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观潮】

传承与建构中华新文化新经典

——茅盾、茅盾文学奖与新中国文学70年

作者：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在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即将颁发之际，回顾和总结茅盾及以其遗愿设立的“茅盾文学奖”，我们发现，如同鲁迅对百年中国新文学有着从未中断的文学影响一样，茅盾不仅以其多种文学实践、独特审美理念、丰富的创作成果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大师，为当代文学发展提供审美资源和创作范式，而且在其逝世之后依然有着巨大的精神影响。以茅盾名字命名的“茅盾文学奖”经过十届的评选、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最具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国家大奖。它以一种内在的、潜移默化的、不断累积的审美品格和精神追求，推动着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建构民族的文学史诗，创造和丰富着当代中国人的审美文化生活。

　　茅盾：对时代同声共振的审美书写

　　作为百年中国新文学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作家，茅盾是一位创作实绩极为突出和有着自己鲜明审美理念的作家。他在编辑、创作、理论与批评等多个领域有着重要的、开拓性的精神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茅盾属于“作家中的作家”，是有着深厚理论背景、较高文化素养、引领时代审美文化的文学大家。

　　20世纪20年代，茅盾在文学翻译中，接触到了北欧文学，开阔了文学视野和审美理念。1921年，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成立，茅盾是这个社团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文学研究会所倡导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宣告了视文学为“游戏和消遣”时代的结束，接续了《诗经》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重新弘扬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传传统和曹丕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功用观。更为可贵的是，茅盾所倡导的“为人生”文学观，以一种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审美思维方式，为民族国家的建立、传统文人的现代转型、文化共同体的审美想象开辟了一条现代性审美路径，与鲁迅的“立人”思想、“精神界之战士”遥相呼应，推动了中国新文学主体精神和审美精神内核的建构。

　　在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茅盾开始了文学创作实践。1927年开始，茅盾创作“蚀”三部曲和长篇小说《虹》，塑造了众多“时代知识女性”形象，准确把握、精彩描绘了那个时代的弄潮儿形象，有着开创性价值，是对时代进行“同声共振”的审美书写。这需要对时代的深刻把握、理解和思考，不仅是对作家创作才情、生命体验、语言能力的考验，更是对作家社会观察、理论素养和哲学社会科学能力的挑战。这在今天依然如此，如何书写“当下现实主义”依然是21世纪的一个文学难题。

　　茅盾创作的《子夜》和“农村三部曲”，进一步显现了其审美理念和文学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司马迁“史传”传统的新发展，有着描摹、阐释与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雄心壮志。

　　长篇小说《子夜》是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作品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十里洋场上畸形的金融资本市场，吴荪甫尽管抱有“实业救国”的理想，却在现实面前一败涂地。《子夜》阐释和回答了资产阶级为何无力领导社会发展的时代中心问题，展现了“社会剖析派”的审美理念、创作方式和宏大叙事风格。

　　“农村三部曲”则是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现状与未来的整体性思考。作品是对变动的老中国、对“老中国儿女”的“新变化”书写，呈现出了“老中国儿女”的觉醒、犹豫、挣扎与新的嬗变。觉醒的、反抗的“老中国儿女”无可阻挡地站起来了。“农村三部曲”中的《春蚕》描写了一位一生都想“创业”的老一代农民老通宝形象，遗憾的是老通宝不仅没有致富、创业，反而背上了越来越沉重的债务。这让一生勤奋的老通宝百思而不解，直至死前老通宝才有所悔悟，儿子阿多是对的，要走出一条新路来。有意味的是，老通宝的创业之路及其梦想，竟然一而再地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出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柳青的《创业史》、80年代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和21世纪关仁山的《金谷银山》都在不同程度延续和书写这一中国农民的“创业梦”。

　　20世纪50年代，茅盾发表《夜读偶记》，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创作实践进行分析，倡导“人民的”现实主义，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可以加一点象征手法，在现实中融入光明的指引和希望，融入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和气魄，促进了十七年文学中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