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简介】

书名：智能与智慧——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

作者：宋冰 编著

出版时间：2020年1月

ISBN：9787521713176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前沿科技的高速发展对人类生活的改变具有不可逆的颠覆性。其中，人工智能的迭代迅速和辐射广泛促使人类不得不思考一些并不遥远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人工智能拥有了独立的自由意志？如果人工智能发展到足以迫使人类重新架构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时，人类的未来又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西方对于以上问题的思考多围绕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这一点我们从好莱坞的科幻大片中就足以窥见。一直以来，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思维体系似乎在各种科技前沿的发端就扮演着主导舆论和价值观的角色，这当然也是因为西方社会一直引领着工业革命和技术创新的方向。但面对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区块链、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中国乃至东方世界得以跟西方世界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并参与研究范式和行业规则的制定。然而，技术层面的努力还不够，西方伦理原则和价值观在中国的水土不服，显然已掣肘中国探索高科技前沿的步伐。这时，在中国语境下探讨人工智能问题，回归中国文明的思想渊源，为科技发展寻求新动能就显得恰逢其时。

在此背景下，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历时一年，将中国哲学界和思想界的各位专家集聚一堂，以“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为主题，组织了数次工作坊和研讨会，并邀请了人工智能科学家从技术视角对哲学家的思考予以回应。本书将诸位专家学者的观点集结成册，其中你既能看到中西方视角对于科技发展的不同诠释，也能从传统的中国儒释道观念中找到探索人工智能的新进路。不过，诸上介绍只是抛砖引玉，以期激发更多学界及社会力量，关注科技与思想的碰撞和融合。也许有一天，当科幻片中的场景变为现实，我们如今的思想前瞻就将适时地引导人类规避风险、迎接未来。

【作者简介】

宋冰

博古睿研究院副院长、北大博古睿中心联席主任

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祥龙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姚中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贝淡宁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刘晓力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程乐松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安靖如

美国维思大学全球学中心主任、哲学教授

李晨阳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哲学教授

干春松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儒学研究院副院长

王蓉蓉

美国洛杉矶罗耀拉大学哲学教授

盖菲

云南大学哲学系讲师

李四龙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刘丰河

医学教育工作者

陈小平

中国科大机器人技术标准创新基地主任

蔡恒进

卓尔智联研究院、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

曾毅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精彩书摘】

技术的无限进步也许是一场不可信任的赌博

赵汀阳

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和其他生物一样，人的实体存在也是一种自然生物，但人创造了文明，所以经常从精神上去定义人，定义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有两种特别重要的定义路径：（1）按照古希腊传统，可以把人定义为理性精神，即人的本质在于理性思维；（2）按照儒家传统，则把人定义为人际关系，即在“仁”的关系中互相识别为人、互相使之成为人，就是说，在互相以人相待的关系中的人就是人。孔子的这个定义采用的是关系性的循环解释，比亚里士多德的“种加属差”定义方式要复杂一些。孔子的定义方式有些类似于现代公理系统对基本概念的定义方式。孔子的意思是，一个人无法根据自然性把自己定义为人，而必须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被定义。以现代的表述来说就是：“每一个作为生物的人，如果可以被识别为一个精神上的人，当且仅当，他把别人识别为精神上的人”。按照孔子的人的概念，人的关系先于人的本质。有趣的是，图灵所设想的“图灵测试”采用的也是关系定义，即，如果一个机器在与人对话中能够被识别为人，那么就是一个智能存在。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机器能够通过图灵测试。其他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的概念，比如说，康德把人理解为具有理性自主性的主体性，马克思把劳动理解为人的本质，等等。

人是一个复杂概念，不可能化简为某种单一本质。比如说，理性虽然是人的一个性质，但很难认为动物没有理性。理性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风险规避，从行为上看，动物的风险规避考虑似乎高过人类，或者说，人比动物更愿意进行非理性的冒险。还有，理性要求价值排序的逻辑一致性，这一点上，动物也强过人。人总是欲望太多，贪得无厌，经常陷于“布里丹之驴”的选择困境。所以只能说，人有着更强的理性能力，但同时人也有非理性的倾向。我可能无法给人一个完美的定义，但我认为，至少有两个特点对于人的概念是最重要的：（1）仁，即互相把他人识别为人；（2）理性反思的自我意识，即能够反思自己的行为、价值观和思想的合理性。

人的非理性是一个谜。不过，在这里不是要讨论心理学的潜意识或无意识之类问题，而是有着自觉意识的非理性，就是说，人经常以理性思维去实现非理性的目标。这正是人类的危险之处。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的努力就是试图以理性思维去实现非理性目标的典型事例。长期以来，人类的技术发展都只限于技术的升级，而技术升级属于理性目标，但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不仅仅是技术革命，而且是存在论水平上的革命，相当于人类自己试图发动类似于上帝的创世行为，它意味着人类试图改变人的概念。这种目标还是理性的吗？这是个大问题。

存在论级别的生命升级诱惑，即人试图变成另一种具有神性的更高级存在，这是现代主体性思维的一种极端梦想。追溯其根源，现代的主体性梦想其实始于中世纪的宗教信仰，这件事情听起来很是悖谬，因为上帝的概念不可能蕴含一个革命性的人的概念，但事实上许多不合逻辑的事情确实就产生于矛盾之中。粗略地说，中世纪的僧侣和学者希望能够理解上帝的精神，而理解上帝就需要了解上帝创造的万物，因此，中世纪的人们研究了各种事物，从植物、动物到海妖和天文。尽管以现代知识标准来看，中世纪的研究大多数是不科学的，但其重要意义不在于科学性，而在于求知性。对万物的求知潜伏着一个颠覆神学的人文问题：既然需要研究一切事物，那么最应该研究人，因为人是万物中最为奇妙的存在，包含着上帝创世的最多秘密。事实上，“现代第一人”彼得拉克就是依照上述逻辑而发现了人的问题。一旦对人的反思成为一切知识的核心，人就占据了思想的核心地位，进而就发现了，一切存在都只不过是我思的对象，于是，人的问题就高于一切问题。在此可以看到，正是宗教的知识追求培养了宗教的掘墓人。笛卡尔、贝克莱、霍布斯、康德等所建立的主体性将人定义为自主独立的存在，人成为了万物的立法者，于是建构了一个现代人的概念。后来，主体性概念不断膨胀，人拥有的天赋权利越来越多，以至于已经远远突破了自然人的概念，成为一种“自定人”，即自己决定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意味着，人不满足于自然或上帝所创造的原本状态，也不满足于被社会和历史所定义的事实，而可以成为自己想要的人。今天通常认同的现代人的概念正是“自定人”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说，基因编辑的人或人工智能都是“自定人”概念的逻辑结果。

人为自己设立的主体性，或者“自定人”概念，就其内在逻辑而言，意味着如此的意义：（1）人是具有自主意志和思想的主体，摆脱了上帝的精神支配，因此获得了存在论上的自由（也称形而上的自由）；（2）存在论上的自由意味着，人可以塑造自己，重新定义自己，甚至创造自身，就是说，人获得了存在论上的完全主权；（3）存在论的主权意味着，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逻辑起点，不再需要历史的起点，不再被历史所说明，也不再被社会条件所说明，更不需要被他人观点所解释，于是，个人高于历史，高于社会背景、高于自然性。简单地说，存在论上的自由就是取消历史、社会和自然对人的说明和规定；（4）既然每个人都不被历史、社会和自然所定义，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逻辑起点，那么每个人就可以为自己选择人的概念，而选择人的概念就要选择“最好的”概念，即兼备一切优越功能的人。按照这个概念及其逻辑，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就几乎势在必然。

起初，自定人的努力并没有显示出危险性，反而是人类的伟大成就。自定人的最初步骤只是教育，试图通过教化自然人，使之成为启蒙人，人类文明因此获得巨大的发展。进而发现了优生学，通过自然生殖的基因组合而造就更优秀的人。在当代，更进一步以政治权利之名去重新定义人，比如变性人、同性婚姻、女性主义之类。有一个新闻说，有个欧洲人申请把出生日期从1949年改为1969年，理由是他认同1969年出生的人，所以决定变成1969年出生的人。虽然被拒绝了，但是他提出了难以反驳的论证，他认为，既然别人可以违背自然而进行变性，那么，同理地，他也应该可以违背自然而要求改变出生日期。这个新闻是否如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其中的理由很符合自定人的逻辑。可以想象，以此类推，人们只要愿意，就能够以主体性的名义提出种种要求。因此，只要具备技术条件，基因编辑和人工智能都必定出现。正如宗教的知识追求培养了宗教的掘墓人，现代的主体性逻辑也同样培养了主体性的掘墓人——只要坚持主体性的概念，那么，基因科学创造的超人或者人工智能创造的超级智能就都是合乎逻辑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却很可能是对人类主体性的彻底否定。

上帝造人是个神话，虽然不是一个科学问题，却是一个重要的隐喻：上帝创造了与他自己一样有着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人，以至于上帝无法支配人的思想和行为。上帝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上帝的能力无穷大，胜过人类无穷倍数，所以上帝永远都高于人。今天人类试图创造有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人工智能，可是，人类的能力却将小于人工智能，因此是一种自我否定的冒险。人类为什么敢于这样想？为什么敢于这样做？此种非理性的行为必须提前加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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