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兹拉·庞德和《圣诞老人》

　　传记是一种结合上下文的训练。在书写一个生命的过程中，传记作者必须创造时间，在其中，生命是活的。有时候，传记要回头看，判断、谴责现代知识和习俗优势的主题行为；有时候，一个传记作者会再创造一种情境，一个主题行为可以以另一种方式被理解，但是他们的意图，在写作的时候有可能不被读者真正所了解。

　　在卡明斯生活的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中被人们认为是正常的行为，在现代则被认为是沉溺的、自我毁灭的和不正当的习惯；现在被人们认为是正常的行为—性取向、婚姻状况—在那时则被认为是沉溺的、自我毁灭的和不正当的。例如，在卡明斯生活的大部分年代里，几乎每个人都愉快地被香烟束缚着，没有人仔细考虑吸烟对肺和心脏所造成的损害。另外，他所认识的大部分作者和他大部分的朋友都大量饮酒，而从来没有仔细考虑过它的危害。20世纪中叶是醉酒的文学年代—即使是现在，醉酒也是非常的普遍。虽然大部分的作家没有过度饮酒，但是很多人仍旧把作家的创造性和酒精联系在一起。卡明斯和他的朋友及同行们几乎总是喝酒或宿醉，或者介于两者之间。

　　在20世纪40年代伊始，人们发现了处方药品，很多医生乐意开处方药给他们，增加了另一种身体层次的变化，成为早已中毒的混合物。卡明斯服用眠尔通、利眠宁、耐波他，这从来没有被认为是一个医学问题。不只是他一人如此。直到20世纪末期，副作用的概念看似并没有进入公众的意识当中。

　　另外，在那个时代，只有很少的一些人会做日常的锻炼。当备受尊重的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赫钦士（Robert Hutchins）被问到他是否做运动时，他说，当他被激励去运动的时候，他所做的就是躺下、等待，直到时间过去。每个人都认为这很有趣。现代生活所证明的锻炼的好处—对于身体、大脑和心理健康—是那时候的人所不了解的。人们想象运动会杀了他们，而不是让他们强壮起来。尽管他们较少吃加工过的食品，自己做的食品更多，但是很少有人，除了怪人，会仔细考虑食物给他们的身体所带来的影响。几乎没有健身房、没有健康食品店，尽管有一些食疗信徒，但他们是被边缘化的，而且经常是被嘲笑的。

　　在种族、性别和宗教包容方面，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男人和女人也还是处在黑暗年代里。黑人法律控制着南部。尽管女人有20年的投票权，但是她们中很少有人拥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她们听从于养家糊口的丈夫。没有女人在参议院或是议会。很少女人会有工作，除了做家庭主妇或是母亲。非正式的反犹太主义很常见。正式的反犹太主义受到大家的期待。一封来自耶鲁招生委员会的信，提及关于申请人是深色皮肤和浅色眉毛的“希伯来人种”。

　　在卡明斯所生活的世界里，同性恋几乎是完全不被接受和骇人听闻的。洛厄尔校长已经在哈佛开展了反对同性恋的活动，他可不是孤军奋战。尽管哈佛的男孩们有时候会胡闹，尽管卡明斯对吉姆·沃森和威廉·斯莱特·布朗有渴望，并且在《巨大的房间》一书中，在马塞堡，他差点向另一个狱友抛媚眼，看起来似乎任何人不会想到他可能是一个正当的双性恋者—大概是因为在他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正当的双性恋那么一回事。男人要么是一个男人，要么是一个违反规则的怪人。

　　1960年代晚期，批评家和教授牛顿·阿尔文（Newton Arvin）被联邦间谍逮捕，他们在黎明时分闯进了他的公寓—他犯了错误，通过美国邮政寄送了部分裸体的年轻男子照片。联邦政府判定这些照片是非法的，阿尔文，这个曾经一度是文学圈里受人尊重的成员—“牛顿就是我的哈佛大学”，杜鲁门·卡波特[]曾发表这著名的演说—被解雇，并被监禁，死于三年之后。对他的审讯是一个丑闻，令每一个人感到恐惧，他们甚至想到曾经对同性恋者施以的暴行。证词详细地道明了曾经和他一起睡觉的男人，这些男人也被解雇了，并被赶出他们的社区。作家们的移民地—雅斗，阿尔文曾在那里做出了大量贡献的地方，也叫他辞职，离开。

　　对于卡明斯而言，所发生的这些狭隘的代表性事件对他来说都是灾难。传统邪恶势力用各种理由关闭了他庆祝的自由。卡明斯一直以来对儿童的态度很明确—他最喜爱的诗歌是华兹华斯崇拜儿童的《永生的提示》（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在诗歌里，儿童是天真的，全部来自天堂，“牵引着光荣的云彩”，非常的像亚当和夏娃降落人间之前在伊甸园里的情景。在他们的那个年代，孩子们也被黑暗、惩罚的文化所伤害。“牢房的阴影开始关闭/在成长男孩的头顶。”华兹华斯写到。

　　在诗歌之里和诗歌之外，卡明斯和华兹华斯一样，他心灵的祖先把年轻和自然的世界当作偶像来崇拜。比起自我约束的成人世界，年轻人是聪明和纯洁的，更是天真和美丽的。在孩童的世界，自然伴随着它无法解释的荣誉，真实的启迪可以被寻找到。

　　我的心能一直打开吗？向着那些

　　小鸟儿，它们是生命的秘密

　　无论它们所歌唱的是否好于他们所知道的

　　如果人类听不见他们，人类老了

　　我的思想可以自由地游荡吗？在饥饿

　　在无畏 在渴望 在柔顺之中

　　即使这是礼拜日，我错了吗

　　因为当人类是正确的时候，他们便不再年轻

　　我本身可以什么也不做吗？

　　爱你，却比事实上的还要多

　　从来没有那样的一个傻瓜可能会失败

　　带着微笑，牵引他头顶整个的天空

　　在伊甸园中、在我们的物种里、在华兹华斯含蓄的“牢房的阴影”里的就是“性”。孩子、动物和鸟类，对性的世界有一个欢喜的理解，而不是一个特别的性的锁链。它仅仅存在于青春期，一个男孩成为异性恋者或者同性恋者，或是两者都同时兼备。对于一个成长在家庭里有一位专横、阳刚父亲的男孩，在一个城镇的某个时间，根本不允许存在同性恋这样的事，任何来自男人的吸引都必然是混乱的困惑和疼痛。

　　卡明斯对于自己多方面依赖性的分析—对于他的父亲、对于斯科菲尔德·泰勒、对于伊莱恩—在卡明斯的日记中注明，当泰勒让弗洛伊德提出分析的时候，弗洛伊德怂恿他让卡明斯和伊莱恩结婚。在做这件事情时，他“放弃了对道德的自我表达，回到了我的童年时代”。[]他写到。清楚地表明他自己的愿望将是一种挣扎，不管卡明斯的矛盾情绪是否已经隐藏在和世界上最美丽的一位女人的联姻之中。卡明斯被爱情、占有或许还有一些未被勘查的秘密所维系着。

　　当沮丧减少，战争开始靠近，随着《诗抄》的出版，卡明斯的荣誉在慢慢地重新建立。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对于卡明斯和玛丽安来说是一场极其可怕的大的变迁。旅行已经成为卡明斯夫妇最大的快乐。作为一个男人，他是一个世界公民。现在世界看似即将分崩离析。卡明斯和玛丽安在1937年去了英国和法国，出发时是用《诗抄》的预付金，继续前行则是用向来心甘情愿的丽贝卡汇来的两张支票，第三张支票来自她的儿子让她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但是英国看上去是悲哀的。

　　卡明斯到了40岁的时候，变得越来越衰弱，玛丽安也开始遭受剧烈的关节炎所带来的痛苦。他的身体几乎总是在痛，这种慢性的疼痛侵害了他的世界中的那些小事情上的幽默和快乐—下午倾斜的阳光、在库利的一顿晚餐的愉快，或者是在一天结束时一次痛快地饮酒和看一个年轻女人脸上专心致志的表情，她正通过他的作品开始理解他。

　　到了20世纪40年代早期，他后背和腿的疼痛驱使他去做了各式各样的治疗，最终他去波士顿找到了弗兰克·欧博（Frank Ober）医生。欧博给他做了X光检查，他的病被诊断为脊柱炎。卡明斯是一个身体经受了很多摧残的男人。他在法国度过了患病的和几近饿死的3个月，从他记事开始，他就抽烟。他轻视运动，喝很多酒。他吃耐波他以助睡眠，当它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他就增加剂量。尽管如此，也很难不去想他后背和腿的疼痛有各种各样精神上的原因。卡明斯挚爱的世界看似就要终结，就像他的同行T. S.爱略特所写的，“不是砰的一声，而是呜咽声”。

　　欧博告诉他要细心地照料自己，并且改变生活方式。他给卡明斯做了一个有弹性的束身衣，以稳固他的后背。“它类似于一个盔甲，但是我感觉自己像是住在一个排水管道的管子里??而不是像许多古罗马人，尽管斯多葛哲学在现代强有力地、得心应手地流行起来。”[]他给母亲写信说。欧博同时告诉卡明斯要尽量快乐起来。

　　斯多葛哲学不是好心情的处方，卡明斯看似在战争发展过程中消沉下去了。他反对战争，接着，他几乎反对每一件事情。“他的感觉是如此痛苦，以至用‘和平主义者’这个词语看似都不能恰当地形容他。”理查德·肯尼迪写到。卡明斯在给庞德的信中引用了梭罗，然后生气地想知道，“是梭罗先生露水紫杉的手指中断了一次手淫或者他就是一个太监？”[]

　　尽管旧时的音乐有时从他身体里浮起，在纸上固定这些音符，但他战争期间的诗歌创作，由亨利·霍尔特出版社出版的他1944年的诗集《1×1（一乘一）》[1 × 1 (One Times One)]，却几乎是彻底的愤怒：

　　在给人的所有祝福里

　　某种进步透露着

　　一个位于至高无上地位的 我是指一个

　　动物 没有一颗心

　　他用一种非比寻常的、痛苦的抒情诗格调来写。

　　尽管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反复为卡明斯提名，当庞德让他知道艺术和读者国家研究所已经把他的名字撤下的时候，卡明斯取笑威严的文学之光的躯体，庞德称之为“Insteroot (ov Awts n Lers)”[]。看上去没有一件能使卡明斯感到高兴的事情，世界朝着一个怨恨的启示旋转，这怨恨反射着他自己的愤怒。庞德请他的一个朋友，一位艺术家和作家，温德姆·刘易斯去探望卡明斯。“我在纽约见到他。”刘易斯之后给庞德写信，“但他是那样的一个神经质和暴躁的小男人，使人不可能和他有太多的对话。”

　　卡明斯的愤怒，曾经一度虚假地成为灿烂华丽辞藻的瀑布，现在转向了内里。有教养的反形式主义通向他青年时期的灿烂、大变革的诗歌—《野牛比尔》《全部绿色中》《坎布里奇的女人们》—形成更多的抵抗和较少的诗意。每件事情看上去都像是出了毛病，个人的和宇宙的。卡明斯是一个平等机会的仇恨者。他恨希特勒，他恨犹太人。他恨罗斯福，也恨斯大林—他特别恨斯大林。他恨批评机构，他不喜欢第十大街上的新餐厅。他嘲笑别的诗人，他们曾经是他的朋友，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也在其中。

　　1939年春天，庞德从雷克斯航行去纽约，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去看卡明斯，他发电报对庞德的到来表示欢迎。庞德的到访是卡明斯能预料的快乐，但是庞德那身材高大、脾气暴躁的到场在帕钦普莱斯4号狭窄的房间里是超过卡明斯和玛丽安所能忍受的。每一个人都想和这位伟人见面。在五十五大街的罗伯特饭店里吃晚餐的时候，马克斯·伊士曼（Max Eastman）对庞德的印象是：“有吸引力的卷曲的头发，小小的卷，眼角里有许多的笑—神经质地焦躁不安。然而，这自我迷恋的‘伟人’ 有着贪得无厌的渴望??我发现他亲切而且可爱。”庞德给他们做了演讲—卡明斯、玛丽安、伊士曼，还有一位记者盖伊·希科克（Guy Hickock）—讲到饮食习惯，他劝告他们要轻松地吃，然后，他点了菜单上最贵的菜—“一块厚的带血牛排和高端红酒”。

　　卡明斯因为庞德迅速增长的反犹太主义而感到不安。“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是一个间谍，还是仅仅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但是我们感到他难以置信的孤独。”[]卡明斯给他的老朋友吉姆·沃森写信，“一整个早晨拿反犹太主义来漱喉咙，显然不能够帮助一个人的嗓子去歌唱。”庞德在纽约停留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想见到他，但是对于回复来自诸如威廉姆斯或是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电话，庞德这个伟人却不能够感到厌烦。“我找到可怜的庞德，他的背靠在前厅的沙发上，就像一个出轨的快运货物，喘着粗气，以至不能打电话，但是当我建议邀请威廉姆斯来这里，这个病人虚弱地说‘不’。”卡明斯写信给沃森。新罕布什尔的6月是黑色飞行季，但是就在最热的日子，卡明斯和玛丽安逃往了乔伊农场，离开了众人艳羡的对庞德的占有。

　　在此期间，有一个离他最近的人、一个他不会嘲笑的人，就是玛丽安。卡明斯身体的虚弱使得他极其依赖她，后来，她的病也使得她依赖他。这两个人靠得如此之近，使得从外面来的任何一个人看上去都像是入侵者。玛丽安给予他越来越多的保护，就好像将卡明斯从他的爱慕者和世界上的其他人那里隔离开来，就会使他少一点愤怒、少一点病。这给她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她在本质上是一个古怪的、变老男孩的保姆。这也在两人之间建立起了屏障，后来导致许多的心碎。目前，在变老和生病的压力下，玛丽安和卡明斯唯有感谢上帝让他们彼此拥有—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人能够容忍他们。

　　当战争发展到可怕的高潮，庞德变得越来越愤怒、越来越疯狂。1940年，在他回到拉帕洛的家之后，写信给卡明斯，说美国实际上是被“外国的犹太代理人”领导。这封信几乎是不可思议地混合着愤怒和困惑，混合着对希特勒农场计划的赞美，他提到了卡明斯的诗《我是说这些男孩没有教养》，信中有反犹太的段落，还有反对美国的咆哮[]。卡明斯的回复是甜蜜和快乐的：“春天就要来了。两只企鹅从我们的壁炉上起飞向你致敬。女人传达她的爱意，大象祝你好运??”[]

　　到了1942年，庞德从拉帕洛以书面形式，对于设立美国临时政府发出咆哮，卡明斯以母亲最喜爱的口号作为回复，“健康和幽默感”。但是健康和幽默感，还有所有别的事物看似已经抛弃了庞德。庞德被反犹太主义吸引，加之他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的英雄崇拜，意大利政府出钱给他，使他做了一系列令人厌恶的无线电广播，支持纳粹德国和领导者。这场战争是埃兹拉·庞德作为受人尊敬的诗人、评论家和朋友，最后致死的原因。

　　然而，卡明斯还有更多的生活要过，尽管20世纪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早期，造成了他性格的改变，还有他和玛丽安密切的关系造成的改变，都将会影响他今后的人生。卡明斯的身体再也没能变得强健，但是在欧博的帮助下，各种各样的止痛药和适量酒精，还能够让他坚持下去。他最美妙的在自然界中领略的快乐将他从苦难和一些朋友的疯狂中挽救出来—哈特·克莱恩、乔·古尔德，现在是庞德。他也找到了轻松的心情和另外一种支持，比写诗更少一点的孤单的职业。

　　对所有规则和权威的愤怒，在卡明斯的青少年晚期和在哈佛大学的时候，看似已经抓住了他，是他成为一个作家和画家的巨大刺激因素。哦，有那么多的规则需要去打破！还有那么多的欺骗！有那么多拥有权力和地位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什么，或者是谁在利用他们的力量去进行伤害。从A.劳伦斯·洛厄尔到弱智的美国士兵们，他们憎恨已经开到西线去提供帮助的法国军队。卡明斯的生命是一场伟大的盛宴，假的权威只是等待被消耗。一个世纪之前，L.弗兰克·鲍姆写了虚构的伟大寓言故事，《绿野仙踪》，而卡明斯也在忙个不停，拉开帘幕去揭露他能揭露的任何事情，虚假的、狂妄的，还有多余的死板。

　　愤怒不会随着人的年龄增长而有所减轻。愤怒的年轻人是迷人的；愤怒的老年人却缺乏吸引力。诗学先驱奇迹般地进步和发展造成在20世纪20年代激烈地批评这个世界的孤独者，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种状态已经给人们带来严重损害。卡明斯不在乎评论机构的说谎者，但是他累了。当战争发展到可怕的、胜利的结束时期，诺曼底登陆的日子、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帕钦普莱斯4号并没有多少庆祝。尽管他几乎没有涉及战争，但是卡明斯同意他的朋友庞德的意见，认为战争是一场拯救资本主义的运动，是优势兵力的一种阴谋，因此，他无比憎恨战争。

　　关于庞德命运的消息，令人恐惧的细节，在1945年之后传到帕钦普莱斯。过去，当卡明斯还是一个顽皮的男孩时，庞德就经常扮演他宽恕的父亲角色。卡明斯真正的父亲却一直在试图了解什么是他儿子能够胜任的；庞德却完全能够懂得。从1941年11月到1945年12月，4年时间里，卡明斯写给庞德在拉帕洛地址的信没有任何回音。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庞德已经精神错乱，他被政治改造成在文学历史上最积极和最具有自我毁灭性的作家之一。他寄出了成千上万封越来越疯狂的信，并访问了美国，在华盛顿特区会见了某人，进行了激昂的演说。1943年，因为他的无线电广播节目一贯反对美国，特别是反对犹太人，他以叛国罪遭到缺席审判。意大利解放期间，联合游击队在拉帕洛的房子里将他逮捕。在他最后一次离开家的时候，他口袋里装着一本《孔子》。

　　庞德没有后悔。他想发电报给杜鲁门总统，递交一份最后的广播节目。他告诉一名记者，希特勒是一个像圣女贞德一样的圣人，墨索里尼是一个好人，只是误入歧途。庞德在1945年被逮捕时的照片，看上去是一个英俊的男人，一张线条分明的、聪明的脸和一双野性而疯狂的眼睛。5月24日，他被转移到了比萨北部的训练中心，他在那儿又制造了更多的敌人。

　　在比萨，一个临时的美国指挥官把他关在一个6英尺乘6英尺的铁笼子里，晚上在他的头顶上打着探照灯。他动不了，眼睛被灰尘感染红肿起来，没有床，没有皮带，没有鞋带，没有人可以交流，庞德慢慢地变疯。不管他以前的荣耀还怎样地残留在他身上，经过三周被美国人像笼中动物一样的关押，现在的他已经疲惫至极。他还没有被审讯。监禁在照明的铁笼子里是一种折磨，违反法律，残忍超乎想象。庞德已经60岁了。后来，他在《比萨的诗篇》（The Pisan Cantos）第80篇中记录了一些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奥德修斯被淹的时候“当木筏破掉，水越过我的头顶”。他在7月份最终被诊断为精神崩溃，尔后被转移到一个帐篷里，并向他提供阅读材料。

　　尽管庞德令人奇怪地猛烈攻击了自己的国家，特别是犹太人和院校（体系），但是那样的惩罚也是残忍的，是对他非法的虐待。这当然已经越过了卡明斯对于新闻和政治事件的黑暗势力之恐怖认知的底线。到1945年10月，当庞德到了华盛顿特区的精神病医院里，卡明斯给他写了热情洋溢的信，以“欢迎回家”作为信的开头。他会见了庞德的律师，于连·康奈尔（Julien Cornell），他告诉了卡明斯大量庞德被捕时的情况和在医院治疗的情况；在庞德被监视的情况下，卡明斯通过康奈尔送给他一本查尔斯·诺曼的书。信里还写了一些闲话，希望能够减轻他难以忍受的痛苦。“玛丽安在医院已经一年了，因为关节炎：我也被另外一种炎症款待着（反反复复）??现在我们两人都好多了，将要离开这里，去亚利桑那州??我们将会坐火车去。那时，如果健康情况允许，我们会踉跄着去华盛顿，向你当面道声问候，再踉跄着回来。但是如果不能成行，就只能用这封信来表达我们对你的爱了。”[]

　　但是庞德是一个不一样的男人，他被同盟军的暴行毁掉，因此他自己的政府称他为“好孩子”。他在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一直被监禁到1958年，在那里他寄给卡明斯的第一封信，表达的是一个悲哀的、非庞德式的小笑话—“我喜欢收到信”。[]邮戳上盖着的时间是1946年1月25日。卡明斯回了信。但是难以测量庞德的经历给卡明斯带来的影响。战争的苦痛、婚姻的破碎、对权力持有者的愤怒，那些声称自己是正义的家伙，认为对一个老人施以酷行是正确的人—所有这些集中在一起，累积成一种幻想，成为卡明斯余生的伤痛。

　　那些日子，每一件事情似乎都在检验卡明斯的勇气。一个春天的下午，玛丽安站在雨中，等着穿过第六大道，被一辆从停车位里倒出来的汽车给碰了。没有人打得倒玛丽安·莫尔豪斯。她钻进那辆撞她的汽车，让司机送她去帕钦普莱斯，同时记下了车的号码。一到家，她“换了衣服，躺了几分钟，然后起来为我和一对客人夫妇泡茶，接着按了大象铃。”卡明斯写信给希尔德加德·沃森，“我随后从我的工作室下来，发现她正在热情洋溢地款待那对客人夫妇。”在那些可怕的年月里，已经成为卡明斯的精神支柱和保护人的玛丽安，忽然间得了关节炎，强烈的疼痛让她难以忍受，正如卡明斯已经写信告诉庞德的。她一再住院。卡明斯转变成一个看护者的角色，他尝试履行好这个角色，但这对他来说绝非易事。最后，这对夫妇在朋友的劝说下，决定去亚利桑那州待几个月，那里空气干燥，人们认为在那里能治愈很多病症，包括关节炎。卡明斯的朋友詹姆斯·安格勒顿（James Angleton）的妻子，西塞莉·d’奥特里蒙特（Cicely d’Autremont）在图森市有一所很大的房子，她邀请玛丽安和卡明斯去住。无论环境对病人的现状是否真的有所帮助，但改变的一切也许就是一种治愈—他们回到纽约的时候，都感觉好多了。

　　南希从来没有在卡明斯的私生活里离开很远，尽管他已经有十几年没有看到她。她现在是一个青年女子了，他只知道这么多。他已经错过了她的大部分童年时代。卡明斯总是维护孩子们，他有一颗童心，在那可怕的年月，他开始写另一个剧本《圣诞老人》，再一次揭穿美国文化的喧嚣和好战。剧本是关于一个父亲和孩子的重聚。死神试图扮成圣诞老人，唯一能看穿他面具的就是孩子。

　　正如那个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卡明斯笔下的孩子总是天真而又深刻。从19世纪开始，关于孩子的观念已经从旧的传统观点，即他们是魔鬼的存在，必须受到成年人教化—牧师和教育家乔纳森·爱德华兹称他们为“毒蛇”—转而变成孩子们是天使的理念，只是被成人和成人的文明给毁坏了。

　　卡明斯认为，孩子是对成人世界的拯救，他要保持自己天真烂漫的品质，不仅仅是因为那会使生活更加有趣，而且他认为那是我们的世界继续得以存在的方式。卡明斯爱他的父亲，那个完美的成年人；但是他拥抱的却是他母亲的玩笑，他舅舅的叛逆，还有他自身的孩子气。卡明斯认为，唯有孩子是神圣的、可信赖的。他不想要孩子，也许是因为他不想看到他们成长中令人心碎的时刻。远离批评者所指控他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他相信，只有孩子是唯一拯救世界的办法。精神病医生可能会说，失去两个童年时代的痛苦—南希的童年，和早年他自己在银湖冰冷的水中所失去的童年—使得他的信仰更加坚固；那不仅是理智，也是一种情感的力量，他拒绝成为统治世界的自大、虚假、好战的权威，宣扬智慧的骗子。他的诗歌变得更加悲伤：

　　让它走吧—那

　　破碎的词语断开

　　公开的许愿 或

　　誓言裂开的长度

　　智者—让它去吧

　　发誓

　　离开

　　让他们离开—这些

　　真实的说谎者 和

　　虚伪的美人

　　以及所有 是 和

　　不是 的家伙—你必须要让他们走开 他们的

　　出生

　　是为了离去

　　让一切都走吧—那

　　大的小的中间的

　　高的更大的 真正

　　最大的 和 所有的

　　全部—让他们都走吧

　　亲爱的

　　因此 爱就来了

　　比起卡明斯，没有人更加认真地对待严肃的欠缺。毕竟，美国历史开始于一次叛乱—殖民者是他们的英国国王父亲眼中淘气的顽童。我们的国家在大多数时候是自命不凡的，也混合着在其他地方所找不到的玩笑和乖张的特质。在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特质比起我们在历史上任何时期的表现来看都是罕见的。但是，当战争的阴影在记忆中渐渐扩大，舍弃繁荣之后，这个国家开始变得放松，以另一种方式梳理、重组它自己。那是超出卡明斯所能忍受的，他再一次地开始画素描和唱歌。

　　卡明斯把《圣诞老人》献给弗里茨·维特尔，这个精神病学专家一直是他情感的支柱和朋友。当卡明斯到了50岁时，他的生活开始转好。1945年，他赢得了远离他很久的第一个奖项，来自美国诗社（the Poetry Society of America）的雪莱纪念奖（Shelley Memorial Award），奖金是670美元。但是先前那些可怕的日子所留下的创伤：读者背叛他、亲密的朋友被锁在笼子里、疾病和慢性疼痛就像病毒一样侵蚀着他??伤痛，不是那么容易愈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