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将侠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墨、道、佛以及国民文化融合在一起，写出了价值观念多样的侠义精神和文化形态各异的侠客人物。图为香港文化博物馆的常设展馆“金庸馆”。新华社发

　　10月30日是金庸先生逝世一周年。记得去年社会各界人士送别他的时候，有一副横联为“一览众生”的对联。“一览众生”有着禅意，是说金庸对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登高望远。“一览众生”是从“一览众山”化用而来，是说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是一座难以比肩的高峰。这样的评价恰如其分。武侠小说是中国的国粹，其作家和作品多如星斗，金庸小说为人推崇就在于它的贡献高于前人，并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创作有着更多的启发。

　　作品因文化而行稳致远

　　武侠小说是中国侠文化的文学读本，金庸的贡献在于将侠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墨、道、佛以及国民文化融合在一起，写出了价值观念多样的侠义精神和文化形态各异的侠客人物。

　　陈家洛修身齐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展现的是儒家风采（《书剑恩仇录》）；郭靖兼爱非攻，踏实践行，有着墨者的风范（《射雕英雄传》）；杨过顺其自然，至情至性，就是一位道家之侠（《神雕侠侣》）；令狐冲潇洒快意，却又不失原则，是一位江湖浪子（《笑傲江湖》）；至于韦小宝，其形象的阐释有着更多国民文化的思考（《鹿鼎记》）。金庸在创作之初也许并没有想到要如此有序地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在文化空间中寻找创新路径，不同文化的演绎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武侠小说源于《史记》，其中的《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分别记载了为主人卖命的侠客和崇尚自我精神的侠客，这也是后来武侠小说中最常见的两种侠客类型。之后，中国武侠小说历经三变。《水浒传》是中国古代武侠小说的高峰，将侠客与朝廷捆绑一起，侠客只能跟在一些官员后面平叛捕盗，这种现象在公案武侠小说中表现得特别明显。1923年，向恺然（平江不肖生）创作了《江湖奇侠传》，构建了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从此，武侠小说有了少林、武当、峨眉、青城等各种流派，侠客们有了自己的活动空间。江湖世界看起来与人间俗世远了，侠客们的个性和风采却能够在那个充满魅力的神秘世界中得到展现，武侠小说好看了。金庸小说是中国武侠小说发展中的第三变，他创建了武侠小说的文化空间，打造了“文化武侠”的范本。作为类型小说的武侠小说内涵丰厚了起来，韵味深远了起来，其格局与格调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文学因文化而行稳致远，无论是精英小说还是通俗小说，构造文化空间必然会给作品带来丰富的内涵。然而，像金庸这样如此广泛地涉猎多重形态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多见。更为重要的是，武侠小说彰显的是侠文化。侠文化与中国不同形态的传统文化既有相融之处，也有很多原则上的分歧。金庸却能将它们交融在一起，从而展现出不同的文化之侠，且如此鲜活生动，显现出金庸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思考，还有高超的文学修养。认识、思考和修养三位一体完美融合，这是经典作品形成的必经之路。

　　理念因抉择而崇高深厚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是对侠客的社会担当和使命意识的高度评价。这样的使命意识并不是金庸小说独有的，却在他的小说中得到最充分地彰显。

　　《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之所以率军攻打撒马尔罕，是因为成吉思汗允诺，可以答应他一个要求。他原准备提出解除与华筝的婚约而与黄蓉结婚，可是看到蒙古兵屠杀百姓，话到嘴边却提出了蒙古兵停止屠城的要求。他做出了抉择，留住了老百姓的命，放弃了个人利益。《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为了大宋与大辽的安宁，在两军阵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金庸小说中侠客的社会担当精神不是理念的直接演绎，而是体现在行为的抉择中。有抉择就有牺牲，牺牲的是家仇、幸福，甚至是生命。抉择总是很艰难，有犹豫、有痛苦。同样，抉择后的行为很真实，彰显出的家国理念，显得特别光彩，特别崇高。理念的表达来自人物内心的召唤，行为的确立来自理性的最终抉择，金庸小说高尚不虚情，大气不做作，原因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