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价事

　　自2014年8月份开始，中国的CPI（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涨幅在时隔四年半之后，重新回落到2%以下，加之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自2012年3月份就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由此是否就能得出中国经济已经步入通缩的结论呢？

　　众所周知，通货膨胀（inflation）就是票子变多了，东西变贵了，那么反之推理，通货紧缩（deflation）是否就是票子发少了，东西变贱了？对此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最后只能退而求其次，转而用经济运行表征来描述通货紧缩。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等人在研究1998年至2002年间中国经济运行时，就曾用“两个特征，一个伴随”来定义通货紧缩，即当经济出现货币流通量和物价水平双降之后，伴随着出现产出增长、速度下降的时候，经济运行就处于典型的通缩。通俗地说，就是经济中钱的周转速度慢了，东西便宜了，同时经济增速还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时就可以说通货紧缩形成了。

　　而若以上述标准来衡量的话，目前尚不能得出中国已进入通货紧缩的结论，只能说物价的一般水平只是增长得慢了。而当我们抛开这些数据，从自身的实际感受而言，谁又真的感觉到东西便宜了呢？

　　通货膨胀真的远去了吗？

　　当我们谈论物价高低的时候，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CPI。CPI的中文名字叫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它主要是由8项指标构成的一个篮子物价变化指数，国家统计局会在每月10号左右公布上个月的CPI数据。举个例子，2014年10月份（这个月份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含义）CPI月度同比涨幅为1.6%，月度环比涨幅是0，表明这个月的物价整体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6%，而较上个月没有变化。而从2014年8月份开始，CPI的月度同比涨幅在四年半之后，重新降到2%以内，所以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伴随着经济增速的不断下行，后期物价上涨（通胀压力）似乎不是太大的问题。但问题是，这些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通胀数据和大家的实际感受相差较大，由此就有人质疑国家统计局数据的真实性。这正是笔者要和大家聊“价事”的初衷，因为统计数据是客观的，但在解读数据过程中，就会多多少少夹杂了主观的因素，正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有一个叫瓦尔特·克莱默的德国人，就曾写过一本书《统计数据的真相》，他在书中戏言，“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还有统计数据”。

　　那么笔者就来解构一下，我们眼中的CPI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在CPI的构成上，各国大致都一样，基本是由食品、衣着、交通和通信、烟酒、家庭设备、医疗、娱乐教育和居住8大类消费物价指标构成，其中后7项又统称为非食品项目，但是由于各国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不同，所以8大类指标在CPI中的权重是不一样的。例如，目前我国食品在CPI中的权重为30%，相应非食品的权重为70%，其中居住类的权重仅为18%；而美国这两类的权重则分别为15%和85%，其中居住类的权重在40%左右。所以在美国，CPI的变化和房租的变化是一致的，而在我国则是偏离的。

　　那接下来，大家很自然地就会问，我们的CPI权重的设置依据是什么？笔者告诉大家，这个权重不是统计局编出来的，而是统计得来的，是依据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来设定的，统计局还会根据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化，定期地对CPI中各项的权重进行调整。例如2000年时候，食品在城市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分别为50%和55%，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的开销中，有一半的钱花在食品上了。到了2013年，伴随食品开支比重的下降，统计局将CPI中食品的权重也较2000年进行下调。而且食品在消费支出中占比的下降，也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这里就自然引出另外一个我们熟悉的名词——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是以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命名的，是指食品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恩格尔还发现，伴随着一个国家的不断富裕，该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不断下降趋势。也就是说，收入越多，花在食品上的钱相对越少。而观察21世纪以来我国的情况，也符合这个规律。2000年我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基本在50%左右，到2013年已经降到40%以下。因此，仅仅就官方公布的通胀数据本身而言，统计局并没有造假。当然你可能要问，为什么居住类的权重这么低（不到20%），明显和我们在居住上实际开销情况不一致。其原因就在于CPI中的居住类是指房屋租金的价格，而如果要考虑到目前大量农村居住较高自给率的话，实际上接近20%的占比，也是客观的。

　　所以，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本身而言，恐怕不能解释数据和我们的实际感受之间的巨大差异。问题出在哪？

　　笔者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给大家看几个数据。

　　按照统计局公布的CPI及其构成的八类指标的环比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这个物价指数的累积涨幅。如果以2000年为基数年，那么就能算出21世纪以来，我国物价水平累积增长了多少。

　　第一个数据，按照统计局公布的CPI，21世纪至今我国的消费价格整体累计上涨了多少呢？是40%。这意味着在过去的十四年中，我们的收入被物价上涨抵消了40%。

　　第二个数据，十四年间，CPI篮子中哪一类消费品的价格涨幅大呢？是食品，累计涨幅接近110%。看，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出来了，如上面所说，我们的恩格尔系数是下降的，意味着用于食品的花销是下降的，照理说如果一类商品的购买量没有出现快速增加的话，那么这类商品的价格一般不会出现大幅上涨，可食品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第三个数据，十四年间，在CPI的篮子中，哪一类消费品的价格涨幅最小呢？是交通，累计涨幅超过-10%，这意味着我们的交通成本少了10%，而统计局的数据又告诉我们，十四年间我们用于交通的花销增幅超过50%（交通占消费支出的比重）。2000年城市和农村居民的交通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为6%和9%，目前已经分别升至12%和15%。这个情况和食品正好是相反。另外在八大类的消费品中，还有一类消费的价格也是降的——衣着，十四年间累计涨幅为-4%，但与交通不同的是，衣着类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这些年基本稳定在5%~6%之间。

　　第四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近年来在中国出现了所谓“猪周期”，因为21世纪以来的几次物价快速上涨中，期间均能见到猪肉价格的飙升。例如，2007年四季度到2008年一季度，猪肉价格的月同比涨幅高达70%~80%，当时CPI的月同比涨幅高达7%~9%；还有就是2011年第二、三季度，猪肉价格的月同比涨幅高达40%~60%，当时CPI的月同比涨幅高达5%~7%。大家可能会问，猪肉在CPI的占比是不是很高啊？其实不算高，只有3%左右，猪肉的权重和蔬菜是一样的。

　　像上面这样有意思的中国物价故事还有很多。但笔者想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为什么我们总质疑官方公布的物价数据呢？其实问题不是出在数据本身，而是出在我们看数据的眼光上。

　　统计局公布的物价数据主要有三个口径：月度同比变化、月度环比变化和年内平均变化，而这三个数据都是在说物价的一个相对变化程度。例如，月度同比变化说的就是这个月的物价较去年同月变化了多少；月度环比变化说的是这个月的物价与上个月相比变化了多少；而年内平均变化无非就是一年中各个月物价变化幅度的平均值而已。物价给我们的实际感受却是我们所购买东西的绝对价格涨了多少，换句话说，十年前（或者五年前、三年前、一年前），我们用1000元去超市买东西，东西能装满一辆购物车；而十年后，同样是花1000元，购物车怕是连半车都装不满。因为这些年物价一直在涨，已经累计涨了40%了；如果你仅仅是买食品的话，现在花1000元恐怕只需要一个购物袋就足够装了，因为这些年食品价格累计上涨了110%。

　　这么一来，仅仅因为一个物价指数涨幅的回落，就可以满心欢喜地认为东西便宜了吗？反正笔者高兴不起来。当然笔者和大家讲的这个故事，与规范性的经济分析有所差别。例如，有关“CPI降了，央行是不是应该降息呢？”等诸如此类的讨论，笔者会在随后的故事中和大家聊一聊。还有上面列举4个有意思的数据，其背后究竟还有什么故事？

　　为什么我们的吃穿住行是这样的？

　　在前文中，笔者曾大致算了一个账：2000年至今，我国涵盖八大类居民消费的整体物价水平累计增长了40%（以CPI数据测算），还摆了4个有意思的数据。接下来，笔者就和大家详细说说，这4个有意思的数据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CPI的8项分指标中，涉及我们基本生活的主要有4项，笔者将之归纳为“吃穿住行”，这4类消费合计在CPI中的权重接近70%，而这些年来，我们的“吃穿住行”的价格水平累计涨幅分别为110%、-4%、50%和-11%，同期这4项开支在我们消费支出的比重变化分别为：城市食品的支出比重下降了5%，农村食品的支出比重下降了11%，城乡衣着的支出占比基本保持不变，城乡交通的占比提升了7%，城市居住的占比下降了2%，农村居住的占比提高了3%。

　　两类数据对比下来，出现了两个有意思的地方：这些年，我国居民的穿和行两个方面的福利实实在在地得到了改善，因为支出占比没有下降，而价格水平明显下降；但吃和住的福利可能是恶化了，因为支出占比没有明显提高，价格水平却涨幅惊人。

　　原因何在？

　　为了更好地探究这一问题，先来看看美国同期的情况。21世纪以来，美国CPI的累计涨幅为37%，其居民的“吃穿住行”在CPI中的权重为73%，大体上和咱们一样。2000年至今，美国居民的“吃穿住行”的累计涨幅分别为44%、2%、37%和40%，同期4类在消费中的比重变化不大。除了衣着类（由于以中国为首的劳动力密集地区的纺织服装出口这些年带给了美国很多便宜的商品），其他三类消费支出的涨幅大体上与CPI一致。要知道在美国，居民消费占其国民经济的比重约为65%~70%，属于典型的消费主导性国家，而且其消费大量依靠举债。例如，2013年美国家庭名义收入仅较2000年增长25%左右，涨幅低于物价水平的涨幅近10个百分点，但2013年美国家庭的负债余额较2000年增长了60%，2006年增幅曾高达100%以上。

　　所以美国的情况很简单，一目了然：只要房价涨，居民就可以凭借房屋增值部分获得银行信贷，进而保证其消费持续旺盛（但结构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除了衣着（另外还有电子设备，而此也是中国近年来出口产品的重点）之外，其各项消费物价的涨幅大体一致。而2008年的次贷危机，让美国最难受的地方就是房价不涨了，发动机熄火，消费必然随之不行了，因此美国反危机的重点也很清晰，就是保消费。君不见，危机以来美联储一直担心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印起钞票来一点都不犹豫。反观我们，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的印钞机）怕是没有这么洒脱，因为这些年食品价格已经涨得太多了，稍有不慎，老百姓就会很不满意。

　　借用周其仁老师的“两个海平面”（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海平面，以中国为代表的低海平面）的比喻，美国的物价样本在理论上可以很好地得到解释——经济增长，消费旺盛，各类物价齐头并进。而我们这个海平面出现不一样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要想解释这个问题，笔者想从21世纪中国经济的拉动因素谈起。

　　实际上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出口逐渐成为经济最强的拉动因素（加入WTO至金融危机前，净出口对我们经济增速的拉动作用平均为1.5%），而为了适应外部市场的需求，实际上要求内部经济开展有针对性的调整，相应的，中国经济在微观层面就发生了深刻变化。

　　以中国进出口产品结构变化为例：1995年，中国出口产品中比重最大的是纺织品，达25%左右，到2013年则降至5%，同期机电产品的比重则由18%升至60%左右；相应1995年机电产品和纺织品占进口总量的比重分别为36%和12%，随后纺织品比重一路下滑，到2013年已经降至2%，而机电产品的比重基本稳定在35%~40%；而石油在内的矿产品的进口比重由1995年的5%升至目前的25%。

　　上述我国外贸方面的数据表明，针对劳动力的自然禀赋，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策略重点，而纺织品、机电产品和能源矿产品等在进出口中的比重变化，则反映出中国经济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劳动双密集型的转变。与之相对，中国政府在资源配置导向上，则采取了前期重点配置纺织行业，后期转到装备制造业（背后需要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由此出现的结果就是，居民“穿”和“行”的需求面对的是供给的快速增加和多样化，所以这两个方面的支出比重虽在增加，但其物价水平却在持续下降。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收入也随之上升，必然会带来居民膳食结构的改善，因为人富裕了，吃的也自然就好了。例如，2000年之前粮食需求在我们的食品总需求中的比重在15%以上，目前已经降至8%，而肉、蛋、奶、禽、在外就餐的比重相应上升，说白了就是我们吃得越来越好了（当然食品质量是否提升，则是另外一个话题）。与膳食结构改善相对应，农业在产出、用地、用水等多方面发生了变化，这本身就会带来食品成本的上升。

　　另外，在出口导向下，工业产能的扩张，还带来了农业用地和工业用地竞争关系的激化。工业对土地要素需求激增，建厂、铺路都需要土地，而且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也带来土地要素用途的变化。即工业化和城市化用地均对农业用地形成了客观上的侵占，而这一侵占也在客观上带动了土地要素的成本上升，这也是中国房价上涨的一个原因，而房价的上涨必然带来房租的提高。

　　由此，出现了上面说的“吃”和“住”福利可能反而恶化了，因为支出占比没有明显提高，物价水平却涨幅惊人。

　　另外笔者还想强调的是，这些年宏观经济确实是在增长，经济增长降速只是2012年之后的事情。逻辑上，随着宏观经济的增长，居民收入本应跟着提升，那么居民抗通胀的能力也应该增强。但是我们的实际情况却是，居民抗通胀能力被多重因素弱化。

　　例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由2000年的6295元升至2013年的29547元，增幅为370%，其中消费性支出由2000年的4998元升至2013年的18023元，增幅为260%；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由2000年的2253元升至2013年的8896元，增幅为295%。可见居民收入的增幅明显小于同期GDP 473%的增幅，即居民微观层面的收入明显滞后于宏观经济的高增长。同期国家年财政收入则由2000年的11913亿元增长至2013年的129143亿元，增长了10倍之多；国家年财政支出由2000年15890亿元增至2013年的139744亿元，增长了近9倍之多，显示政府在高增长蛋糕中所占份额是提升的。而按照统计局公布的收入法收入法也称分配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收入的角度，根据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收入份额以及因从事生产活动向政府支付的份额的角度来反映最终成果的一种计算方法。按照这种计算方法，GDP由全国各行业汇总的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部分组成。其中，劳动者报酬是雇员对企业提供劳动获得的工资和各种形式的报酬；固定资本折旧是生产中使用的房屋和设备在核算期内磨损的转移价值；生产税净额是企业向政府支付的利润前的税金减政府对企业由于政策性的原因造成的亏损而给予的补贴；营业盈余是企业从事经营活动所获得的利润。口径下的GDP，劳动者报酬在经济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52%下降到2012年的45%，2007年曾一度降至40%以下；企业盈余在经济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9%升至2012年的26%，2007年曾一度升至31%以上。

　　三组数据均显示，伴随宏观经济的高增长，同政府和企业相比，居民在经济蛋糕中分得的份额是下降的，这样自然就会削弱居民抗通胀的能力。再加之医疗、教育、养老等诸多后顾之忧至今未能得以解决，直接导致中国居民的储蓄率由2000年的37.7%升至目前的50.2%（以每年平均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上升），而存款利率的管制以及期间出现的长期实际负利率，又在一定程度上蚕食了居民的真实货币购买力。

　　除了通胀压力和收入增长乏力之外，收入分配结构的恶化，进一步弱化了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抗通胀能力。王小鲁教授2013年的研究显示，按照城镇居民家庭10%分组，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26倍，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使得本已滞后经济增长的居民收入雪上加霜。

　　因此，如果从上述吃、穿、住、行四个维度来看我们这些年的物价问题，仅仅指责货币因素（央行印的钞票太多了）是罪魁祸首，肯定是不全面的。笔者认为，这些年我们的宏观管理部门虽然“千方百计”在通货膨胀恶性演变苗头出现前将其捻灭，而这只是在短期内将问题延后。从长期而言，如何提高居民在经济增长蛋糕中所分得的比重，如何尽快扭转已很严重的收入差距局面，才是“千方百计”中的大计所在。

　　二师兄的肉比师傅的贵

　　在上篇中，笔者和大家分析了过去的十余年间，我们在吃、穿、住、行四个方面的物价变化情况及其背后的原因。由于在我们的CPI篮子构成中，食品价格的权重占到30%以上，所以当我们对于未来物价水平作预测时（物价预测始终是宏观层面的调控、微观层面的投资等最为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对于食品价格的预判就显得格外重要。而观察近年来食品价格的变化，猪肉价格恐怕最让人印象深刻。说到此，笔者不禁想起了2008年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当时针对猪肉价格的快速大幅上涨，坊间流传着一则笑话——有一天，沙僧火急火燎地对孙悟空说：“大师兄，大师兄，不好了，现在二师兄的肉都比师傅的贵了!”

　　其实，如果按照5%的涨幅为标准来划分（因为从2001年至今，CPI涨幅的历史均值是2.5%，5%就是历史均值的2倍），21世纪以来我们大致经历了三次物价水平的快速增长，用经济学的语言讲就是经历了三次明显的通货膨胀。而在这三次通货膨胀当中，我们总能看到猪肉价格的影子。例如，2004年8月份CPI涨幅升至5.3%，同月猪肉价格涨幅超过25%；2008年第一季度，CPI涨幅接近9%，同期猪肉价格涨幅接近70%；2011年7月，CPI涨幅升至5.3%，同月猪肉价格涨幅接近60%。可见在我们的“价事”当中，确实存在“猪肉周期”。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就在我们热议“二师兄肉贵”期间，还经历了“豆你玩”“姜你军”“蒜你狠”“糖高宗”“盐王爷”……但为什么只有猪肉出现了周期性的变化？

　　说到其中原因，笔者先给大家看几个数据：

　　第一个数据就是，2003年中国人均GDP刚刚突破1000美元，而到2006年就已突破了2000美元，而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中国经济已经从人均GDP 2000美元以下的经济起飞阶段迈入2000~10000美元的加速发展阶段。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8000美元，可见中国经济在加速发展阶段所花的时间较发达国家的历史大大缩短了，相应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变化。例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粮食年消费量较2000年减少了4公斤，同时猪肉的年消费量增加了5公斤、水产品和鲜奶均增加了4公斤；同期农村居民的人均粮食年消费量较2000年减少了86公斤，同时肉禽的年消费量增加了5公斤、水产品和鲜奶分别增加了1公斤和4公斤。

　　第二个数据则是，以2012年的数据为例，城市居民人均粮食年消费量是农村的一半（城市是79公斤，农村是164公斤），但城市居民猪肉的人均年消费量是农村的1.5倍（城市是22公斤，农村是15公斤）。

　　仅此两个数据已经说明，城里人的膳食结构明显要好于乡下。而在过去十余年间，我们的城镇化率提高了多少？提高了18%。换句话，就是大约有近3亿的乡下人变成了城里人。

　　若大家觉得上面的数据看着有些晕，那么笔者归纳一下，这两组数据实际上就是说：从纵向看，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近十余年来我们吃得越来越好，粮食吃得少了，肉、鱼、奶吃得多了。从横向看，吃得好的人群比重还在不断提高。

　　好了，说到这儿，咱们回过头来说说，为什么只有“二师兄的肉”形成了周期？蔬菜、鲜果类的食品在CPI中的权重和猪肉是一样的，由于生产周期短，基本多追一把肥、多撒一把种、多支一座大棚，就能很快把此类食品的供给增加出来，虽然这一类食品受季节性影响较大，但大家千万别忘了笔者在前面说过的，“行”方面的改善是这些年咱们“价事”中的一大亮点，因此便捷、覆盖面广的交通网络就可以很好地消除季节性的影响。但是猪肉却不行，因为从能繁育小猪的母猪入栏，到幼猪出生，最后到鲜猪肉上市，期间大致需要50个月，也就是说对于猪肉而言，从增加供给到最终显效，中间存有一个时滞。

　　也正是由于这50个月的时滞，产生了猪肉价格的周期性波动，有关此点还有一个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与之对应——蛛网理论。笔者在这里把这个理论简单翻译一下：当猪肉价格上涨后，养殖户开始惜售存栏猪，同时增加补栏数（即依据当期的价格决定后期的供给量），而供给的增加最终会导致猪肉价格下跌，相应的养殖户开始减少供给，直至猪肉价格重新上升，如此不断循环反复，所以猪肉价格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由于从增加供给到最终实现供给存在较长时滞，导致在当期价格决定后期供给的决策机制下，出现供需由均衡到不均衡再到均衡的循环。

　　也正是由于上述的问题，导致了养殖户的盈利不稳定。而在国外，养殖户通过期货市场，可以将未来价格锁定，进而规避了价格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时政府的储备肉动态调节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养殖户盈利的平稳，但这两个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则是养殖户要以规模养殖户为主，而非散养户。

　　例如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之前，是以小规模养殖为主，当时猪肉价格的波动性很大（正负20%之间）。80年代之后，规模化养殖进程开始加快，再加上“公司+农户”模式的推广，目前在美国生猪养殖行业，前20家养殖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超过70%，并且出现了涵盖饲料、养殖、深加工和销售的大型综合集团，相应在美国已经基本感觉不到猪肉价格的波动。

　　穿插这一段美国的小故事，笔者无非是想说，未来“二师兄肉贵”的问题是否还会重演呢？目前猪肉的平均价格在每公斤23元左右，已经持续四年多低于上一次的价格高点（2011年9月猪肉的平均价格在每公斤30元左右）。这表明在经过十余年间的三次大波动之后，相当一部分散养户已经被淘汰出局，规模化养殖户占比不断提高，那么此前存在的“蛛网理论”的实际影响已经相当弱化了，所以即便是猪肉价格已经开始进入回升期，“二师兄的肉”也很难比师傅的贵了。

　　被留下的另一半任务

　　在前文中，笔者和大家聊的基本上都是发生在消费端的价事，接下来想和大家聊聊生产端的“价事”。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启动改革开放至今，我们的价格改革只能说是完成了一半，而被留下的另一半任务竟然花了二十多年也没有完成，这其中必定有故事。

　　回顾中国价格机制的演变历程，基本可以用两个三十年来划分：

　　第一个三十年，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到1979年期间的计划价格体制时期。在这一阶段，包括生产要素和产成品在内各类物品价格的确定权完全都掌控在政府手中（因为不是市场定价，所以笔者没有用“商品”一词），调控机制就是政府手中握有的“两把剪刀”：

　　第一把“剪刀”是“工农剪刀差”，即政府按相对偏低的垄断价格统一收购和销售农副产品，通过人为压低农业产品价格，来降低工业的原材料投入成本。实际上就是通过农业对工业的补贴，使得工业可以在“有利可图”的环境下快速发展。

　　第二把“剪刀”是“产消剪刀差”，即是通过降低城市居民的生活费用，间接降低工业的劳动投入成本，实现消费对生产的补贴。

　　可以说，中国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所需要的原始积累，基本就是依靠这两把剪刀完成的。

　　第二个三十年，则是从1979年开始至今的市场价格体制建立完善时期。这一阶段基本又可以按照每十年一个阶段来划分，1979—1991年基本属于改革计划价格体制时期，1992—2000年是初步建立市场价格体制时期，2001年至今则是市场价格体制完善时期。

　　期间最著名的故事莫过于“价格闯关”，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同年召开的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则出现有关价格改革的“调”“放”两种思路之争（据华生的回忆，当时田源和周小川等人持以“调”为主的意见——通过不断校正价格体系，减少价格改革过程的震动，逐步逼近市场均衡价格；张维迎等人则持以“放”为主的意见——通过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1985年两种思路最终被综合为“放调结合”思路，随即价格“双轨制”得以确立，但随后也带来了“倒爷套利”的乱象，而愈演愈烈的乱象直接推动了1988年决策层决定放开管制，取消物价双轨制，进行“物价闯关”。但此次闯关又最终在居民的抢购风潮之下（1988年物价涨幅快速攀升至20%以上）宣告“失败”，当年的8月3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下发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明确“国务院有关部门管理的商品价格和收费标准，各地一律不得擅自提高。地方管理的商品价格和收费标准，也不得擅自提高”。

　　这里插播一个令笔者记忆深刻的事情，那个时候笔者正在上中学，喜欢听相声，记得当时姜昆有个叫《着急》的相声段子里面说，一个人一次就买了一洗澡盆醋、两水缸酱油、两抽屉味精……可见当时国人的抢购风有多严重。据统计，1988年仅7—9月居民存款就流失了300亿元，占到当时居民存款的1/10。

　　事后回头看，“闯关”失败的原因主要还是当时中国经济处于短缺经济阶段，在供给不足环境下，单边放开价格的管制，一旦居民对于物价将持续上涨的预期形成，抢购必然成风。所以到1992年，伴随中国经济“短缺”状态的结束，中国价格改革的“二次闯关”也就变得波澜不惊和水到渠成了（1992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推进价格改革，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1992年CPI涨幅仅为3.4%。

　　笔者之所以啰嗦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价格改革并不是简简单单地把价格放开就行了，况且我们还有“抢购风潮”下恶性通胀的经历，甚至还引发了社会、经济、政治的波动。正是由此，才出现了笔者一开始所说的，从1993年算起至今的二十多年，中国的价格改革始终留下一半任务没有完成，这一半被遗留下的任务就是“水电油气”等资源品价格、医药价格以及资金价格（利率、汇率）仍处于管制或者半管制状态。目前在最新的《政府定价目录》中，仍然列有16大项超过百种的商品价格。

　　为什么留下的一半任务竟然在另一半任务完成后，花了二十年还没有完成？要知道即便是出现了“价格闯关”的失败，这一半任务也仅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

　　因为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包括“水电油气”等资源品在内的价格，实际上直接决定了经济运行的最低成本，所以事关国家经济运行的安全；同时这些资源品本身所处的行业还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所以改革起来还事关经济运行中的重大利益分配问题，加之这些行业还是宏观经济意图快速传导的重要抓手，因此该部分价格改革的复杂程度要远远超过“吃穿住行”等消费端的价格改革。

　　一般意义而言，价格改革的核心就是要理顺资源的扭曲配置，以及调整旧有利益分配，但由于生产和消费对于价格体系变化的反应快慢不一，所以在任何一项价格改革过程中，一定会有起伏。1988年的“闯关失败”和1992年的“水到渠成”均是例证，但无论怎样，最终都是为了生产端和消费端实现合宜的动态均衡。之后的事情就是，价格的变化一定就是经济运行中最为重要的表征，因为反映出来的一定是供求双方究竟是失衡还是均衡的真实状态，进而宏观调控才能有的放矢。

　　但是在剩下的这一半价格改革任务中，供给端的增长是有限，所以很可能出现“一改就涨、一放就乱”的局面。再进一步说，如果价格改革是建立在保护既有的垄断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推进的，那么这一半任务很可能和二十六年前的“价格闯关”一样，被物价上涨所打败。而从本届政府施政以来的举措，显然当政者是想在任期内完成这留下的一半任务。例如，仅2014年一年之内，国家发改委就放开24项商品和服务价格，下放1项定价权限，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而且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还表示，2015年将再放开一批价格权限，下放一批定价权限，并且尽快修订政府定价目录。

　　对此笔者只想说，价格改革作为资源配置中最为重要的机制之一，实际上背后取决于我们要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因为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决定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而经济矛盾又首先在生活方式上反映出来。如果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价格改革，只是一味在“减法”理念下为了改革而改革，那这一半已被遗留了二十多年的任务，恐怕不会在一厢情愿下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