷斯乡村俱乐部（Miraflores Country Club）降落，桑切斯·塞罗在政坛的影响力也显露无遗。利马旧贵族中的上层们都翘首以盼他的到来，而他则乘坐小型飞机抵达。桑切斯·塞罗自称“黑鬼（El Negro）”，军界的朋友们则赞他是“阿雷基帕的英雄”，利马和米罗弗洛雷斯的上流社会对他基本上一无所知，事实上，身为桑切斯·塞罗的幕僚之一，何塞·布斯塔曼特·里维罗（José Bustamante y Rivero）博士在阿雷基帕当地广受尊重，也让塞罗的威信倍增。童年时代，马里奥曾在科恰班巴与他谋面。桑切斯·塞罗从米拉弗洛雷斯前往利马时，8万民众在首都的街道上列队迎接他，为他鼓掌欢呼。桑切斯·塞罗发觉自己有望成为秘鲁第二个解放者，第二个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结束这个国家莱古亚的独裁统治，桑切斯·塞罗似乎来得正是时候。

　　然而，没过多久，成为临时总统的桑切斯·塞罗逐渐失去了政治上的支持。他选择多名政治经验欠缺的军官组阁，甚至连他麾下的将领都对此产生质疑。正式宣布离婚以后，桑切斯·塞罗也失去了无所不能的天主教会的支持。他与莱古亚政府的官员和僚属们针锋相对，使其他支持者也弃他而去。跟同时代的许多军事领袖一样，桑切斯·塞罗视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的工人运动为威胁。因此，他掌权期间，对罢工的镇压比莱古亚担任总统时更加残忍，面对学生骚乱这一政治敏感问题，他采取的解决方式是勒令关闭圣马科斯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Mayor de San Marcos）。

　　桑切斯·塞罗与左派政党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也发生抵触，限制其政治活动，组织其主要领导人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Víctor Rául Haya de la Torre）重新掌权。“阿雷基帕英雄”认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是国际社会主义在秘鲁的分支，这样的想法自然也得到老派天主教寡头集团的认同。但更令传统寡头集团担忧的是，桑切斯·塞罗担任临时总统并掌握军权的同时，还宣布将就任终身总统。陆军及海军连续发生暴乱后，桑切斯·塞罗于1931年3月卸任。被流放法国之前，他宣布将会参加下一届总统大选。桑切斯·塞罗果然话复前言，赶在大选前于1931年7月3日重返秘鲁，代表革命联盟（Unión Revolucionaria）竞选总统，对抗阿亚·德·拉·托雷，这一幕巴尔加斯·略萨在《绿房子》中间接提到过。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提出名为“最低方案”的改革计划，革命同盟提出的计划表面上与之相似，但实际上，无论其理念，还是候选人，都不及前者。

　　1931年10月11日，桑切斯·塞罗赢得大选，就任秘鲁总统，但反对他就职的街头游行和大规模暴力冲突接连不断。这样的暴力行为始终没有停歇。1932年3月5日，桑切斯·塞罗在米拉弗洛雷斯一座教堂遭到枪击。随后，政府军在特鲁希略（Trujillo）屠杀三五千名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支持者，使局势进一步恶化。1933年4月30日，桑切斯·塞罗遇刺身亡，凶手名叫阿维拉多·门多萨·莱瓦（Aberlardo Mendoza Leiva），是位年轻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拥趸。撒手人寰时，“阿雷基帕英雄”的财产只有几件衣服，几样价值甚微的珠宝，几枚军功章，外加30美元现钞。

　　此后数年，桑切斯·塞罗的故事仍在当地流传，尤其是在曼加凯里亚，据说那里是他出生的地方。年少的巴尔加斯·略萨搬到皮乌拉时，桑切斯·塞罗的事迹仍在小镇上流传。《绿房子》中曼加凯里亚的工人阶级均很崇拜桑切斯·塞罗，这位秘鲁元首在《狂人玛伊塔》（Historia de Mayta, 1984）中也曾被提及。

　　曼加凯里亚是以工人阶级为主的社区，由于当地土豪地主们遭遇经济危机，导致大批失业者涌现。地主们无法再给农民提供住处，结果，皮乌拉郊区出现为数不少的贫民窟。[?M·J.芬威克，《从属关系理论与文学分析：关于巴尔加斯·略萨的〈绿房子〉的思考》（Dependency Th eory and Literary Analysis: Refl ections on Vargas Llosa’s The Green House），第42页。]

　　随着20世纪20年代现代农业技术大行其道，曼加凯里亚及《绿房子》中描述的另一个社区加里纳塞拉（La Gallinacera）成为新型劳动阶层社区。背井离乡的绝大多数农民找到了工作，至少也能不时接点散工。[?同上，第65页。]

　　对于年少的巴尔加斯·略萨而言，曼加凯里亚是皮乌拉最具代表性的社区，拥有数不尽的美味佳肴。[?巴尔加斯·略萨，《小说秘史》，第15—16页。]

　　1945年，小马里奥逐渐明白，他在福神系列连环童书中读到的印加故事背后，隐藏着秘鲁真正的经验主义现实。关于人生及秘鲁社会的惊奇发现，对于年轻的巴尔加斯·略萨而言并不难接受，唯一的例外或许就是关于生儿育女的那全新的一课。

　　1945年年底，以前对人类性生活的诗化印象被新获取的丑陋概念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其生命中更具戏剧性的创伤，这一次受创来自略萨家庭内部。事先不知情的巴尔加斯·略萨被母亲带到皮乌拉的一所酒店的大堂，见到的人竟然是他认为早死多时的父亲，埃内斯托·巴尔加斯。这次意料之外的父子相会有这样的背景：虽然埃内斯托消耗了9年，但夫妻两人却秘密见面，并达成和解。然而，与巴尔加斯·略萨8岁前在科恰班巴想象中的那个半虚构的父亲相比，此次见到的父亲大相径庭。他并非全家声称的英雄飞行员。在酒店大堂，父子俩刚说几句话，彼此就产生了糟糕的化学反应，而且此后愈演愈烈。一家三口离开酒店后，直接乘埃内斯托的车扬长而去，在临近小镇逗留过夜后，继续启程前往利马。驱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埃内斯托吐露了令巴尔加斯·略萨震惊的消息：夫妻两人虽然分离多年，如今却又复合如初。

　　刚刚重组的家庭—父亲、母亲和儿子—首先搬到中马格达莱纳（Magedalena middle）—利马工人阶级聚居的海滨区，停留一年后，又

　　搬到米拉弗洛雷斯—生活更舒适、环境更雅致的中产阶级上层聚居区。20世纪30年代，米拉弗洛雷斯起初是利马的偏远市镇，富豪们将它作为夏季的度假胜地。20世纪40年代，该地区转型成为居住区。20世纪50年代，当埃内斯托·巴尔加斯、多拉·略萨·德·巴尔加斯以及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搬到那里的时候，米拉弗洛雷斯已经成为大利马地区最高档的居住区，发展到极盛状态。一家三口住在大门街（Calle Porta），位于贝纳维德斯大道（Benavides Avenue）与胡安·范宁大街（Juan Fanning Street）之间。小巴尔加斯·略萨如今前往米拉弗洛雷斯商业及社会中心只需10分钟，去海滨的萨拉萨尔公园（Parque Salazar）—他的另一个社交中心也只用10分钟。迭戈·费雷街就在附近，米拉弗洛雷斯最宽敞豪华的宅邸部分坐落于此。虽然外部环境非常好，但略萨家里的情况却无异于灾难。巴尔加斯·略萨自己曾称之为世间最畸形的家庭。[?巴尔加斯·略萨，《水中鱼》，第56页。]

　　他也将这段时间称为他生命中最痛苦的阶段，恐惧始终纠缠着他。

　　巴尔加斯·略萨在萨耶学院（Colegio LaSalle）开始了高中生活。1947—1949年，他在那里完成了前两年的学业。他在科恰班巴生活时，一直被奉为家中的小皇帝，现在却跟性格固执、严行纪律的父亲生活在一起，其父无法容忍被宠坏的孩子搞些幼稚把戏。埃内斯托的严格还包括体罚，不时就会揍儿子一顿。数年后，巴尔加斯·略萨写出自己对父亲的恐惧。父子间最糟糕的时刻，莫过于埃内斯托发现马里奥写诗，在极其传统且保守的埃内斯托眼中，写诗是女人才做的事情，甚至说巴尔加斯·略萨有同性恋倾向。结果，他决定给马里奥报名上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Leoncio Prado military school）。（几十年后，年过古稀的巴尔加斯·略萨终于将自己的处女诗作出版，这或许是对父亲最后的抗议，其中表达出的强烈态度堪比他那些反专制、反独裁的小说。）

　　军校是另一番天地。进入青春期的马里奥在这里体验的恐惧可以跟在家时相提并论。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所展现的人性残酷，在巴尔加斯·略萨处女作《城市与狗》中被小说化。巴尔加斯·略萨曾表示，他在那里认清了何为暴力。此外，他还认清了祖国秘鲁。在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他见证了秘鲁纷繁复杂社会的完整谱系，包括所有社会阶层及种族集团。结果，这位14岁的少年，未来的小说家，如同置身于秘鲁社会的微缩版本之中。进入军校之前，他对这些一无所知。一生中，巴尔加斯·略萨有几次机会可以纵览秘鲁社会的所有阶层，这便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最幸运的一次。[?这几次机会指的是这次就读于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在《记录报》兼职，参加总统大选，使他得以纵览秘鲁社会的各个阶层。]

　　奥维多（Oviedo）认为，就读于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这段时间，年轻的巴尔加斯·略萨适应得极为艰难：成绩糟糕，加之屡次违纪遭到惩罚，使巴尔加斯·略萨内心的反抗情绪日增。[?何塞·米盖尔·奥维多，《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现实的创作》，第23页。]

　　这一时期形成的创伤如此之深，使得巴尔加斯·略萨终其一生都在倾尽全力对抗那些倒行逆施的当权者—尤其是他在小说及论文中批判的独裁政府。[?巴尔加斯·略萨2007年在《杂录》（Salmagundi）杂志发表的文章中谈到他童年的创伤，以及一生与各种形式独裁者的对抗：“我全身心地反对军事寡头和强权独裁所代表的野蛮行径—反对他们的一切，不管他们究竟被归类为左派还是右派—；反对愚蠢的男权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在巨大烟雾的掩盖下，各国政府肆意推行军备竞赛，犯下欺世盗名的罪行，还将这一切归于合法的范畴。”【“纵谈拉美”（Latin America from the Inside Out），《杂录》，第153—154期，2007年秋冬季合刊：第32—41页】

　　巴尔加斯·略萨将这段时间的经历称为“一种创伤”。[?巴尔加斯·略萨，《作家的现实》，第43页。]

　　搞笑的是，巴尔加斯·略萨恰恰在就读于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期间，某种程度上称为职业作家。同学们纷纷托他代写情书，报酬是香烟；若是朋友要他帮忙，他则分文不取。

　　就读军校期间，巴尔加斯·略萨饱览群书，初次读到维克托·雨果（Victor Hugo）的《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以这本法国经典著作为代表的书籍，让他得以暂时逃离周遭的残酷现实，成年后的略萨也认为该小说是真正伟大的作品之一。数年后，他出版的著作《不可能的任务》（La tentación de lo imposible, 2004）评论的对象就是《悲惨世界》，以军校为背景，表明了他对作家的认识—能够创造出“完美无缺”的鸿篇巨著，正如卡洛斯·富恩特斯在其1969年出版的论文《拉美新小说》中描述的那样。《悲惨世界》让略萨初次见识到规模宏大、结构完整的文学作品。

　　小马里奥在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见识到的暴力，其实是社会暴力广泛的、集中的反应。这是少年时代的巴尔加斯·略萨在玻利维亚的科恰班巴及秘鲁的皮乌拉没有体验过的，他当时的生活是受到家人保护的。20世纪30年代的秘鲁以桑切斯·塞罗政府的暴力行径为开端，该政权炮制的特鲁希略大屠杀，最终以总统桑切斯·塞罗丧命结尾。接下来，奥斯卡·R.贝纳维德斯将军（General Oscar R. Benavides，1933—1939年当政）及曼努埃尔·普拉多·乌加特切（Manuel Prado y Ugarteche，1939—1945年当政）政府均无法解决各阶层之间的争端，成功地实现和平。

　　1945年3月，何塞·刘易斯·布斯塔曼特·里维罗博士、秘鲁驻玻利维亚大使（同时也是略萨家族的朋友），成为全国民主阵线（Frente Democratico Nacional, 缩写FDN）的候选人，角逐秘鲁总统。布斯塔曼特·里维罗努力与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达成共识。1945年6月10日，秘鲁举行了几十年最干净的总统大选。布斯塔曼特·里维罗博士获得绝大多数选票，最终胜出。这位来自阿雷基帕的律师希望打造非集权化的民主政府，结束此前老派寡头和军阀的统治。[?芬威克，《依赖理论和文学分析》（Dependency Th eory and Literary Analysis），第55—76页。]

　　布斯塔曼特为他的领袖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包括从桑切斯·塞罗内阁辞职，因为他已经察觉到其独裁倾向。就任总统之后，布斯塔曼特与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关系越来越糟。在他执政期间，政治暴力事件与日俱增，比如1947年1月7日，极具声望的政治家弗朗西斯科·格拉尼亚·加兰（Francisco Gra?a Garland）遇刺，该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危机。1948年10月29日，巴尔加斯·略萨还在利马的拉萨尔学院读书，布斯塔曼特·里维罗总统被罢黜，并且流放到阿根廷。策划政变的曼努埃尔·A.奥德里亚（Manuel A. Odría）将军掌握了大权。奥德里亚上台后，原本就充斥着暴力的国家进入更加黑暗的时代—很多方面都跟巴尔加斯·略萨在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的经历颇为相似。

　　在巴尔加斯·略萨看来，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的经历带来的只有痛苦和创伤。在那里就读的两年充满艰难，他度过了不少糟糕的日子，还被罚周末不得离校。[?巴尔加斯·略萨，《水中鱼》，第104页。]

　　两年后，马里奥说服父母让他重返皮乌拉，并在圣米格尔国立学校（Colegio Nacional San Miguel）读完高中。在皮乌拉，他更加公开地开启了自己的文学生涯。这一阶段，日益成熟的作家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雨果和大仲马的作品。1952年夏天，前往皮乌拉之前，他曾为利马的《记录报》（La Crónica）写过新闻短评。在皮乌拉，他进行过几种文类的创作，包括一出戏剧《印加王的逃遁》（La huida del Inca）。1952年7月17日，他在皮乌拉的瓦里埃达德斯剧场（Teatro Variedades）完成了这出戏剧的公演。多年后，成为小说家的巴尔加斯·略萨再次开始戏剧的创作。[?自从高中时创作第一部剧作算起，巴尔加斯·略萨总共创作了8部戏剧：《塔克纳小姐》（La se?orita de Tacna，1981）、《凯蒂与河马》（Kathie y el hipopótamo，1983）、《琼加姑娘》（La Chunga，1986）、《阳台上的疯子》（El loco de los balcones，1993）、《漂亮的眼睛，丑陋的画面》（Ojos bonitos, cuadros feos，1996）、《奥德赛和佩内洛普》（Odiseo y Penélope，2007）、《泰晤士河畔》（Al pie del Támesis，2008）以及《一千零一夜》（Las mil noches y una noche，2009）。这些戏剧作品均曾在多个国家公演，巴尔加斯·略萨也客串过许多角色，甚至亲自上场当演员。这些剧作的内容细化了他在小说中探讨的主题，比如讲故事对于人类的重要性。]

　　远离父亲的威胁后，他也首次出版了自己的诗作，还给几份报纸撰写短评，其中也包括皮乌拉当地的《工业报》（La Industria）。除了完成上述创作，并为《绿房子》找到合适的背景，略萨在皮乌拉生活的其他文学意义在于他搜集到首部短篇小说集《首领们》（Los jefes, 1959）中妙趣横生的细节。

　　在皮乌拉生活的那一年，年轻的马里奥摆脱了两大重要负担—父亲和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有机会开启他尚未成熟的文学生涯。1953年，他回到利马，在圣马科斯大学学习文学，当时秘鲁的局势并不太好：整个国家都受到曼努埃尔·A.奥德里亚的独裁统治，其统治直到1956年才算结束。奥德里亚1897年出生在边远山区小镇塔尔马（Tarma），就读于乔里约斯（Chorrillos）军事学校，1919年以特优生的身份毕业。在美国完成军事培训后，奥德里亚被布斯塔曼特·里维罗总统任命为部长。

　　1948年10月30日，奥德里亚攫取了临时政府的控制权，打造出彻头彻尾的专制政体，宣称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禁止秘鲁国会行使任何权利，并于1949年6月颁布安全法，对肆意践踏人权和严重限制言论及新闻自由的行为予以保护。（巴尔加斯·略萨当时正担任兼职记者，而且，他终其一生都支持言论自由。）奥德里亚1950年被选为“合法”总统，全方位发动了针对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斗争：对抗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控制下的工会、大学以及武装力量。奥德里亚出任总统的前8个月，就将4000多名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党员下狱。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党魁阿亚·德·拉·托雷躲进利马的哥伦比亚使馆避难。事实上，迫害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党员是奥德里亚政府的主要活动之一。

　　奥德里亚执政前两年，他领导的军政府控制了全部的决策权和立法权，牢牢将大全掌握在手中以后，他宣布参加1950年7月的总统大选，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及共产党并未参与此次竞选。（巴尔加斯·略萨的父亲埃内斯托·巴尔加斯支持奥德里亚，很可能是导致学生时代的巴尔加斯·略萨选择投身共产党，并成为其秘密成员的关键原因。）大选前数周，奥德里亚宣布，由于技术原因，其对手埃内斯托·蒙塔涅（Ernesto Montagne）无法参加总统选举。这引发了阿雷基帕暴乱；奥德里亚的部队就地屠杀了200多人。【这次暴动的小说化版本出现在《酒吧长谈》之中。】政府谴责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及共产党炮制了这次叛乱，继而逮捕了其领导人。结果，候选人仅剩奥德里亚1人，往常的投票也改成选择“支持”或“反对”他就任总统，根据政府给出的报告，80%的选民支持这位独裁者。

　　奥德里亚依据美国顾问公司克莱恩-萨克斯（Klein-Saks）的建议，采取“自由经济”的经济计划。奥德里亚从“世界银行及德萨洛略中美银行”（Banco Interamericano de Desarrollo）贷款，同时向外国投资者敞开大门。1950—1955年，美国在秘鲁的投资翻了一番，达到3亿美金。[?芬威克，《依赖理论和文学分析》，第55—76页。]

　　秘鲁因为“尊重”私人资本以及允许外国公司前来采矿的政策，得到世界资本市场的认可。奥德里亚政府还推出兴建高速公路、水力发电厂以及学校的计划。

　　在大张旗鼓宣传经济计划的同时，奥德里亚的军事开支始终远远多于在社会项目及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政府高层贪污的传言从未停歇，奥德里亚也将越来越多的时间用来泡夜店，无暇管理国事。1956年，“普拉蒂斯塔民主运动党”（Movimiento Democrático Pradista）候选人曼努埃尔·普拉多（Manuel Prado）赢得总统大选，总算结束了11年统治以及秘鲁政治史最黑暗的篇章。

　　青年时代的巴尔加斯·略萨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得以从不同角度近距离审视专制制度。他在圣马科斯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律的同时，还兼顾着几份工作：给著名历史学家劳尔·波拉斯·巴雷内切亚（Raul Porras Barrenechea）担任助手；在国民俱乐部（Club Nacional）担任图书馆管理员；在泛美广播电台（Panamerican radio station）担任信息部总监【这一经历此后在《胡莉娅姨妈与作家》（La tía Julia y el escribidor, 1977）中提及。】；还为几份杂志撰写稿件。同时兼顾学业和所有这些工作，巴尔加斯·略萨日以继夜地忙碌着。其中至少有一份工作明显与文学相关，那就是在利马一家雅致的私人俱乐部担任图书馆管理员，在书架间搜寻并阅读图书，巴尔加斯·略萨觉得这是世间最愉快的事情。[?巴尔加斯·略萨，《谎言中的真实》（La verdad de las mentiras），第135页。]

　　而且，在此期间，继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的岁月之后，巴尔加斯·略萨人生中第二次置身于秘鲁社会的所有阶层之中，紧张充实地生活着。他见证了秘鲁多层次的现实，包括几家媒体提供的广阔视角，大学及广播电台展现的现实。与此同时，他也开始阅读福克纳—擅长多角度叙事的大师级小说家。年轻的巴尔加斯·略萨立即对福克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完全可以理解。

　　20世纪50年代的秘鲁，年轻大学生们的社会及政治意识首次觉醒。事实上，某些关键阅读如此普遍甚至成为必需：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Manuel González Prada）以及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在圣马科斯大学，这些作家及其观点在校园中、在咖啡馆里广泛流传，根本无须阅读他们的作品，就能够觉察到他们受关注的程度。巴尔加斯·略萨在这所大学就读时，成为共产主义分子，阅读并探讨马克思的作品。自从19世纪以来，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及阶级冲突的观点在秘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以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为代表的秘鲁知识分子已经对马克思有所了解，但其思想的影响力直到20世纪才显现出来。20世纪50年代，年轻的秘鲁知识分子热情高涨地阅读着萨特的作品，对他知识分子投身（engagé）政治的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投身”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作家的标志性观点，这些作家多在50年代学习成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巴尔加斯·略萨和卡洛斯·富恩特斯。

　　从冈萨雷斯·普拉达开始，一众秘鲁知识分子—何塞·德·拉·里瓦·阿圭罗（José de la Riva Aguero）、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卡尔德隆（Francisco García Calderón）、马里亚特吉及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等追随其后，政治思想的传承的确有迹可循。后面提及的知识分子们受到的影响来自整整一代人，其中便包括19世纪的冈萨雷斯·普拉达。普拉达身为贵族阶层，又是欧洲白人后裔，却反对占据压倒性地位的西班牙传统，提倡全国大选，因此在与秘鲁他自身所处阶级的绝大部分基本原则针锋相对。他读过当时欧洲社会评论家的著作，也包括马克思，他还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于1885—1888年出版《社会杂志》（La Revista Social）。受到欧洲实证主义者的影响，冈萨雷斯·普拉多攻击天主教。他坚持的意识形态综合了各类民族主义者以及作家们的不同观念。比如克洛林达·马托·德·特纳（Clorinda Matto de Turner），他倡导真正的民族文学，反对一味模仿欧洲模式。虽然冈萨雷斯·普拉多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信仰社会主义，但他却成为后来者的楷模，跟马里亚特吉旗鼓相当。

　　1958年，巴尔加斯·略萨在《秘鲁文化》（Cultura Peruana）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阐释了他对冈萨雷斯·普拉多的认识。冈萨雷斯·普拉多跟他同时代的作家们一样，对在秘鲁被称作“1900一代”的知识分子们产生了极深的影响。他们普遍阅读欧洲作家，如毛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es）、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埃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以及赫伯特·斯潘塞（Herbert Spencer）的作品。这代人均曾就读于圣马科斯大学，求学期间就为大学制度的改革不遗余力。里瓦·阿圭罗成为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但1919年的莱古亚武装政变后，他逃往欧洲，追随法西斯主义。加西亚·卡尔德隆则是这代人的典型，反对殖民，信奉实证主义及民族主义。1956年及1959年，巴尔加斯·略萨分别发表过研究卡尔德隆及阿圭罗的论文，略萨早期的政治思想便师承于他们。

　　20世纪50年代，最受秘鲁学生和知识分子推崇的一位主要人物便是马里亚特吉。马里亚特吉是散文家及政治活动家，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1930年40岁时便英年早逝。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马里亚特吉开始在秘鲁国内参与政治和新闻活动。1919年，他前往巴黎，与政治活跃分子、主要是共产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携起手来。虽然在秘鲁国内也曾读过部分马克思的作品，但在巴黎更为广泛的阅读让马里亚特吉备受启发。接下来，他与阿亚·德·拉·托雷一道，在秘鲁掀起政治运动。后者于1924年创立了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虽然曾经在政治活动中并肩作战，但两位20世纪20年代秘鲁巨擘还是在1928年相互疏远。20世纪20年代，秘鲁的第一代激进派不但苦读冈萨雷斯·普拉多、马里亚特吉以及阿亚·德·拉·托雷的作品，也热衷于莱奥·托尔斯泰（Leo Tolstoy）、雨果（Hugo）、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以及埃米利·佐拉（émile Zola）的著作。

　　马里亚特吉的《阐述秘鲁现状的七篇论文》（Siete ensayos de interpretación de la realidad peruana）1928年出版后，不仅成为秘鲁数代人的纲领性文章，在整个拉美都被视为权威著作。巴尔加斯·略萨所有的前辈们，从冈萨雷斯·普拉多以降，均对秘鲁的国情进行过分析，但马里亚特吉的七篇论文用的却是当时全新的分析方式：以经济原则作为基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恰恰是巴尔加斯·略萨20世纪80年代热衷的事情，即用当时的新经济原则分析秘鲁国情。）马里亚特吉基于马克思主义原则阐述的《经济发展原则》（Esquema de la evolución económica）是秘鲁历史最重要的文章，从印加人想象中的“社会主义”社会，讲到19—20世纪英美殖民者的涉足。马里亚特吉的论文完全依据秘鲁经济的现实进行分析，在那个时代是了不起的创举。当时，许多人认为国家地位及民族特征与秘鲁人民的“精神”或者“道德”特点关系更为密切，还有人尝试描述国家的“灵魂”。只要论及秘鲁人民的问题，马里亚特吉必从经济为开端。

　　简言之，马里亚特吉是秘鲁首位重要的唯物主义者，1956年，还在上大学的巴尔加斯·略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评论这位思想家和散文家。马里亚特吉是经典的激进派，巴尔加斯·略萨则是经典的自由派，虽然现在找寻二者的相似之处或许意义不大，但点出两人的共同点还是件趣事：他俩的父亲都曾远离家庭，童年时代都较为早熟，年纪轻轻就开始写作，都曾涉足新闻界，在巴黎逗留期间思想都变得激进。30岁的马里亚特吉及巴尔加斯·略萨都客居巴黎，也都成为激进的左派。

　　19岁时，巴尔加斯·略萨与家人反目，这次对抗更多只是青春期少年的个人对抗，而不是政治理念方面的冲突。他与其舅母的妹妹胡莉娅·乌尔基迪·伊利亚内斯（Julia Urquidi Illanes）相恋结婚，这让其家人极其不满。胡莉娅来自略萨家族在玻利维亚的分支，是巴尔加斯·略萨的远房亲戚。两人决定私奔到利马南方小镇登记结婚时，胡莉娅已经31岁，巴尔加斯·略萨的中产阶级家庭坚持的是保守的天主教价值观，对于他的家人乃至当时绝大多数秘鲁中产阶级而言，这桩婚姻都无异于丑闻。正如多年后他在小说《胡莉娅姨妈与作家》中所呈现的那样，对于整个巴尔加斯·略萨家族而言，他的首桩婚姻都堪称情节离奇的戏剧。这对新婚夫妇搬进米拉弗洛雷斯的一套两居室小公寓，巴尔加斯·略萨为供养妻子，同时打7份工，其中一份令人毛骨悚然—在“利马的将军冢”（Cementerio General de Lima）担任守墓人。虽然经济拮据，巴尔加斯·略萨还是成功地实施了生命中首次反叛行为。不久，这次反抗直接影响到他1945—1955年在皮乌拉及利马的生活，催生了他的第一部小说。

　　青年时代的巴尔加斯·略萨有机会深刻真切地接触到秘鲁社会的现实。此后数年，即1956—1974年，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和创作着。冒险精神—巴尔加斯家族的遗存—使他依然前往欧洲，并在那里过上自己渴望已久的生活—完全投身于文学领域。当年那个早熟的孩子脱胎换骨，成为初露锋芒的年轻作家；饱受创伤的男孩完成蜕变，成为用文学疗愈创伤的作家。[?参见戴维·奥伯巴赫（David Aberbach）关于创伤及写作关系的著作：奥伯巴赫，《从创伤中求生：失败，文学及心理分析》（Surviving Trauma: Loss, 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sis）。]

　　1956—1974年，他出版了几篇短篇小说，外加前4部长篇小说。初出茅庐的巴尔加斯·略萨很快成为西班牙语世界的知名作家。他的前几篇短篇小说于1953—1957年在利马完成，但其作品多产期绝大多数时间在欧洲生活（1958—1974），只是偶尔回到秘鲁暂住。他继续阅读和写作的同时，也跟20世纪60年代拉美文学大爆炸的代表作家们建立了良好的私交。当然，拉美文学大爆炸的两位核心人物，就是他（初涉文坛的小说家）以及卡洛斯·富恩特斯（知识分子加政界领袖）。

　　1956—1957年，巴尔加斯·略萨积极地继续着自己的文学及政治活动，为报刊杂志写稿的同时，还主编了政治刊物《民主》（Democracia），借此痛斥奥德里亚的独裁统治，他还跟刘易斯·洛艾萨（Luis Loayza）及阿维拉多·奥肯多（Abelardo Oquendo）合编了《散文笔记本》（Cuadernos de Composición, 1956—1957）。他对于文学作品的严格要求及责任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段时间，他出版的都是自己早期的作品。1956年年底，巴尔加斯·略萨在《商业报》（El Comercio, 1956年12月9日）发表了自己的处女短篇小说《祖父》（El abuelo）。小说的情节取自他在秘鲁的生活，但也受到保罗·鲍尔斯（Paul Bowles）的两部小说《精美的猎物》（A Delicate Prey）及《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的启发。巴尔加斯·略萨称这两部作品“辞藻优美”且“情节离奇”。[?巴尔加斯·略萨，《首领们》，序言，第9页。]

　　两个月后，也就是1957年2月，他在利马的《秘鲁信使报》（El Mercurio Peruano）特刊上发表了第二篇短篇小说《首领们》。这是关于青春期的故事，与皮乌拉的高中生活相互关联：几名男孩对抗学校高层，其中的首脑人物面临道德上进退维谷的境地。该小说重现了巴尔加斯·略萨及其同学在圣米格尔学院罢课试图重组学校的行为。巴尔加斯·略萨的文学事业在第一年就迎来高峰，他的短篇小说《挑战》（El desafio）赢得巴黎《法兰西评论》（Revue Francaise）杂志颁发的文学奖，这篇小说与巴尔加斯·略萨其他的早期小说不同，描述的是两个男人之间颇具宗教意味的魔幻对决。

　　《法兰西评论》颁发的奖金让21岁的巴尔加斯·略萨有机会在巴黎度过为期两周的假期，住在拿破仑酒店（Hotel Napoleon），可以遥望埃菲尔铁塔。20年后，巴尔加斯·略萨回忆起这段旅程时，仍视之为逗趣情节百出的难忘经历。[?巴尔加斯·略萨，《首领们》，序言，第4—6页。]

　　虽然没能见到当时被他奉为偶像的让-保罗·萨特，但他却见到了加缪（Camus），这位法国赫赫有名的作家。恰逢加缪观看完其剧作《正义者》（Les Justes）的公演，走出剧院，巴尔加斯·略萨毫无顾忌地走上前去，与他交谈。马里奥交给加缪一本他与几位好友在秘鲁编著的文学杂志，同时吃惊于加缪那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

　　巴尔加斯·略萨1958年再赴欧洲，开始了长达16年的自我放逐，期间仅几次短暂回到秘鲁。初次游览巴黎后，在返程的途中，他在秘鲁的亚马孙丛林逗留，与墨西哥人类学家胡安·科马斯（Juan Comas）同游。这次亚马孙之旅为他的早期小说《绿房子》提供了背景信息和素材，对他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叙事人》（El habulador, 1987）以及21世纪创作的《凯尔特人之梦》也极为有用。对于巴尔加斯·略萨而言，亚马孙之旅如同他进入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之后发现的世界一样，使他眼界大开。如今，他从更为广阔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发现世界并非他之前认为的那样渺小、那样消极。当他置身于秘鲁亚马孙丛林中的上马拉尼翁（Alto Mara?ón）河边，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祖国远比他在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所见证的辽阔雄浑得多。[?巴尔加斯·略萨在接受伊莲娜·波尼亚托斯卡（Elena Poniatowska）采访时描述了这段经历：“最终，一位对写作充满热情的作家，并不认同人们对其作品的看法。”（Al fin, un escritor que le apasiona escribir, no lo que se diga de sus libros）第2—3页。]

　　此次亚马孙之旅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之后在《绿房子》《叙事人》以及《凯尔特人之梦》当中得以展现，涉及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秘鲁的橡胶工业。19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现代运输模式的全新变革，自行车及汽车工业先后兴起，世界范围内的橡胶工业蓬勃发展。1880—1920年，亚马孙区域出口了价值8000万美元的橡胶，1902—1906年，该区域是世界第二大橡胶产地。橡胶工业大爆发期间，亚马孙流域城市伊基托斯（Iquitos）繁荣起来，就如同20世纪初叶香蕉流行时的哥伦比亚，又或者是19世纪淘金热时期的加利福尼亚。丛林城镇伊基托斯的居民达到2.5万，10国领事常驻于此，还特地从巴黎进口建材，造了一座奢华的酒店，取名马勒贡宫（the Malecón Palace）。

　　少数几家公司控制着绝大部分的橡胶工业；他们从政府获得开发三叶胶树的权利，这种树一直被秘鲁土著及欧洲和印第安混血悉心照料着。除了拉美皆知的剥削乡村工人的典型方式，某些情况下的极端范例甚至可以称为奴役。1958年，置身于亚马孙丛林的巴尔加斯·略萨对此类奴役的历史进行了简短的回顾，并阅读了康拉德（Conrad）的相关作品。数十年后，他据此调查了秘鲁橡胶巨头胡里奥·C.阿拉纳（Julio C. Arana）的经营方式，最终创作出《凯尔特人之梦》。

　　1915年年初，秘鲁的橡胶工业突然衰落，一如当年突然兴起。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亚洲的竞争—橡胶工业在印度尼西亚重振—但自从英国特使罗杰·凯斯门特（Roger Casement）递交虐待工人的报告后，阿拉纳的商业帝国就一直受到英国政府的怀疑。因此，伊基托斯的繁荣景象迅速消散，快得就像哥伦比亚香蕉区的“叶之风暴”（leafstorm）。秘鲁橡胶工业的繁荣与衰败都在《绿房子》中得到展现；这部小说的读者也会发现，二次兴起之后，橡胶工业很快便退出了高盈利行业的行列。

　　巴尔加斯·略萨1958年游览的是洛雷托省（Loreto），伊基托斯是其首府。年轻的秘鲁作家发现，亚马孙河在该地区的版图内占极大比重。1914年，一位旅行家称该区域广袤无垠，亚马孙河流域两岸栖息的动物种类繁多。[?托德·米利森特（Todd Millicent），《秘鲁：反差鲜明的国度》（Peru: A Land of Contrast），第247页。]

　　直到20世纪，该区域的土著仍鲜为人知，且经常遭到虐待。20世纪早期的一位旅行家则声称，种族主义行为在当地非常普遍，并将当地土著比作害虫：部落依赖树木生存，就像害虫依赖水果和叶片存续。[?托德·米利森特（Todd Millicent），《秘鲁：反差鲜明的国度》（Peru: A Land of Contrast），第289页。]

　　巴尔加斯·略萨1958年发现在该区域生活的土著包括阿瓜鲁纳斯人、瓦姆比萨斯人、阿楚亚尔人以及舒亚尔人，他们都属于西班牙人所谓的泛乡巴佬民族（la gran nación jíbara）。在小说中，巴尔加斯·略萨特别提到过阿瓜鲁纳斯人、瓦姆比萨斯人以及沙克拉斯人。他造访的那部分亚马孙河谷—上马拉尼翁河流域及其支流聂瓦河（the Nieva River）、圣地亚哥河（the Santiago River）以及塞内帕河（the Cenepa River）流域—生活着约2.5万名土著。瓦姆比萨斯人生活的区域比1958年巴尔加斯·略萨造访的地点更往北，靠近圣地亚哥河，与厄瓜多尔接壤。那里正是阿拉纳橡胶集团控制的区域之一。巴尔加斯·略萨曾在《凯尔特人之梦》 中多次提到这里。阿瓜鲁纳斯人则跟绝大多数生活在亚马孙河谷的土著们一样，居住在半固定的村落中。一般每个村落都有150名居民。众所周知，他们个个骁勇善战，练习如何砸扁敌人的头骨。

　　从亚马孙丛林返回秘鲁后，巴尔加斯·略萨在《秘鲁文化》杂志上发表了名为《丛林旅行纪事》（Crónica de un viaje a la selva）的文章。基于这次丛林之旅创作出的更重要作品于8年后出版，也就是《绿房子》。1958年，巴尔加斯·略萨与好友刘易斯·洛艾萨及阿维拉多·奥肯多合作指导了另一本杂志，名为《文学》（Literatura），该杂志维持了一年。这本杂志的创刊号（1958年2月）刊登了秘鲁诗人塞萨尔·莫罗（César Moro）的诗作，由巴尔加斯·略萨作注，此外还有安德雷·科伊涅（André Coyné）、卡洛斯·埃尔曼·贝利（Carlos Germán Belli）、哈维尔·索罗古伦（Javier Sologuren）以及何塞·杜兰（José Durán）的短文。创刊号的最后是秘鲁小说家塞巴斯蒂安·萨拉萨尔·邦迪（Sebastián Salazar Bondy）名为《毛泽东：诗人革命家》（Mao Tse Tung between Poetry and Revolution）的文章，这足以说明该杂志聚集的年轻知识分子们思想多么激进。

　　1958年，巴尔加斯·略萨在圣马科斯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毕业论文名为《阐释鲁文·达里奥的基础》（Bases para una interpretación de Rubén Darío）。他在秘鲁的导师、历史学教授兼议员劳尔·波拉斯·巴雷内切亚不但曾在50 年代经济困难时资助过他，还帮他申请到奖学金，让他前往马德里孔普卢顿大学（Complutense University of Madrid）攻读文学硕士。22岁的巴尔加斯·略萨离开利马，踏上前往马德里的旅程时，就已经下定决心，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而最终，评论家们也时常将他的作品与其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生活中受到的创伤以及遭遇的“恶魔”联系起来。

　　在马德里，马里奥和妻子胡莉娅住在博士城堡大街（Calle del Doctor Castelo），毗邻雷迪罗公园（Parque del Retiro），而他以后也在孔普卢顿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在马德里生活期间（1958—1959），巴尔加斯·略萨凭借短篇小说集《首领们》，获得西班牙的莱奥波尔多·阿拉斯文学奖（Leopoldo Alas Prize）。首次造访欧洲期间，巴尔加斯·略萨曾在巴黎逗留，此时有些看不上弗朗哥治下的马德里。他觉得那里太土气，又有诸多规章和限制。他在马德里的生活轨迹就是上午上课，或者在国家图书馆学习，下午创作，包括动笔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巴尔加斯·略萨来到马德里时，就抱着这样的想法：以自己在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就读的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他在马德里求学期间用的第一本笔记本（于1958年7月至8月使用）包含的内容只有5页是关于鲁文·达里奥（他攻读硕士学位真正的研究课题）的，倒有85页是《城市与狗》的第一部分手稿。事实上，巴尔加斯·略萨所有的著作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的，先在笔记本上完成手稿（参见结尾部分对巴尔加斯·略萨及其笔记本的进一步探讨）。在马德里，他有许多个下午都在一家名为“朱特人”的酒吧度过，以手写的方式进行创作。然后，他回到家中，用打字机誊写手稿。正是在西班牙，这位23岁的研究生作出首个影响到他人生发展方向的重大决定：“我要试着成为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小说秘史》，第48页。]

　　下定决心后，他便在马德里继续创作《城市与狗》，并于1960年将已经完成的手稿带去巴黎。

　　在马德里逗留一年后，他的奖学金随即终止，马里奥和胡莉娅动身前往巴黎。这位年轻的研究生坚信，在法国他也能够获得继续深造所需的奖学金。当然，自从读过雨果和大仲马的著作后，去巴黎生活便成为他儿时的梦想。怀揣着在巴黎求学的想法，他致信秘鲁外交部长，要求官方支持他申请奖学金。部长向他保证奖学金毫无问题，并鼓励他前往巴黎。当巴尔加斯·略萨在巴黎安顿下来后，却发现获得奖学金的官方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他原本的计划—在巴黎学习一年后返回利马—也因此发生改变：现在，他必须在巴黎打工谋生。虽然最初几个月手头很紧，但他还是拥有难忘的文学经历：他买了第一本法文版的《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并且深深爱上了这部小说，数年后，他在《纵情永欢：福楼拜和包法利夫人》当中谈到这段情缘。在此期间，他读到的其他影响他一生的重要法国及欧洲作家著作，除福楼拜和福克纳的作品之外，还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以及雨果。

　　1960—1964年，这对年轻的秘鲁夫妇在巴黎几易住处。起初，他们在临近克吕尼博物馆（the Cluny Museum）的维特酒店（the Hotel Wetter）订了个小房间，但住得并不舒心。巴尔加斯·略萨在那里继续着自己的创作：他重读萨特、福楼拜以及福克纳的作品，并接着完成在马德里写下的那85页手稿。这部小说最终命名为《城市与狗》，但直到出版前夕，巴尔加斯·略萨还是更加青睐《骗子》（Los impostores）这个名字。在巴黎期间，除了写小说，发表政治及文学论文，他还同时兼几份差：在伯利兹学校教西班牙语，为法兰西通讯社及法国广播电视台工作。

　　《城市与狗》主要是1960年及1961年在巴黎完成。这部小说反映了巴尔加斯·略萨在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就读期间的痛苦经历，也展示了他深入阅读萨特及福克纳作品的成果。在这一时期，巴尔加斯·略萨的好友刘易斯·洛艾萨称他为“英勇的小萨特”（el sartrecillo valiente）。[?巴尔加斯·略萨，《小说秘史》，第49页。]

　　20世纪60年代早期，巴尔加斯·略萨在其人生中诸多重要领域均十分活跃：无论是所读、所写的作品，还是所见的人。他如痴如醉地阅读着法国文学著作：他谈到过1962年曾经买下福楼拜多达13卷的《通信集》（Correspondences）。当时，巴尔加斯·略萨还发表了众多论文，评论的对象包括加缪（1962）、古巴（1962）、哈维尔·埃劳德（Javier Heraud, 1963）、萨特（1964）、雨果（1964）、海明威（Hemingway, 1964）、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64）以及刘易斯·洛艾萨（1964）。（后来，他在1984年出版的《狂人玛伊塔》中也曾提及秘鲁诗人及革命家哈维尔·埃劳德。）

　　1962年10月，巴尔加斯·略萨被法兰西通讯社派往古巴，报道导弹危机。在前往古巴的途中，他还发表了两篇论文，表达了对古巴革命的坚定支持。通过这两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巴尔加斯·略萨对古巴元素繁多的文化极为着迷，同时惊异于古巴人民对其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支持。巴尔加斯·略萨也对古巴人民的新秩序以及他们献身革命的热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62年的巴尔加斯·略萨正是狂热的左派分子，除了从古巴发回的文章，他对萨特、加缪以及哈维尔·埃劳德政治观点的探讨，同样值得一提。虽然对萨特本人仰慕已久，但巴尔加斯·略萨对于他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写小说纯属浪费时间，应该多去参与扫盲的观点不敢苟同。事实上，得知萨特说出这样的话，巴尔加斯·略萨极为不满。虽然自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是加缪的忠实读者，但巴尔加斯·略萨在其1962年发表的论文中却这样评论加缪：一流的小说家，二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评论哈维尔·埃劳德的文章中，巴尔加斯·略萨力挺这位秘鲁诗人及游击队领袖，通过哈维尔·埃劳德的例子，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秘鲁的社会状况已经到达临界点，需要彻底变革。

　　在法国定居的前几年，巴尔加斯·略萨广泛结识拉美作家。20世纪60年代初，他跟胡里奥·科塔萨尔相聚于法国，此事发生在60年代中期科塔萨尔由作家转型成为革命者之前。事实上，科塔萨尔是巴尔加斯·略萨在巴黎结识的首批作家之一。1958年12月，两人初次见面，地点是共同的朋友阿方索·德·席尔瓦（Alfonso de Silva）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友情越发深厚，科塔萨尔主动提出愿意阅读并点评《城市与狗》的手稿。那些岁月，科塔萨尔帮了巴尔加斯·略萨不少忙。虽然这位阿根廷作家性格内敛，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关系冷淡，但跟巴尔加斯·略萨却成为多年至交。20世纪70年代，科塔萨尔成为政治作家及狂热左派，巴尔加斯·略萨却不再是60年代那个热忱的革命者，越来越多地批评激进知识分子，批评古巴政府，拿人权和体制说事。尽管如此，两人的好友关系始终牢不可破，直到1984年科塔萨尔早逝。

　　身为法国广播电视台的播音员，巴尔加斯·略萨采访过的拉美作家不但包括科塔萨尔，还有豪尔赫·刘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阿莱霍·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以及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谈到与博尔赫斯的每次碰面，巴尔加斯·略萨都赞不绝口，高度评价博尔赫斯的人格和作品，自然也包括20世纪60年代初的那次采访。采访之前，巴尔加斯·略萨听说这位阿根廷大师发表了有关奇幻文学的演说；演说的内容让巴尔加斯·略萨瞠目结舌。[?巴尔加斯·略萨用来描绘其感受的西班牙语词汇其实是deslumbrado（震惊不已），作者用的是他翻译过来的英语词汇。]

　　至于拉美文学大爆炸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卡洛斯·富恩特斯，巴尔加斯·略萨早在60年代初就与他见过面。这位年轻的墨西哥作家恃才傲物，性格叛

　　逆。两人于1962年在墨西哥城的一次聚会上相识。1963年，《城市与狗》出版后，卡洛斯·富恩特斯将巴尔加斯·略萨与古巴的阿莱霍·卡彭铁尔以及阿根廷的卡塔萨尔并列为当时拉美最主要的小说家。[?奥维多在其著作《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现实的创作》的第36页，引述了卡洛斯·富恩特斯的这一说法。]

　　写完《城市与狗》后，巴尔加斯·略萨在出版小说时遇到困难。其好友塞巴斯蒂安·萨拉萨尔·邦迪将手稿呈给一家阿根廷出版商，但当即便被拒绝。西班牙编辑卡洛斯·巴拉尔（Carlos Barral）建议他将《城市与狗》送去参选西班牙的“简明图书奖”（the Premio Biblioteca Breve）。虽然起初不太情愿，但巴尔加斯·略萨还是决定一试。随后，由何塞·马里亚·卡斯特莱特（José María Castellet）、何塞·马里亚·巴尔维德（José María Valverde）、维克托·塞斯·巴拉尔（Víctor Seix Barral）、卡洛斯·巴拉尔以及胡安·佩蒂（Juan Petit）组成的评委会将该奖项颁发给巴尔加斯·略萨。此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变得为人熟知。这部小说于1963年10月一经出版，立即获得成功，并在西班牙获得另外的奖项—西班牙评论奖（the Premio de la Crítica Espa?ola）；在法国获得福尔门托文学奖（Prix Formentor）第二名。在秘鲁，《城市与狗》非但没有获奖，反倒引发了丑闻。在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一千本小说于典礼上被当众销毁。

　　的确，这部小说没有说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一句好话。一方面，粗劣语言的使用以及反传统的性场面描写让秘鲁所有珍视天主教、军事以及中产阶级传统价值观的人们感到不爽。秘鲁的老派寡头集团本就与军阀门沆瀣一气，在他们看来，《城市与狗》无疑是对军事权威以及道德规范的挑战。然而，对于巴尔加斯·略萨本人及其众多读者来说，《城市与狗》恰恰是秘鲁社会相当精确的缩影。事实上，军事院校从秘鲁社会的各个阶层招收男孩，并提供奖学金。如我们所知，青年时代的

　　巴尔加斯·略萨对于祖国秘鲁的认识仅局限于皮乌拉以及米拉弗洛雷斯镇的中上阶层，他以非凡的洞察力，揭示了秘鲁的民族、文化以及社会环境。

　　《城市与狗》是巴尔加斯·略萨首部具有福克纳风格的作品，虽然并非最有雄心的一部，但仍然效仿福克纳，建构出多层次的故事框架，通过变幻的时间线将小说分割成一系列片段。两大部分及尾声包含着81个叙事片段。每部分包括8章，每章通常包括4或5个叙事片段。其中一章仅有1个叙事片段，两章各有10个叙事片段，结尾及其他3章各有3个叙事片段。其复杂的结构还表现在故事内外的多个叙事者。小说的约三分之一—81个叙事片段中的36个为第一人称叙事。

　　小说发端的事件是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的一名学员卡瓦（Cava）偷窃了一份化学试卷。由于无法断定是谁犯的案，校方将所有学员都无限期地关在各自的宿舍里。熬了几周后，其中一名学员，绰号奴隶（Slave），本名里卡多·阿拉纳（Ricardo Arana），终于无法忍受每周末不能与女友见面的相思之苦，向校方透露了罪犯的特征，以换取离开学校的条件。结果，学校将卡瓦开除。

　　学校地下团伙的头目美洲豹（Jaguar）及其手下，怀疑有人背叛了他们。此后不久，奴隶在一次军事演习中被射杀。虽然美洲豹似乎就是罪魁祸首，但校方得出的结论却是奴隶的死全属意外，是他自己的步枪走火所致。奴隶唯一的朋友阿尔贝托（Alberto）清楚美洲豹对奴隶怀有恨意，便向校方报告了谋杀的可能。但校方的最高领导层却担心真相大白，想要隐瞒这一丑闻。阿尔贝托曾经写过色情故事，并卖给同学，校方便抓住这一点威胁他，让他不要声张。只有一名教官甘博亚（Gamboa）似乎受到良心的谴责，愿意挺身而出，质疑这欺上瞒下的局面，却被调去一个升迁无望的职位，发现自己的职业前途就此被毁。结尾部分则交代了主要人物离开军校后的生活和职业发展。

　　跟许多福克纳的小说一样，《城市与狗》的情节发展错综复杂，现实中繁多的时空层面纵横交错，以至于理解主要事件发展及人物关系都成为极具挑战的任务。跟这部长篇处女作一样，巴尔加斯·略萨的所有长篇小说都以悬念和情节发展见长，这也是其读者的基本体验。对于读者来说，这部小说就像一个装满秘密的盒子，盒子最终开启，秘密也一个接一个地大白于天下。主要及次要的问题均涉及道德层面的质疑以及谜题，需要读者来解决。学员的内心世界也是秘密之一，一名学员无法阻止秘密泄露出去，则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主要诱因。通过与福克纳所用相似的方式，巴尔加斯·略萨在主题、结构以及读者的体验之间营造出平行线：一切谜题都是可以断定的，由这种复杂过程创造出的谜题也被一一解决。

　　跟福克纳的大多数作品一样，读者体验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作者使用多种叙事者。多重的第一人称叙事及其余的第三人称叙事揭示的并不仅仅是人物内心的真实想法及外部的社会现实。小说的3名叙事者同时也是小说中的人物：阿尔贝托、博阿（Boa）以及美洲豹。阿尔贝托的叙述尤其重要，因为他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他的叙事片段也是两种基本模式—第一人称及第三人称交替使用。阿尔贝托的叙述使他成为读者最捉摸不透的人：人物间的对话以及叙述中的对话使阿尔贝托这个人物变得复杂化，也揭示了这个人物的不稳定性。

　　评论家们将这部小说视为秘鲁社会的缩影，这无疑再正确不过了。小说描述的等级社会中，所有社会关系存在和运转的基础都是高压统治。小说强有力地谴责了秘鲁及拉美社会的某些弊端，但文本的价值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即叙事视角及其他主观化因素（巴尔加斯·略萨称之为“附加因素”）的使用，对于整体体验这部小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城市与狗》的结构及观点行之有效地描绘了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的情况（秘鲁社会的微缩版本），同时邀请读者主动参与到文本创作中来。即使在1963年，这种结构和观点的阐述也并非原创。巴尔加斯·略萨从福克纳那里学到这一切，用来讲述自己少年时代的创伤经历。在小说的结尾，巴尔加斯·略萨还用了从《包法利夫人》中学到的时间伸缩技术。[?经过赫内·贝尔-比利亚达的研究，这一段落出现在《包法利夫人》第二部分第八章；参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独创和再创造（The Inventions and Reinventions of Mario Vargas Llosa）”，《杂录》，第153—154期，2007年冬季及春季合刊。]

　　比如，在《城市与狗》的结尾，瘦子伊格拉斯和美洲豹进行的一段对话，在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瞬间跳跃到此前特蕾莎和美洲豹的对话。这是福楼拜擅长的技术，让读者直接参与到所呈现的事件中来。读巴尔加斯·略萨小说的人们需要在阅读过程中作出调整，从而理解这些段落，暂时停止关于对话作用的传统假设。类似于时间伸缩这样的叙事技巧，为福楼拜和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所特有，在他接下来的两部长篇小说《绿房子》及《酒吧长谈》中得到更充分的应用。

　　1962年，巴尔加斯·略萨刚刚完成《城市与狗》，就开始创作《绿房子》。作者的技术能力已经相对成熟，写完《城市与狗》之后，他发现自己已经能够灵活应用福克纳及福楼拜的技巧，讲述自己个人的经历以及秘鲁社会的残酷现实。

　　继续深入创作《绿房子》之前，巴尔加斯·略萨需要更多地了解秘鲁的亚马孙区域，他只在1958年匆匆造访过那里。1964年，他重返秘鲁，主要目的就是在完成《绿房子》之前，重游亚马孙丛林。他特地安排了这次行程，为的是能够与秘鲁人类学家何塞·马托斯·马尔（Jose Matos Mar）同行。在马托斯·马尔的指导下，巴尔加斯·略萨对这片阿瓜鲁纳斯人及沙克拉斯人占据的土地、外加瓦姆比萨斯人在圣马丽娅德聂瓦镇生活的区域做了大量笔记。他与当地的部落领袖交流，得知由于橡胶公司肆意剥削土著居民，秘鲁丛林地区存在的问题仍然非常严峻。当时，巴尔加斯·略萨也亲眼目睹政府派来的士兵抓捕土著，教他们基督教教义，想把他们改造成“文明人”。但矛盾的是，一旦他们真的“文明”起来，便会开始鄙视所属部落的习俗，因此在部落中失去地位，但在秘鲁的拜仁及混血社会中同样无法占据一席之地。他们通常会被送去政府官员或者富商家中，沦为仆役。那些成功抵达利马的，运气好些的能做个厨师，糟的则干脆在首都堕入风尘。

　　巴尔加斯·略萨也对丛林中的交易有所了解。他见到一位阿瓜拉纳印第安人的首领胡姆（Jum）—在小说《绿房子》中用的也是这个名字。胡姆组织印第安人经营自己的橡胶业务，避免白人中间商从中取利，因此受到政府士兵的折磨和羞辱。

　　《绿房子》中另一位重要人物伏屋（Fushia），是亚马孙丛林中的传奇，巴尔加斯·略萨并未与他谋面，但他却是所有人谈论的对象。这位日本商人在丛林中打造出一种封建王国—对当地土著实施恐怖统治，从他们那里攫取橡胶及其他商品。这个丛林角色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人，也与其他人物不同，成为社会现实与文学创作之间特殊共生关系的显著证明：伏屋这个名字，无论在巴尔加斯·略萨的个人经历，还是在小说中，都被混淆在一起。其实，这位日本传奇政客名叫土屋（Tushia）。在写作的过程中，巴尔加斯·略萨解释了其“秘密历史”，他姓名中的“T”被改成“F”，真实存在的土屋变成小说中虚构的伏屋。很明显，小说中的人物也搞混了他的名字。《绿房子》第三部分临近结尾处，一名中尉搜寻伏屋时问：“他叫什么？土屋？伏屋？”过了一会儿，那名中尉又问：“土屋躲在哪儿？万事俱备，还是伏屋？他究竟在哪儿？”[?巴尔加斯·略萨，《绿房子》，第249页。]

　　1966年3月，巴尔加斯·略萨出版了《绿房子》，这是否是他最出色的小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少评论家及学者光芬认为这是巴尔加斯·略萨的主要作品之一。熟悉他早期作品的读者们立即就会发现伸缩对话被更加彻底地使用—比福楼拜小说中用得更加复杂。《绿房子》包括四大部分以及尾声，每部分都有类似于序言的段落（当然，在文本中不会将其视为序言）。第一及第三部分，外加尾声各包含4章；第二及第四部分各包含3章；第一及第二部分的章节各包含5个叙事片段；第三及第四部分的章节各包含4个叙事片段。整部小说包含63个叙事片段，每个片段的长度为4到6页。

　　《绿房子》的情节及其巧妙的展开模式堪比亚马孙纵横交错的河流网络，由主河道、支流以及细小溪流组成的迷宫，他们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融合汇聚在一起，消失在茂密的矮树丛中。小说将众多的故事情节编织在一起的同时，还为两个主要情节设置了广阔的背景。

　　第一个背景是秘鲁北部的皮乌拉，一位叫作安塞尔莫（Anselmo）的年轻人来到这里，与当地居民打成一片，习惯了皮乌拉的生活方式后，在镇外的沙漠中建立了“绿房子”。虽然加西亚神父（Father Garcia）屡次抗议，但新落成的妓院还是生意兴隆。安塞尔莫绑架了一名失明的孤女安东妮娅（Antonia），将她养在妓院之中。安东妮娅因难产死去后，他又收养了她的女儿。愤怒的加西亚神父及皮乌拉当地的妇女们将绿房子焚毁。最终，又一家妓院出现在皮乌拉市中心。这家夜店的老板就是安塞尔莫的养女琼加（Chunga），安东妮娅所生。老安塞尔莫不时随夜店的管弦乐队客串演奏。名叫利杜马（Lituma）的角色鼓动好友塞米纳利奥（Seminario）去玩俄罗斯轮盘赌。后者丧生，导致利杜马锒铛入狱。（倒霉的利杜马此后也出现巴尔加斯·略萨其他的小说中。）其妻鲍妮法西娅（Bonifacia）被他的朋友引诱，最后在琼加的绿房子里沦为娼妓。

　　第二个背景及主要情节乍看起来，跟第一个毫无关系，涉及亚马孙流域圣玛丽娅德聂瓦镇的土著、商人、政府官员及使节们的故事。政府军将年轻的土著女孩送去修道院接受教育。镇长列阿德基（Reategui）以优惠的价格买卖橡胶及其他商品，然后将这些商品在伊基托斯倾销。列阿德基为出售自己的商品，折磨印第安部落酋长胡姆。伏屋同样是与亚马孙相关事件的叙述者之一。他向朋友阿基里诺（Aquilino）讲述了其交易运作的过程以及生活中的重要事件。

　　《绿房子》的两大背景通过利杜马这个人物联系起来，利杜马是驻守在亚马孙的士兵，还娶了鲍妮法西娅。鲍妮法西娅初次置身丛林中时，她还是个年轻的土著姑娘，住在圣玛丽娅德聂瓦镇的使馆中。对于小说情节的总体概括明显与巴尔加斯·略萨“秘密历史”中的奇闻轶事存在相似之处。他将故事细化成小说，充分利用他所谓的“附加元素”，使阅读小说的体验与情节简介所能带来的感受完全不同。

　　在《城市与狗》的尾声部分用过福楼拜的对话伸缩技术之后，巴尔加斯·略萨在《绿房子》中深化了这种技术的使用，使其愈发复杂化，使用频率也远超他的长篇处女座，甚至极有可能远超福楼拜的想象。《绿房子》前半部分，伏屋第一个叙事片段，伏屋与阿基里诺的对话很快发生了时间伸缩，与此前猴子（Chango）及伊利库奥（Iricuo）的对话相互穿插。这次穿插过后，时间伸缩便经常在伏屋的叙事片段中出现，在其他叙事片段中也偶尔可见，这种技术产生的效果有两种。一方面，使用过去真实发生过对话—并非人物目前亲眼所见—使读者直接体验到久远的过去。以往小说中的对话呈现的或是直接的经历，或是间接的体验，《绿房子》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恒常且直接的冲突，多层现实相互交汇；另一方面，这种对话伸缩技术让偶尔矛盾对立的本质并置起来；读者感受到现实的变幻无常，与个体言语的背景环境和客观性始终息息相关。

　　除了发展福克纳及福楼拜的叙事技术，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巴尔加斯·略萨用样式多变的技术达到广泛的效果。在《绿房子》中，许多传统的书面语言形式，比如传统的句子及段落结构，发生了戏剧性的新变化。掌控一切的全知叙事者时常用语言与画面结合的方式，描述外部环境。隐喻性的语言分别暗示出皮乌拉及亚马孙丛林的环境，这样的场景描写之所以引人入胜，并非因为巴尔加斯·略萨创造出什么全新的叙事技术，而是将语言暗示这一传统技巧用到极致。作者对伏屋及阿基里诺最后分别场景的处理，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该场景中，阿基里诺在雨中的丛林中见到伏屋。阿基里诺不断向后退，他发现远处“一堆活生生却鲜血淋漓的肉体”仍然一动不动。[?巴尔加斯·略萨，《绿房子》，第347页。]

　　然后，阿基里诺冲向几间小木屋，段落以这样的话收尾：“眼下大雨正滂沱。”[?同上，第347页。]

　　这就是伏屋殒命的情节。然而，我们注意到，他的死只是通过暗示的方法呈现出来，死者伏屋被短暂的描述成为一动不动的物体。在这一节乃至整部小说，巴尔加斯·略萨并非通过语言强调自然或者人类，而是同等看待两者：仅仅通过外部描述的简洁手段，来呈现自然及人类。

　　作为20世纪60年代拉美文学大爆炸的积极参与者，巴尔加斯·略萨于20世纪中期四处游历，转变成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逐渐展开他全新的公共生活。[?20世纪60年代的拉美文学大爆炸源自国际社会对于著名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胡里奥·科塔萨尔以及何塞·多诺索的认可；我将在第一部分更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进一步的阐述可参见我的《20世纪拉美小说》（The Twentieth-Century Spanish American Novel）以及《卡洛斯·富恩特斯的著作》（The Writings of Carlos Fuentes），还有何塞·多诺索的《文学大爆炸的人物历史》（Historia personal del “Boom”）。]

　　他的私生活也在60年代中期发生了重大变化：1964年，他跟胡莉娅离婚（1962年两人就曾短暂分居，但最终和好），娶了帕特里西亚（Patricia）·略萨。两人是远房亲戚，且从小相识。1965年5月29日，两人在利马的卡门圣母天主教堂（the church of Nuestra Se?ora del Carmen）完婚。翌日，小夫妻前往秘鲁南部的阿雷基帕，拜访帕特里西亚的父母。接着，两人奔赴巴黎，途中在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短暂停留，马里奥还现场观看了一场巴西足球赛。抵达巴黎后，两人住进世博会大街（the Avenue du Parc des Expositions），巴尔加斯·略萨在那里完成了中篇小说《幼崽》（Los cachorros）（他1965年年底开始动笔）。两人在世博会大街住到1966年年初，巴尔加斯·略萨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担任南美著名小说奖—普拉纳奖（the Primera Plana）的评委。帕特里西亚则返回利马待产，3月份，她生下两人的第一个孩子阿尔瓦罗。

　　《幼崽》的第一版于1967年出版，配有哈维尔·米塞拉克斯（Xavier Miserachs）拍摄的照片。故事讲述了一名少年遭恶犬攻击，生殖器毁损，其性格因此大变，生活中也遇到种种困难。

　　成名后，巴尔加斯·略萨发现，如果留在巴黎，保护自己的私生活越来越难，想要不受打扰地用心创作也做不到。于是，1966年年底，夫妻二人迁往伦敦，先在城北的克里克伍德（Crickwood）落脚，然后搬到西南部的伯爵府，住进一座乔治亚风格的寓所。在伦敦，巴尔加斯·略萨在玛丽女王大学（Queen Mary University）任教，继续创作《酒吧长谈》，同时给秘鲁杂志《鬼脸》（Caretas）写专栏，记述他在大不列颠的生活。他写过一篇名为《拜访卡尔·马克思》（Vista a Karl Marx）的文章，记述了他在迪恩街（Dean Street）苏豪区（the Soho district）散步的经历，马克思曾在那里居住，穷困潦倒。虽然生活拮据，但马克思白天都会去大英博物馆创作，在那里写就了他的主要著作。借漫步苏豪区的机会，巴尔加斯·略萨思索了物质财富与写作的关系。的确，这对他而言，是个贴切的主题，因为虽然他在伦敦生活的前几年并未跟马克思那样一贫如洗，反倒跟帕特里西亚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或者拿巴尔加斯·略萨在巴黎创作《城市与狗》的贫困境遇与马克思的伦敦生活相比，更为合适。可以说，福楼拜和福克纳是巴尔加斯·略萨的主要技术模板，那么，马克思则教会巴尔加斯·略萨在物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实施斯巴达式的知识分子纪律准则。

　　1967年，巴尔加斯·略萨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公共曝光度，这一年很可能是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最有趣的一年。私人生活中重要的情节包括第二个孩子贡萨洛（Gonzalo）9月降生。此外， 巴尔加斯·略萨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的身份，与胡里奥·科塔萨尔一道前往希腊。这次经常被提及的旅行使两人成为一生挚友，如上文所说，两人此后与日俱增的政治分歧都无法动摇这份深厚的友情。由于巴尔加斯·略萨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声望愈隆，他受邀参加了在巴黎互助宫（the Palais de la Mutualité）举行的公共论坛，与20世纪60年代法国两大杰出的知识分子让-保罗·萨特以及西蒙娜·德·波伏娃一同亮相，3人都为秘鲁在野党领袖乌戈·布兰科（Hugo Blanco）摇旗呐喊。自从1958年起，这位来自库斯科省（Cuzco）的游击队领袖成为秘鲁政坛的活跃人物。【巴尔加斯·略萨后来在小说《坏女孩的恶作剧》中描绘了游击队武装起义早期的情况。】

　　布兰科以农民领袖的角色开启政治生涯，组织罢工，率众入侵老派贵族的土地。1962年11月，他攻击了库斯科的一所警局，被指控杀死了一名警官。秘鲁政府全国通缉布兰科，最终在1963年5月将他逮捕，并判他入狱25年。同月，年轻诗人哈维尔·埃劳德—巴尔加斯·略萨曾经写过多篇文章支持他—从古巴回归祖国，带着一众卡斯特罗政府训练的游击队队员。布兰科、埃劳德及其他游击队领袖组织的武装起义及相关政治活动引起了地区混乱，有时甚至与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Fernando Belaúnde Terry, 1963—1968年当权）政府发生武装冲突。特里政府之前是曼努埃尔·普拉多政府（1956—1962）及军政府（1962—1963）。1956年，普拉多政府结束了奥德里亚的独裁统治，与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达成了和平协定，立即废除了奥德里亚政权所有的政府压迫法令。然而，普拉多没有着力推行大势所趋的土地改革。在秘鲁，大地主阶层数百年来始终掌控着土地的所有权，但他们并未有效地对其进行利用。贝朗德·特里的经济计划在土改方面更加激进，但仍然未能在农村第一线成功创造出和平及经济平等的局面。相反，政府的不作为致使武装游击队更加活跃，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刘易斯·德·拉·普恩特·乌切达（Luis de la Puente Uceda）1956年组织的“左派革命运动”（Movimiento de Izquierda Revolucionaria，缩写为MIR）以及埃克托·贝哈尔（Héctor Béjar）组织的“国民自由军”（Ejército de Liberacion Nacional，缩写为ELN）。

　　20世纪60年代初的秘鲁局势极为复杂和艰难，也成为巴尔加斯·略萨在互助宫与萨特夫妇演说及小说《狂人玛伊塔》的背景。

　　作为曝光率极高的公共知识分子，巴尔加斯·略萨1967年在拉美的其他活动遍及加拉加斯（Caracas）、波哥大（Bogota）以及利马。1967年8月4日，巴尔加斯·略萨在加拉加斯领取了罗慕洛·加列戈斯奖（the Rómulo Gallegos Prize），并作了领奖感言。该奖项是西班牙语最具权威的文学奖。当晚，拉美文学大爆炸的其他知名作家，外加与之息息相关的知识分子，比如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及安赫尔·拉玛，均出席了颁奖典礼。巴尔加斯·略萨在典礼上发表了他最强有力的公开演说“文学即火焰”（La Literatura es fuego）。在这一时期，乌拉圭评论家安赫尔·拉玛以及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奈加尔（Emir Rodríguez Monegal）都针对拉美小说大爆炸这一前所未有的现象，写过热情洋溢的文章。

　　巴尔加斯·略萨的加拉加斯演说刚开始便提到一位籍籍无名的秘鲁诗人卡洛斯·奥肯多·德·阿玛特（Carlos Oquendo de Amat），以他作为参照物，讲出颇为感人的话语。这位诗人尚未扬名于世，便撒手人寰，似乎成为全体秘鲁作家及知识分子活动家灵魂的体现：跟阿玛特一样，他们写出的诗学或者政治文章或在秘鲁国内都少人关注，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悄然死去。巴尔加斯·略萨仰慕的乃至评论过的许多文学家及政治家，其实都是阿玛特这样的人物。然而，“文学即火焰”绝非完全悲观的演说，一味谈论秘鲁知识分子的失败。相反，31岁的巴尔加斯·略萨在演说剩余的部分，用同样感人肺腑的腔调，呼吁拉美作家扮演好政治代言人的角色，积极支持彻底的社会变革。因此，在巴尔加斯·略萨看来，自然应该是火焰。显然，做出这番演说的秘鲁知识分子从小读的是马里亚特吉，视萨特为偶像。（多年后，巴尔加斯·略萨承认，20世纪60年代他大多数的革命檄文都是对萨特政治及文学论文的述写而已，如今，他对当年的观点持反对意见。）

　　那年8月之前，巴尔加斯·略萨及加西亚·马尔克斯曾有过书信往来，但恰恰是在加拉加斯的罗慕洛·加列戈斯奖颁奖典礼上，两人初次见面，且从一开始便相处融洽。加拉加斯相会的那个月，加西亚·马尔克斯突然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作家，因为阿根廷版本的《百年孤独》（Cien A?os）甫一问世，便成为畅销书，其受欢迎的程度在西班牙语世界前所未有。在加拉加斯的行程结束后，巴尔加斯·略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同前往波哥大，在那里，国民语言文化中心（该中心编著的期刊）向巴尔加斯·略萨致意。当时众多最重要的哥伦比亚知识分子，如豪尔赫·萨拉梅亚（Jorge Zalamea）、莱昂·德·格雷夫（León de Greiff）、拉斐尔·古铁雷斯·希拉尔多特（Rafael Gutiérrez Girardot）以及曼努埃尔·萨帕塔·奥利维拉（Manuel Zapata Olivella），均参加了此次活动。

　　哥伦比亚之旅的确值得铭记，原因有二。其一，那几个月的一系列事件（《百年孤独》的出版；罗慕洛·加列戈斯奖及略萨的获奖感言；波哥大的致意；利马的对话）使1967年这段时间成为60年代拉美文学大爆炸的高峰；其二，哥伦比亚之旅意味着巴尔加斯·略萨的又一部著作孕育而生。从那以后，直至1970年，他详尽研究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全部著作。70年代初，巴尔加斯·略萨将相关研究及论述成果集结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García Márquez: Historia de un deicidio）—早期研究马尔克斯著作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巴尔加斯·略萨1974年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交恶，他最终决定不再出版或者翻译这部著作。数十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这本书仍然停留在第一版。]

　　9月，巴尔加斯·略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波哥大前往利马，在那里，他们针对政治及文学主题展开公开对话。对话过程中，这两位作家呼吁彻底变革拉美陈旧的政治及社会制度，他们的观点此后经常被引用。而且，他们使用的大多数语句都出自萨特关于知识分子的论文。他俩的对话以《拉美小说：对话》（América Latina: Diálogo）为题，以西班牙语出版。那时，巴尔加斯·略萨已经于1967年年底离开利马，他正酝酿着两部新作：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评论以及第三部长篇小说《酒吧长谈》，后一本在他逗留利马期间已经开始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