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

　　1911年9月，埃斯特林·卡明斯所进入的哈佛大学，是被庞大的保守和退化控制的地方。哈佛是美国最古老和最负盛名的大学，学生从全国各地和全世界各地而来，用这里的天文台、科学实验室，上著名教授的课程，比如，听乔治·基特里奇（George Kittredge）讲莎士比亚、列拜伦·布里格斯（LeBaron Briggs）讲诗词。卡明斯不像他大部分的同班同学，乘火车或是乘新式的汽车过来。

　　卡明斯去大学上学的第一天，是散步穿过一些街区，沿着欧文大街，路过纪念堂，去往哈佛大学的院子。课后，他会回到在欧文大街的他童年时代的家，和他的父亲一起共进正式的家庭晚餐。令人尊敬的爱德华·卡明斯会坐在桌子的最前端。他在家人的眼皮底下睡觉，在餐厅吃早饭，然后离开家去学校。即使他坐在新生的班级里，他母亲围裙上的带子仿佛仍然紧紧地拴着他。

　　到了1909年，旧的哈佛大学运行着查尔斯·威廉姆斯·爱略特贵族自由的严厉，他已作为哈佛大学校长40年。爱略特早年是一个平民主义的民主党人，他相信通过阅读5英尺架子高的经典，任何人便都能够被教育—书已经成为哈佛的经典。爱略特是那样的宽厚，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最早成为妇女的哈佛附属物，他就视察了它的创造。当然，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女人们有着自己的教室；直到1943年，女人还不被允许进入哈佛的课堂。爱略特把哈佛大学从一个偏狭的学校变成了整个国家优秀教育的灯塔。

　　卡明斯进入哈佛大学，是在爱略特任期结束两年之后。那时的哈佛在保守派、反犹太的、种族主义者A.劳伦斯·洛厄尔（A.Lawrence Lowell）的领导下，哈佛大学过去的教育体制正缓慢而艰难地给新体制让路，他是一个婆罗门教徙，经营哈佛大学24年。洛厄尔“所代表的保守派及新教徒上流社会的排他派和爱略特所代表的自由民主派一样坚定。”杰罗姆·卡拉贝尔写到。他也是一位为哈佛筹集资金的杰出人士。

　　在洛厄尔校长的领导下，学校曾经繁荣昌盛，有钱、有人、有建筑。捐款从230万美元增至1?230万美元，学校学生数量成倍增加，从4?000人增加到8?000人，有很多的建筑确定了今天哈佛大学校园的样子—怀德纳图书馆、纪念馆小礼拜堂—都建起来了。正如在洛厄尔任期之始，是物质基础使哈佛成为哈佛，那些年也使E.E.卡明斯成为一名哈佛本科生、研究生，继而造就了成为现代主义诗人的e.e.卡明斯。

　　在洛厄尔领导之下的哈佛大学[]弥漫着国民偏狭的情绪：对犹太人的、对同性恋者的、对女人的。1922年，犹太人毕业班的百分比从1907年上流社会的7％上升到22％，这让洛厄尔校长感到痛苦。洛厄尔相信民主和大学应该是一致的—“一致”意味着他们需要白人新教徒的居住。洛厄尔知道他老式的信念不足以改变大学的政策或者是影响那些令人不安的自由主义董事会的监督者。他换了一个办法来解决犹太人在哈佛比例的问题。他首先辩称，一个班级拥有22％的犹太人伤害了哈佛大学合伙申请人的感情，因为右翼的父母们不想送他们的孩子到这样的一所学校来，和那么多的犹太人在一起。

　　洛厄尔校长同样辩称，准许那么多的犹太学生入学，可能会增加反犹太主义者的数量；他所阐明的理论是，哈佛拥有越多的犹太学生，其他学生对他们产生的偏见可能就会越大。没有犹太人，就没有反犹太主义者。“反犹太主义的感觉在学生们当中越来越强烈，它与犹太人在学校的数量同比例增加。如果他们的数量占到学生中的40％，种族的情绪就会愈加强烈。”[]他写到。洛厄尔校长决定，对犹太学生的接收，哈佛大学将创立15％的配额制度。他也反对让非洲的美国学生住在大一的新生宿舍里，哈佛的宿舍制度开始于1915年，所有的新生都被要求住在那里。因此，洛厄尔校长的这项令人困惑地对非洲学生的政策很快就被废除了；但是他对犹太学生的政策，却不是那么容易改变。

　　洛厄尔收到关于他配额建议的大量来自公众的批评，特别是波士顿的新闻机构。后来，他的公正受到了考验，马萨诸塞州州长阿尔曼·富勒（Alvan Fuller）任命，由他担任三人成员委员会中的一员，去重新核查尼古拉·萨科（Nicola Sacco）和巴尔托洛梅奥·范塞蒂（Bartolomeo Vanzetti）的定罪，他们是两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也是鞋匠，犯有试图谋杀罪，因为一系列法律的不公正而被判处死刑。洛厄尔的委员会发现萨科和范塞蒂已经得到近于公正的判决，他在1927年8月23日对萨科和范塞蒂执行死刑，使得他在青史上留名。

　　为了响应洛厄尔配额的建议，哈佛的监督人指定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委员会，其中包括3名犹太人，专门研究大学的“犹太问题”。委员会拒绝了犹太配额，但是同意“地理的多样性”在学生们中间是需要的。同时，理论上被击败的洛厄尔校长改变了对学生的申请程序要求，他原来要求申请的学生需要提供一张个人照片或者是学校要对学生进行面试。当学生们被允许从西部和中西部而来，学生整体开始再一次地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占主导地位。等到洛厄尔在1933年退休的时候，犹太学生的构成已经不到哈佛大学总体学生数量的10％。

　　当然，关于犹太学生和非洲美国学生的申请政策数十年来的讨论，却不及一个小组讨论挑战禁止国家最好的名牌大学在这方面的限制—女人。卡明斯在哈佛大学的那些年，实际上，女人甚至是没有选举权的。从那时候起，伊丽莎白·卡迪·史坦东（Elizabeth Cady Stanton）和卢克丽霞·莫特（Lucretia Mott）在1848年召集了塞内卡·福尔斯会议，她们参加了竞选。1914年，妇女已经占据美国劳动力的1/5，一个名叫爱丽丝·保罗（Alice Paul）的妇女参政论者把运动推向高潮，运动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授意之下，被残忍地击退了。女人们被剥去衣服监禁，被锁起来并挨着饿—这一切是因为她们犯了争取拥有选举权的示威的罪。

　　在洛厄尔一贯的偏狭，特别是在反犹太主义方面，他不是孤单的。新生E.E.卡明斯最喜欢的教授，希欧多尔·米勒（Theodore Miller）—他的第一位希腊语教师，也是他后来最亲密的朋友，在卡明斯上哈佛大学的第三个年头离开，去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职位。米勒在夏天访问了乔伊农场，并且介绍给卡明斯一个诗歌的世界—雪莱、济慈、萨福（Sappho）—这个年轻的新英格兰人还没有阅读过他们的作品。通过米勒，卡明斯找到了希腊文学，而不仅仅是波士顿的希腊餐厅；也是在米勒的指导下，他第一次开始动手翻译，人们从而发现萨福的作品片断被模仿出现在不同的书中。米勒在给卡明斯的信中，引用了济慈的一段话来指引他，它后来成为年轻诗人的信条：“我不确信任何事情，除了情感的神圣和想象力的真实。”

　　然而，即使是希欧多尔·米勒，也仍然陷入这个国家令人厌恶的反犹太环境之中。当米勒前往南部去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写信给卡明斯，说他很高兴搬到这里，因为在哈佛大学，他必须去教诗歌，而卡明斯这样的学生却不得不“靠近一个个头矮小、长着粗脖子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或是波兰的犹太人”。[]米勒，在卡明斯早期的哈佛大学时光中曾是他的良师益友，代表了卡明斯所鄙视的部分大学的东西。反犹太主义在教育中被接受，在文学中也被接受，《欢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是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在1905年最畅销的小说，它描写了一个名叫西蒙·珀利（Simon Rosedale）的犹太人狡猾的性格特点，所有的犹太种族性格上的缺点都被集中到此人物身上。在1921年赢得了普利策奖的《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华顿（Wharton）以某种形式赋予了朱丽叶斯·蒲福（Julius Beaufort）同样的性格特点。卡明斯因为哈佛和坎布里奇的反犹太主义而感到不安，这也是他离开的原因之一，但是后来，在他自己的事业上，反犹太主义将会盯上他和他的作品。

　　另外，让洛厄尔愤怒的是同性恋者的群体性。清除同性恋者的行动一直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开展着，当时，洛厄尔成立了一个秘密法庭，召见了30名学生，开除了遭到控告的人。那时，同性恋在很多国家是违法的，可被判处死刑，因此很少有同性恋者有勇气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在那些日子里，像卡明斯的乔治舅舅这样的人，比如“单身的”或是“长年单身的”，甚至是貌似同性恋者，也涉及违抗异性恋婚姻。

　　卡明斯自己当然有着双性的渴望—渴望是那样的不可想象，以至于完全被镇压。尽管他忠实地写诗给女人，但他早年生活的虔敬却是献给男人的—给他哈佛的朋友们，S.福斯特·达蒙和斯科菲尔德·泰勒，特别是高大英俊的詹姆斯·西布利·小沃森，一个来自纽约的、富裕的罗彻斯特家族的四年级学生，他和他的妻子希尔德加德，将会成为卡明斯终身的赞助人和朋友。沃森不是诗人，但他有时候会让卡明斯想起爱德华·卡明斯。正如希尔德加德在她的回忆录《森林的边缘》中所记述的，当她碰到沃森时，他已经在他的家乡受到令人毛骨悚然的诽谤：“他宁愿感兴趣于堕落的，甚至是后退的文学—阅读波德莱尔，你知道的，那样的东西。”在他们相遇之前，她被这样告知。他的未婚妻注意到，他的小胡子和黑眼睛，使他看上去就像是来自另外一个年代的人。在许多个疯狂酒醉的夜晚，这些男人似乎在身体和感情上都更加的靠近。“对沃森产生同性恋的感觉，”卡明斯在日记中写到，“我们驾着车从波士顿到纽约，通宵。”

　　卡明斯在哈佛大学的那5年，哈佛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对于卡明斯本人来说也是这样。他进入大学的时候比大部分新生年龄都要小—16岁—身高5英尺8英寸，站在他高大健壮的父亲旁边，看上去更加的弱小，他父亲有6英尺多高。而他则是皮肤白皙、金发碧眼、个头瘦小的容貌特征，看上去很是文雅。他对于自己的身体和顽固的粉刺有着痛苦的认识。在公众场合，他经常用一张报纸遮住自己的脸。因为每天要回家，所以他没有参加任何俱乐部或是兄弟会，那是多数哈佛学生在校期间都会有的习惯。

　　同时，他的作品失去了小心谨慎和传统的快乐情绪，开始变得蹒跚和跳跃，带着一种狂躁和气愤的能量。在他作为新生结束的最后一年，他已经找到了理智的灵魂伴侣，他在《哈佛大学月刊》（The Harvard Monthly）和《哈佛提倡者》（The Harvard Advocate）这两本刊物上发表诗歌。作为诗人，《哈佛大学月刊》日后将会成为他的精神家园。

　　在《哈佛大学月刊》期间，卡明斯遇到了S.福斯特·达蒙，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牛顿，他是这本杂志的编辑。达蒙承担起向封闭的卡明斯介绍艺术新世界的责任，带着他去看现代艺术的国际展览，这个展览是于1913年在波士顿举行的，以军械库艺术博览会而著称。打开纽约第69军团军械库，使艺术爱好者们感到震惊。其中包括1?250件作品，由很多强调抽象的画家创作完成，例如保罗·高更和亨利·马蒂斯。艺术家们所呈现的各种不同观点，是展览的中心。卡明斯非常激动，自身由此改变了许多。争论的中心是马塞尔·杜尚的《裸体的下行楼梯2》（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 No. 2）。杜尚的画试图表现一种真实的运动：代替在生活中花时间，使之在击倒中静止，杜尚—和他的许多目标，在卡明斯年轻的想象力中萌芽—决定在一系列现代化的形式中呈现一个完整的、系列的运动，从左上方下降到画布的右下角。诗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事实上我所知道的诗词和绘画的每一件事情都来自达蒙。”[]卡明斯后来说到。

　　卡明斯在1914年秋天成为一名高年级学生。在第一次出席了哈佛大学班级会议后的两年，家里允许他从出生的房子里搬出来，进入哈佛大学宿舍，和他的《哈佛大学月刊》成员朋友们在一起。他被《哈佛大学月刊》接受的信件出自斯科菲尔德·泰勒之手，一个哈佛校园里的衣冠楚楚、光彩耀目的形象，他将成为卡明斯最亲密的朋友，在卡明斯的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泰勒是英俊、光耀的子孙—来自富有的、著名的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家族，这个家族在羊毛生意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他的叔叔欧内斯特（Ernest）写下了著名的诗歌《凯西在击球》（Casey at the Bat）。

　　卡明斯的另外一位朋友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是一名社交激进分子，有着特别的背景—他是一位芝加哥律师和他情妇的私生子，他后来和她结了婚—约翰凭借他的《美国三部曲》（U.S.A. trilogy）成为19世纪20年代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在他厚厚的眼镜后面，是一双黑色、凸起的眼睛，一篇题为“多斯”的作品也在《月刊》刊登出来。他俩在课堂上的座位在一起。还有斯图尔特·米切尔（Stewart Mitchell），他的绰号是“大海雀”，因为他有一张特别瘦削的脸。

　　在大学四年级，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独立性，卡明斯非常高兴，他特意用中国的大象和《疯狂猫》的连环画来装饰房间。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了，特别是天黑以后的时间。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他度过了波士顿很多享受的夜晚。他们饮酒、和另类女人依偎、听爵士乐和拉格泰姆乐、跳舞，蹩脚的舞步就像是火鸡的步子，用脚趾支撑着，根据音乐的节奏拍打着手臂，正如任何人可以想象到的，那节奏和欧文街104号客厅里的节拍完全不同。

　　现在，卡明斯第一次从他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从他的日程表中、他晚餐桌旁的独裁者、他的母亲、家里一切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埃斯特林·卡明斯开始变得愤怒、桀骜不驯、破坏规则、经常挑衅。以前着装整洁讲究的他，现在变得不修边幅，总是忘记刮胡子。他的行为从一个制度的追随者、神论者教堂的信徒和所有清教徒的戒律（这体现在他强有力的、高大的父亲身上），变成了一个说谎者、一个洛基[]、一个诗歌的小狼一样的品质，这品质总是体现在向权威挑战的表达中，给这个舒适世界打上不同的烙印。雷克斯死后，他作为一个男孩的成长经历，加之他杰出的父亲，已经为他的愤怒奠定了基础。在哈佛，他发展了这愤怒，并且确信了这愤怒。在哈佛，他有了自己的主见，变得桀骜不驯。他不仅仅是另一个年轻人，想打击、违抗他强有力的父亲；他还是一个新的人，一个发问者，带着某种新奇来到一种不同的诗词艺术中。他热爱任何新事物，那是诗歌最需要的真实，是真正的独创性。

　　他在去往波士顿的旅行之中，使自己因为女人而陷入困境。他找到了老霍华德，一个滑稽剧电影院和脱衣舞俱乐部，在欧文大街104号，它的名字从来没有被提及过，他现在彻底爱上了那里的年轻女孩，她们穿过戏台跳舞，大胆地裸体。霍华德·雅典娜神庙，原来是教堂，在19世纪被改造成严肃的剧院，旧的霍华德在波士顿的斯科利广场已经因为最近的风格转换而大名远扬，这转换是因为经常出入这里的喧闹的哈佛本科生们。卡明斯崇拜歌舞杂耍演员的烦恼和舞蹈、音乐、喜剧、羽毛扇及女性的裸体。旧的霍华德是为那些大师们—范妮·布赖斯（Fanny Brice）、盖普西·罗斯·李（Gypsy Rose Lee）、索菲·图克（Sophie Tucker）—另外还有一些喜剧演员和举止行为像小呗-小呗（Kouta-Kouta）那样的舞者而存在的。那里有太多的笑话，太多太多，成为霍华德突出的印迹。“你能用小孩来打击一个女人吗？”一个老的霍华德流浪者问另外一个上台的人。“不，我会用一块砖头来打击她！”第二个流浪者回答。这个笑话是利用语法的变化来创作的，它激发了卡明斯的灵感，他开始尝试断开词性，有目的地在他的诗里把词放错地方。后来他说，这个笑话是他的诗歌形式成熟的基础。

　　他喜爱去的另一个地方是希利宫殿，卡明斯在他的一首诗中写到它，作为纪念。这首诗写于勒巴伦·布里格斯（LeBaron Briggs）的课堂上，混乱的四音步韵律，用传统的标点符号。这是一首不为人知的诗歌，但却是在那段时间里他人生一幅多彩的图画，这首诗恰当完美的内容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卡明斯的标志。

　　我坐在希利的宫殿—

　　乔是象牙色，和平女神吐着唾沫

　　破布发出的恶臭使人晕眩

　　可鄙的过道，一会儿，莉齐，

　　她像是一个邪灵，在时空的裂缝里

　　来自地狱的烟，在展台巡游，瞬间飘过。

　　我看见两个朝气蓬勃的人—戴着帽子，穿着柔软的衬衫，

　　长着与他们的模样相称的腿，有点儿悲伤的脸，

　　他们的步子能让死神流汗—泰德·戈雷

　　和亚历克·罗斯；他们拥着那个妓女

　　玛丽，在他们中间。不知道是哪一个人，

　　看着：梅说：“那个老娼妇

　　露露，因为我是一个处女，小伙子们！”

　　我穿过噪音大喊：

　　“那三条腿的宝贝呱呱叫

　　是你脱下了推销员小子的衣服？”

　　啤酒杯砸偏了。它打破了，不是我的

　　是一个老男人达文波特的秃头。

　　我挑中了一个大盘子，一只手扔出去。

　　它刚刚好跌落在她的新衣服上。

　　砸中胸部！那是怎样的坠裂！

　　在你知道之前，

　　泰德滑倒了管理者一个新的

　　克里斯普五，每一个人都坐了下来

　　但是梅，说我毁坏了她的礼服，

　　而我，则在她的肩头又哭又闹，

　　亲吻她亮晶晶的鼻子，告诉她

　　我并不是有意打击她??乌鸦，

　　但我是一个漂亮的醉者！

　　我想阿尔称我为“好老伙计”，

　　三个吸烟的人用力把达文波特拖了出去。

　　他的叛逆也是他青春期的表现。每件事情，他的父母都不赞成；每件事情，坎布里奇的社会都不喜欢。从喝酒到性，到犹太人，到外国人，那是年轻的卡明斯试图喜欢的。“我过着双重人格的生活。”[]关于在哈佛的最后一年，他写道，“醉酒，和女人一起，但是关于这些，都得对我父亲说谎，因为总得从他那儿拿钱。”

　　世界正在改变，几乎改变得像他一样快。在他大学三年级后的夏天，那时他仍然住在欧文大街的家里。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公爵弗朗兹·费迪兰和他的妻子在萨拉热窝被刺杀，导致德国在8月1日向俄罗斯宣战，8月3日，向法国宣战，最后，英国在8月4日向德国宣战。文学中有旧的世界—诗人乔伊斯·基尔默（Joyce Kilmer）伤感的诗词《树》—新的世界：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1916）有着对不公正的权威严厉的控诉。

　　权威在每个地方都会遭到正义的人批判，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比欧文大街104号严重。当卡明斯的世界开始在1915年打开，他结交了新的朋友，欣赏了新的画作，阅读了新的作品，必将推进自己的作品上个新台阶。在那些自由的日子里，卡明斯、泰勒、多斯，还有一些别的朋友建成了哈佛的诗歌社会；他们每隔几周就要开会，大声地朗诵彼此的诗歌，并邀请一些临时的演讲者来到哈佛，谈论诗歌。甚至是被洛厄尔校长所背弃的姐妹艾米·洛厄尔（Amy Lowell），也会过来。当她被问及做了什么，当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写的时候，她抽着雪茄，在台上暴跳如雷。

　　卡明斯在大学四年级的6月份，在学期论文中为他新的、实验性的世界发表声明，给他的作文教授勒巴伦·布里格斯，标题是《新艺术》（The New Art）。这是世界将会永远改变的一个春天，卡明斯感到非常兴奋。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试图躲避卷入德国、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写了一系列声明，为手无寸铁的客船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要求道歉，卡明斯递交了他的文章，一次口头的描述，在6月份桑德斯剧院的毕业典礼训练上。1915年6月24日，他递交了它，还有传统的毕业典礼演说致辞，给那些有几分茫然的毕业生、父母和听众。

　　卡明斯向8月的听众们解释，新艺术就发生在绘画中（他用塞尚和凡·高作为例子）、音乐中（他拿德彪西和萨蒂举例），当然也一定会存在于诗歌中。作为新艺术在诗歌中的例子，他说了艾米·洛厄尔和她的一首情色蓬勃的诗歌，接着，他念出了洛厄尔那首充满肉欲的诗歌：

　　为什么百合花要冲着我卷起舌头

　　在我用力拔它们的时候；

　　扭动着，弯曲着，

　　它们对抗着我的手指

　　快要使自己窒息而死，

　　因此我几乎不能编织成这花环

　　为你的发？

　　“他引用的是我们校长妹妹的诗吗？”观众席里的一位坎布里奇女士发出嘘声，“哇，我想这对我们的校长是一种侮辱”。根据班级记录，洛厄尔校长的脸上没有表情[]，但是呈现深深的砖红色。观众席里渐渐产生抗议之声，第二天，波士顿的一家报纸刊登了吸引人眼球的头条新闻《哈佛演说者称校长的妹妹变态》（harvard orator calls president’s sister abnormal）。新艺术另外的例子是来自洛厄尔的第二首诗、唐纳德·埃文斯的十四行诗、格特鲁德·斯泰因的《温柔的纽扣》（Tender Buttons），开始于迷幻的《声音》（A Sound）：“大象被糖果和小汽水打败，咀嚼着所有的螺钉，鲁莽的、鲁莽的小耗子，就是它。”

　　关于新艺术，卡明斯的态度是严肃的，但是他的听众们却要么非常愤怒，要么就是充满嘲笑。他们通常看的画只是物体的简单呈现，听的音乐都是高端的旋律，了解的诗歌符合正式的排列和顺序，一如他们心爱的朗费罗或者爱默生的古老语言。卡明斯已经深深地受到一个男人的影响，对于实验性的卡明斯来说，他的朋友和良师汤姆·爱略特使他开了窍，爱略特是卡明斯并不十分挚爱的同僚和同学，他同样也是实验性的。埃兹拉·庞德鼓励詹姆斯·乔伊斯和罗伯特·弗罗斯特，他为他们作品的出版提供了很多的帮助。根据马修·J.布考利（Matthew J. Bruccoli）的《海明威的成名之路》（Hemingway and the Mechanism of Fame），后来的受益人，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写到了庞德的叙事诗对于其他作者声名狼藉的宽宏大量。“他保护着（他的朋友们），当他们受到攻击的时候，他把他们带入杂志，带出监狱。他借给他们钱??他写关于他们的文章，把他们介绍给富有的女人。他让出版商接受他们的书。他陪他们整夜坐着，当他们声称自己正在死去??他帮他们预付医药费，劝阻他们不要自杀。”庞德，他自己后来需要很多这样的服务，来自那些住在欧洲的他慷慨的朋友们；但是福斯特·达蒙已经给卡明斯看了庞德专横、开创性的诗歌《返回》，这首诗写于1913年，它不但在语言上做了实验，而且用了打猎和猎人的暗喻，很快，卡明斯将会使用这一方式。使用声音表达意图，在纸上形成一种情感，大写字母强调重要性—这是卡明斯以某种方式一直在找寻的。“返回，”他写道，“给了我写作技巧的‘入门知识’”。

　　看，他们回来了；啊，看那试探性的

　　运动，和那缓慢的步伐，

　　烦恼踱着步子，飘忽地

　　摇摆！

　　看，他们回来了，一个，接着一个，

　　带着恐惧，和一半的觉醒；

　　仿佛雪会犹豫

　　在风中低语，

　　半回着头；

　　这些是“飞翔和敬畏”，

　　不可侵犯。

　　诸神飞行的鞋子！

　　还有他们银色的猎犬，

　　嗅着空气的行迹！

　　美孩儿！美孩儿！

　　这些是受折磨的雨燕；

　　这些是能察觉的痛哭；

　　这些是血的灵魂。

　　慢慢地在束缚中，

　　苍白的被皮带绑住的男人！

　　在卡明斯被庞德吸引之前，受莎士比亚和华兹华斯的影响，他写了很多规规矩矩的自然诗歌。下面是一首典型的十四行诗，是一首传统的诗歌之一，发表在《哈佛八诗人》上。

　　这里是花园：色彩来了又去，

　　脆弱的蔚蓝从夜晚的外翼发出颤响，

　　强烈而宁静的绿色安详地缓慢消失，

　　绝美的灯光像金色雪的沐浴。

　　罗伯特·弗罗斯特后来在《一首诗的形迹》（The Figure a Poem Makes）中写道：“像一块冰在热的火炉上，一首诗必须自己融化。”在遇到庞德之前，卡明斯似乎不能让奇迹发生，在了解庞德之后，特别是阅读和重读《返回》之后，卡明斯的诗歌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也成为他的标签。这是一首早期的杰作，有十四节，不同于两或三行抑扬格的四音步句：

　　我的爱骑行在全部的绿色中

　　在一匹金色的马背上

　　进入银色的黎明。

　　四只猎犬在低处蜷伏着，欢快着

　　嬉戏中的小鹿奔跑在前方。

　　比起斑驳的梦想，他们更加敏捷

　　轻快甜美的小鹿

　　稀有红色的小鹿。

　　四只红色的雄獐在白浪边上

　　残酷的号角声在他们前面歌唱。

　　号角在臀部，我的爱骑行

　　骑着向下的回音

　　进入银色的黎明。

　　四只瘦猎犬在低处蜷伏着，欢快着

　　草地的地平线奔跑在前方。

　　比起穿着拖鞋的睡眠，他们更加温柔

　　精瘦轻盈的小鹿

　　列队飞奔的小鹿。

　　四条小河在一个金色的山谷中

　　呼啸的飞箭在前面唱着歌。

　　我的爱躬身骑行

　　沿着山脉往下

　　进入银色的黎明。

　　四只瘦猎犬在低处蜷伏着，欢快着

　　峻峭的山峰奔跑在前方。

　　比起令人生畏的死亡，他们更加苍白

　　光滑苗条的小鹿

　　高挑紧张的小鹿。

　　四只高大的牡鹿在一座绿色的山上

　　幸运的猎人在他们前方歌唱。

　　我的爱骑行在全部的绿色中

　　在一匹金色的马背上

　　进入银色的黎明。

　　四只瘦猎犬在低处蜷伏着，欢快着

　　我的心在前方倒下，死去。

　　庞德和他的诗人朋友H.D.[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 Doolittle）]以及她的丈夫—诗人理查德·奥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都住在伦敦，当卡明斯还在哈佛上学的时候。他们有三条规则，后来成为诗学的基础，他们称其为意象派。（之后，当艾米·洛厄尔对于意象派的态度也非常明确，开始被称作“艾米主义”，后来更名为“旋涡主义”。）规则非常简单：1.事物必须被直接地对待；2.单词需要被有贡献的使用；3.韵律需要是悦耳的而不是有节奏的。庞德著名的俳句诗，就显示了这些规则，“这些脸的幻影在人群中/花瓣在湿的、黑的树枝里。”

　　庞德成为卡明斯最亲密的朋友和导师，年轻的诗人卡明斯是没有把他遗弃的朋友之一，即使是在他排斥法西斯主义的赞助期间，或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被监禁时期。庞德，来自爱达荷州，在充满生气的文化中心改变了20世纪诗歌的世界。他和威廉·巴特勒·叶芝是朋友，两人一起度过夏天，谈论一种新的诗歌。他和叶芝恋人的女儿莎士比亚·桃乐茜（Dorothy Shakespear）结了婚，他还是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朋友及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的朋友。他有着火焰般的性格，有时戴一顶巨大的帽子和华美的耳环，庞德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英国的经历的影响，于1921年搬到巴黎。

　　卡明斯和庞德的最后相遇是在战后巴黎的街道上，介绍他们认识的不是别人，正是卡明斯的朋友、《哈佛大学月刊》的同人斯科菲尔德·泰勒。当泰勒和卡明斯在7月的一个夜晚沿着圣·热尔曼的林荫大道散步的时候，庞德弓着身子出现在他们前面。“埃兹拉·庞德先生是和我的身高一样的男人，”卡明斯在给他父母的信中写道，“有着微红的山羊胡子和络腮胡须，身体壮实，举止优雅，气质非常像J.西布利·沃森（泰勒的话）—一样的羞怯和敏锐，远不是那么拘谨。总之，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体操者的身材和体格。”[]庞德和卡明斯一起度过了那个晚上，两人在关于写诗的新形式上展开争论。

　　从某种程度上讲，庞德是他那一代人中最闪亮的明星，他是最有才华和最慷慨大方的诗人。庞德的自大开始于狂怒的写信批判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设计，结束于他作为国家的叛徒被投入监狱。历史已经把这个男人推到了边界，不能宽恕他的背叛。或许他对自己国家的攻击已经被原谅。这些攻击的形式—谴责犹太人的自发的广播演讲，作为墨索里尼的代表—是不可原谅的。

　　在艺术和文学史的研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将艺术和艺术家区别开来，如何将瓦格纳和理查德·施特劳斯区别开来，从他们所说的和所写的那些弱小的、被欺骗的人类角色的可怕事情当中；或者，是将庞德和卡明斯区别开来。在界线的一边，可能的情况是，因为政治上识时务的愚蠢—学生们拒绝狄更斯，或是塞林格（Salinger）的快乐，因为他们作为人的作家行为和作为人的身份。当文学在政治的基础上，甚至是在作家世俗的身份上被分成类别，每一个人都迷失了。在界线的另一边，我们拥有庞德。

　　某种程度上，卡明斯在哈佛的经历是他作为一个年轻人首次离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当然，对于卡明斯来说，哈佛并不是远离家园，大概正是因为如此，使得他的经历更加生动。在一首早期的关于大学生活的诗中，卡明斯想象眼睛穿过有阴影的墙壁和有幽灵声音回响的高塔，“古老铸造”的院子，去往一个火的心脏，在那里，出汗的男人们在铁匠铺工作，打造厚重的扁节链，“为了捆绑上帝伸向世界的右手”。另一方面，他年轻的朋友们都非凡无比。《哈佛大学月刊》的作者队伍相聚在三楼的哈佛工会，他们中的一个，斯图尔特·米切尔—大海雀—决定编一本书，名字叫作《哈佛八诗人》。写作者是米切尔本人，其中包括卡明斯、多斯·帕索斯、S.福斯特·达蒙、罗伯特·希利尔、威廉·A.诺里斯、达德利·普尔、卡斯伯特·莱特。由于多种原因，使得这本书完成得十分艰难，制作了很久，于1917年7月最终出版，是因为得到了多斯父亲大量资金上的帮助，他是芝加哥的一名律师。出版商是劳伦斯·戈姆（Laurence Gomme），他不止一次地耗尽钱财，关闭了出版社，为了出版这本书，他又重开了一个新的出版社。戈姆总共印了两千册书，送了一百册给每一位参与者。这本书确立了卡明斯一个诗人的地位。

　　从1914年到1917年，卡明斯和他的朋友住在一个天堂福地里面。这个世界适应卡明斯的哪怕是最傻的反抗，呼应着他的爱和赞同的声音。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和恐怖的影响，将会改变整个世界。也将会改变一代作家，特别是将用最可怕的身体上的痛苦，改变一个眼界宽阔的志愿者—E.E.卡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