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量的甲骨文文字，预示着在商殷之前一定经历了漫长的文明铺垫过程

　　“最早的中国” 怎样了？

　　二里头遗址揭示的人类活动历史，晚于良渚，又早于殷墟，是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态的重要对象，被学者们誉为“华夏第一王都”“最早的中国”。

　　伴随着殷墟和良渚已先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二里头遗址在中华文明和中国上古历史中的地位及其相关研究成果，越发引人瞩目。

　　在许多资料和专著上，都能看到“杜金鹏”这个名字。

　　1982年至1995年，杜金鹏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从事考古工作，亲历铸铜作坊遗址、制骨作坊遗址和祭祀遗址的发掘；随后又奉调进入偃师商城考古队。可以说他人生的大半岁月都是在洛阳与郑州之间的洛河沿岸度过的，其研究主要集中在遗址宫殿建筑、祭祀遗迹、文化分期、文化属性、文化传播和遗产价值等方面。

　　二里头遗址，寄托了许多中国人对自我认知的需求与期待。中国独有的、持续数千年的历史记载，使得中国式考古发掘形成了独有的实史互证方法，有着成熟的理论体系——殷墟和甲骨文的发现与辨识结果，充分证明了中国历史记载“所言不虚”；但接下来的情况是，中国考古学者又发现了二里头遗址，那么这个“最早中国”，是不是“夏商周”中的“夏”呢？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尚在持续的争论对“最早中国”产生了影响吗？公众应该如何理解二里头遗址的考古成就？人民日报海外版“世界遗产”版记者为此采访了杜金鹏(以下简称“杜”)。

　　记者：如果让您用一句话，简单明确地总结对二里头遗址的判断，怎么表达？

　　杜：二里头遗址是最早的中国，“最早中国”姓“夏”！

　　记者：这个“最早中国”，规模有多大？

　　杜：60年来，二里头遗址累计发掘面积达4万余平方米，但这只占总面积1.75%。经过持续的发掘与研究，目前对二里头遗址的范围、布局、内涵、年代等已有基本认识，对其王朝属性也有大致共识。

　　记者：最新的考古工作，有没有令人惊喜的发现？

　　杜：有啊。近20年的发掘面积，合计约1.3万平方米。新的学术理念与方法开始应用，宫城、井字形城市干道和工城的发现意义重大。同时对周边聚落群和历史环境调查，也进一步凸显了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地位。目前正在持续进行的宫殿区建筑基址的发掘，极大丰富了关于宫殿建筑布局、年代、演变之认识，也为深入研究二里头遗址性质，提供了新材料。

　　记者：“良渚”申遗成功后，“二里头”越来越受到关注。当地民众预计会从文化价值中受益吗？比如会出现目前很火的“国家公园”吗？

　　杜：这会是一个逐步相互促进的过程。为了保护二里头遗址，当地居民付出甚多，理应得到回报。二里头遗址考古成果非常丰富，有很多的展示利用潜力与前景。尤其是宫殿区、祭祀区和手工业作坊区的诸多文化遗迹遗物，具有重要的文化、科学价值，也有极好的展示利用条件。因此，即将开放的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和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将向人们全面展示二里头遗址文化内涵和价值，也将为当地民生改善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记者：关于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否是夏都遗址，至今在学术界还存在争议，而且公众也都参与了进来，甚至分成了“阵营”？

　　杜：哪有那么夸张。确实存在不同意见，但学术讨论是好事。我要再次表述一下自己的判断：即现有考古发现表明，与史传夏王国最为符合的考古学文化，就是新砦·二里头文化——更确切地说新砦文化可能是早期夏文化，二里头文化可能是晚期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应该是夏都故墟，是最早被叫做“中国”的国家对象。

　　即便其他一些更早的考古学文化被认为进入国家文明阶段，也不宜称为“最早中国”。

　　记者：除您之外，还有多少考古学者也持这个观点？

　　杜：据我所知，支持这个观点的“肯定方”占大多数，“存疑方”为少数。这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的学术现状。当然，学术问题的争议不能简单地以人数多寡论是非。但我自己是坚定的“肯定派”。《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和拙著《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皆可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