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7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王蒙等三人“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9月23日，其长篇小说代表作《青春万岁》也入选由学习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8家出版社共同推出的“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2019年8月，王蒙参加中国作家网“文学的力量”系列短片拍摄时接受记者专访，讲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所见所闻，以及他七十年来宝贵的文学记忆。

　　“那个日子本身闪闪发光，太珍贵了”

　　中国作家网：您是新中国成立的亲历者，请您从亲历者的角度谈一下当时的社会氛围。

　　王蒙：我出生在1934年，1937年日本的侵略部队就占领了北京，我在日本军队控制下生活了8年，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战争岁月中度过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到1949年的三年多时间里，我和党的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在1948年10月我还差5天就满14岁的时候，加入了党的地下组织，当时叫候补党员。在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我以中央团校二期学员、中央团校腰鼓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天安门前的开国大典和群众游行——我的确算得上新中国成立的亲历者了。

　　我的感受特别深，从我少年到青年的时代，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旧中国气数已尽、丧尽人心，什么都办不成了。那时候通货膨胀，物价简直变成了笑话了，早晨一个价，中午一个价，晚上一个价。洋面，就是面粉，成为了“货币”。比如，要租一间屋子，钱是没有用的，必须用洋面，比较差的房子只用4袋面，特别好的房子需要20袋面。北京那时候到处都是垃圾堆——东单体育场整个就是一个大垃圾堆。

　　新中国成立前夕，气氛已经十分浓郁，确定国旗、国歌、国徽、国家名称，到了10月1日当天，在开国大典上，毛主席用湖南口音宣布新中国成立，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群众游行从那儿过，大家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就用湖南话说人民万岁，我记得他说“人民万岁！人民万岁！”（模仿湖南方言）——他是这个口音。那时候收音机里面反复播放毛主席的讲话，“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不会湖南话，但当时我是一个小孩，特别爱学广播里的音，我觉得毛主席的声音特精神。

　　那时候也有阅兵，那阅兵当然和现在的阅兵不能比，可是也了不得，坦克车一辆接着一辆，全是缴获国民党的。所以毛主席说，蒋介石是我们运输队长嘛，坦克一辆接一辆，装甲车一辆接一辆，还有大炮，还有骑兵。现在的阅兵已经没有骑兵了，但当时看到骑着马的骑兵走过天安门，感觉特别地热烈。确实它就摆在那儿呢，中国从来还没有见到哪个政府像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政府有这样的效率，有这样的本领。我刚才说垃圾堆，解放军一来，三天就没了，很简单，解放军干什么事，那是开玩笑的吗！他们说共产党性子急，要说把垃圾撤走，白天黑夜拉，没有停的，用军车全部清走——无论如何，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我们在历史的门槛上，往后一看是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往前一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象太深了。

　　中国作家网：的确，旧的政权宣告结束，新中国成立了。在当时，周围人的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当时能感觉到普遍的信心吗？

　　王蒙：对，应该说周围欢庆的人占多数，我感觉到共产党带来的是新的精气神，是信心，是人民群众自发的歌声，是秧歌舞，是有节奏的声音。而国民党死气沉沉。当然，那时候不了解共产党的或者各种怀疑肯定是有的，害怕的也有，嘀咕的也有，但是我没接触到这些人。我看到的都是欢欣鼓舞、无限欢畅。

　　中国作家网：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上世纪50年代，全国文艺界涌现出了一批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作品，包括您也在此期间创作了《青春万岁》，您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有怎样的记忆？

　　王蒙：新中国成立之初那种欣欣向荣的气象是无与伦比的，在谈文艺之前，我想先谈谈当时的建设。解放前北京有几个电影院？国民党时期北京一个新电影院也没修，留存的电影院还是“日伪”时期的。

　　解放以后一两年吧，新式的电影院就修起来了。还有一件事我也非常重视，因为我从小受我父亲的影响，认为游泳对人是最好的事情，也是新的文化之一。可是在北京你想游泳也没地方游泳，直到新中国成立，马上就在什刹海建立了一个体育馆一个游泳场，也有正式的管理，这对我是一个大事情。

　　说回到文学作品吧。当时从解放区已经带来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作品，像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马烽和西戎《吕梁英雄传》——这些已经让人面目一新了。你想想，原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哪有机会知道这些反映新的生活、新的思想、新的政治力量、新的部队的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还出来了一本书，就是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当时评价非常高，大家也特别爱读。我个人在1953年开始决定写《青春万岁》，里面第一句话就是“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因为我感觉人民共和国刚建立的那个日子本身闪闪发光，太珍贵了。

　　我想这样一个新的国家、新的生活、新的历史的开始，全国人民都有一种兴奋的心情，有一种激动的心情，有一种梦想连连的心情。我的说法就是我的青年时代有一个光明的底色，我这个底色是亮的，即使底下有一些曲折，有一些坎坷，但是一想起这个光明的底色，对新的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所报的这种信念，这种期待，这种愿景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放弃的，我不相信坎坷会一直继续，曲折会一直继续。

　　所以当时的那些作品里头都有一种乐观，甚至于你把它说成是天真也可以，没有这种乐观，没有这种天真，它怎么可能有那种革命的高潮呢。当然人们要不断地积累经验，不能满足于天真，但是这样一个光明的底色这样一个光明的愿景，我认为这是新中国刚刚建立时的最宝贵的财富。要不然你这个国家怎么办呢？

　　“我还有看家一招，那就是坚持学习”

　　中国作家网：您刚才也说到您一生也是经历了很多坎坷，但是从您最早写《青春万岁》至今，创作状态持续了近七十年。好像这近七十年来创作都没有中断过？您的一生就像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样，“青春万岁”。

　　王蒙：是，觉得是这样，一个是我前边已经说了，因为我在我的青春年华吧，十几岁，二十郎当岁，一直到三十岁，我这一层光明的底色可以说打下了基础。我还说过一句话，因为北岛有一句很有名的诗说“我不相信”，我明确地说，我们这一代人作家的特点是：我们信。我们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我们相信五年计划，我们什么都信。什么都信有没有弱点？也有，对道路可能有的曲折和坎坷准备不足，对人们可能有的歧异准备不足。再一个就有些事，因为我去新疆的时候我已经碰到一些坎坷，但有机会和各族的人民在一起，和农民在一起到人民公社里面去，我认为这个机遇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比如说，新疆一个乡下人想上北京来是觉得很不容易，你以为一个北京人想上新疆，想去少数民族村子很容易吗？你试试，你现在也不容易。你说我去，我明天去……你怎么去，你找哪儿去，你上哪儿吃饭，上哪儿住？所以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段经历很好。

　　我当然要和人民打交道，当然要和边疆打交道，我说我整天认得王府井，认得西单，认得北新桥，认得前门大街，那能当成个大作家吗？我往新疆一跑，这一路上我认识了多少地儿，又是河南，又是陕西，又是甘肃，又是内蒙，又是宁夏，又是吐鲁番，又是天山，又是准噶尔盆地，又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又是赛里木湖……原来对我来说，北海公园太液池那就够伟大了的，到了颐和园看到昆明湖我就已经服了，等看完赛里木湖，才知道天地真的广阔。

　　我还有看家一招，那就是坚持学习。总有人问我，说你在新疆待十六年，你十六年你干嘛？我说我告诉你，我在新疆我是维吾尔语“博士后”，两年预科、五年本科、三年研究生、五年博士、两年博士后，大致一共十六年，所以我现在就是维吾尔语“博士后”。每次我讲这个的时候，我给哪儿讲，人家都热烈鼓掌，不信，拿出来溜溜！咱们学习，你有这学习的这一招任何困难事情都可以过去。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是学习最好的时候，因为你别的事情干不成，你就全心全意学习新的知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