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马斯特斯学校

　　在E.E.卡明斯（E. E. Cummings）生命的最后那些岁月里，他围绕高校进行了一系列巡回演讲。1960年的冬天，他的行程表将他带至韦斯切斯特一所情绪焦躁的女子学校，他将在那里阅读他“充满危险”的诗歌，而那时，我正是其中一名痛苦的17岁大学三年级差生。

　　我只知道卡明斯是我父亲的朋友。父亲喜欢讲一些关于卡明斯勇敢行为的故事，卡明斯在几乎身无分文的情况下高雅活着的能力—这种能力正是我父亲努力奋斗以期达到的。当我父亲成为纽约的一名年轻作家，在被婚姻和孩子逼迫移居郊区前的黄金日子里，年长的卡明斯是他的挚友和导师。

　　在那个寒冷的夜晚，卡明斯作为这个国家唯一真正的现代主义诗人，进入了他40年灿烂而又饱受争议的事业尾声。这些日子首先让人牢记的是那些时髦的标点，卡明斯的作品实际上是一种狂野而雄心勃勃的尝试，旨在创造一种新的方式，通过语言去寻找世界。一部分作家和艺术家构成的强势群体中，很多人是卡明斯的朋友—他们是詹姆斯·乔伊斯、格特鲁德·斯泰因、哈特·克莱恩、玛丽安娜·莫尔、埃兹拉·庞德、马歇尔·杜尚）、巴勃罗·毕加索、亨利·马蒂斯—他努力地把读者、作者和诗歌、小说或者绘画的主题改造成一个三角形。早在1915年，卡明斯在他的哈佛大学毕业告别演讲中就告诉他的听众：“新的艺术，尽管它可能会遭到骗子和狂徒的诽谤，但是它将会作为以前从未有过的勇敢和真诚的探索，出现在它的精神实质之中。”

　　作为卡明斯和他20世纪中叶的同人们，其现代主义的内容共包括三个部分。其一，是用声音代替文字，而试图去连接读者感觉的探索。其二，是除去所有不必要的东西，把注意力投向形式和结构：先前所隐藏的作品的骨架将会生机勃勃地呈现。其三，其现代主义的方面是拥抱不幸。容易理解，在一个诱惑的世界里，现代主义者相信困难能够增强阅读的快感。对于一首卡明斯的诗歌，读者必须经常要选择用他的方式去理解。突然之间的快乐和赞誉来自什么，它什么时候起了作用。如同很多他的现代主义同伴们的遭遇[听众从斯特拉温斯基的《春天的典礼》上退席，观众对马塞尔·杜尚的《裸体下行的楼梯》感到愤慨]，卡明斯有时会被苦行者和批评机构的狂热分子辱骂。普林斯顿诗人里查德·P.巴克默说，卡明斯的诗是“婴儿的语言”，诗歌评论家海伦·文德莱称它们是令人讨厌和愚蠢的，“写这个东西的人出了什么毛病了？”她问到。

　　卡明斯没有毛病—或者杜尚、斯特拉温斯基、乔伊斯，都没有毛病。他们试图让这个看似不可阻挡的向前冲的世界慢下来，想要人们去注意他们自身的生活。在21世纪，那种冲力现在已经达到了五级；我们都被信息淹没，没有时间去想它意味着什么或者它从何而来。没有理解就使用，没有语境就交流，这已经成为我们的家常便饭。

　　尽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卡明斯已是美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但他有时还挣不到足够的钱去支付在帕钦普莱斯的格林威治村那摇摇欲坠公寓的租金，在那里，他和光彩照人的美丽模特玛丽安·莫尔豪斯住在一起。 但贫穷一点儿也没有困扰卡明斯，生命中的每一样东西都能使他感到快乐，除了那些他认为伤害自身愉悦感觉的体系和规则。“罪行是更多障碍的原因/比起历史的最可憎的乱兵。”卡明斯写到。

　　卡明斯是拥有哈佛大学双学位的贵族。当我父亲被高中学校开除、前往哈佛大学，他崇拜卡明斯既学业有成又对这成功缺乏敬畏的无忧无虑的心态。尽管有机制的约束，但卡明斯对那机制抱以顽皮的蔑视。

　　一次，当《纽约客》杂志删除我父亲文章中关于亲吻的字句时，卡明斯也正从写形象的性爱诗歌中逃避惩罚，他围绕“礼节夫人”的杂志世界，灵巧地兜着圈子。他写道：“他问 我能感觉吗／（她说 我将会尖叫／他说 就一次）。”在一首著名的诗里，他不仅没有美梦破灭，而且还有了新的野马脱缰的阵容。他也写一些那个世纪最甜蜜的爱情诗：

　　我把你的心带在我身边（我带着它，把它放在

　　我的心里面）我将终生与它为伴（我走到哪里，

　　你跟到哪里，亲爱的；我做什么，

　　你也一样会做什么，我的爱人）

　　那个晚上，父亲开车带我去学校—马斯特斯学校，在杜波斯·佛里，我们住在斯卡伯勒，离那里有30分钟的路程。当我们到达之后，一进入大堂，卡明斯大叫一声“乔伊”！—那是我父亲少年时代的小名。两个男人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学校创建者和女校长那令人厌恶的带金相框肖像在幕墙上闪闪发光。

　　卡明斯的个头比我父亲要高，并且比父亲年长18岁，但是他们同样都穿着半旧的哈里斯粗花呢外套。卡明斯已经发展到用一种惊人的特技方式进行其诗歌的朗诵，他坐在一把椅子上，或者是在舞台上走来走去，取代躲在讲台后面的旧习惯，并且定时为他的阅读调整时间。对于听众来说，他太知道跳读那“性爱”的大师部分了。他的高雅和礼貌给他带来满堂的喝彩声，特别是为他强大的、感人至深的父亲：“我的父亲穿过爱的末日/穿过同样的富人的给予/从早晨歌唱到夜晚??”在被要求再来一个之后，他穿上了外套、戴上围巾，示意听众他要回家了。

　　父亲和我开车把卡明斯送到他帕钦普莱斯的家。“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杰出的独白者。”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写到；那个晚上，我从二手道奇车的后座探身过去，得到阿奇博尔德·麦柯勒斯（Archibald MacLeish）口中所称的卡明斯“行家里手的表演”之一的款待。卡明斯是不会害羞且十分有趣的叛逆者；同时，他拥有令人吃惊的多样表情和灵活的舞蹈家身体。他不只是一个有灵感的模仿者；他看似已真正成为他模仿的那个人。直到今天，我94岁的母亲还记着他的模仿、他的可收缩的大礼帽、他倒立来让大家开心的样子。

　　当我们离开学校的优雅环境，离开两旁树木林立的车道，顺着斜坡下到第九大道，前往充满活力的城市，卡明斯发出一声深沉而有趣的如释重负的叹息。我父亲开车，卡明斯说话，嘲笑那些正使我的生活变得悲惨的老师们—他说，这地方不像一所学校而更像一个监狱。它是一个孵化所，它的目标就是制造一致。我在那里不快乐吧？难怪！我是一个有生气而聪明的年轻女孩儿。只有一个愚蠢的傻瓜（卡明斯喜欢押韵）才会愿意待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在那样的流水线下，活人只能幸存一个星期，对于顺从的女孩们，那样的教育工厂唯一的目的就是创造出堪称受过教育的妻子，给那些脸蛋红扑扑的浮夸银行存款的上层阶级吹牛家们。我已经被告知不要一直这么消极，卡明斯用他的朋友玛丽安·莫尔（Marianne Moore）的话提醒我：如果你再不打开你的思想，你的脑子就要废掉了！

　　当我们停在布朗克斯的一个白城堡[]吃汉堡包时，看到卡明斯转头神秘地、令人捧腹地模仿起马斯特斯学校英语部的主任来。在那样的夜晚，我父亲点了一杯醒神的咖啡。我已经沉醉于这个有点不同的观点—权威并不总是对的，而且恰恰相反。我看到，正确只是一个很小的目标—就是以自由为目的。我的总是站在学校一边的父亲，服从了这个见解。一年后，他同意送我去了一所不一样的学校，佛蒙特州伍德斯托克南部的一所非传统学校，在那里，我非常快乐。

　　历史已经给了我们极少数的异教徒，他们没有在火刑柱上被烧死。卡明斯是我们这一代人挚爱的异教徒，20世纪的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住在帕钦普莱斯的格林威治村，在一段时间里，他做了各种各样的实验，开展了社会的、艺术的、文学的实验。他认识这个城市中心的每一个流浪汉，以他无家可归的哈佛校友乔·古尔德（Joe Gould）的形象为代表；对于雕刻家加斯顿·拉雪兹（Gaston Lachaise），他口中的历史比现实更加神秘。在卡明斯将近三千首诗里，他时而狂暴，时而亲切地揭穿任何事，或是当权的任何人—甚至是死亡。在他那首著名的《野牛比尔》的诗中，伴着它灿烂的押韵和亲密的最后几行写道：“我想知道的是/你是怎么喜欢上你的宠儿的/死神先生。”

　　卡明斯无畏恐惧，他生活在对恐惧统治的一切挑战之中。这使得他对政治粗心大意。在受到悲惨的限制后，他尝试写好莱坞剧本，他写了一些反对犹太人的诗歌和句子。他对共产主义的感觉使得他成为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的追随者。另一方面，当写到爱和性，卡明斯为诗歌所做的，正如亨利·米勒（Henry Miller）为散文所做的一样。

　　尽管让不少人震惊，但他对社会习俗的确没有敬意。“他说 但这是生活/她说 但是你的妻子/他说 现在/ 她说 哦—/（ 真好啊 他说/不要停 她说 /哦 不 他说）慢一点 她说??”。代替今天的小说家们使用方言，他探索了一种新的发音途径，呼吁读者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使用方言：“oil tel duh woil doi sez, dooyuh unners tanmih”。在某个领域，他和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既是对手，也是伙伴。罗伯特·弗罗斯特因把自由诗体视作打网球没有网一样的观点而驰名于世，卡明斯—和弗罗斯特不同，他受过严格的古典教育—表示像传统的十四行诗那样的形式可以重新使用。

　　卡明斯和我的父亲相识于20世纪30年代的纽约，通过传记作家莫利斯·维尔纳（Morris Werner）、他的妻子海柔尔·霍桑·维尔纳（Hazel HawthorneWerner），还有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介绍（马尔科姆后来成为我的公公，但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他的头发几乎没有了。”我父亲回忆起他和卡明斯的第一次见面，展示了男人们喜爱的各种夸张的黑色幽默，“他的最后一本诗集被所有知名的出版社拒绝了，他妻子怀上了她的牙医的孩子，已经有6个月身孕，他的简姑妈偷去他的所得，又送还给他，并以一盒烤面包片作为补偿。”卡明斯的第二任妻子正在离开他，而他那会儿难以找到一个出版商。但是他却鼓励我的父亲要自豪。“一个作家就是一个国王！”他一口咬定了这么说。他也用更多的成功怂恿我父亲放弃波士顿，“一座城市如果不能给人一块跳板，那他就不能跳水”。

　　当听到他于1958年的那个晚上来马斯特斯学校朗诵的消息时，我已经在很少有人听到过的卡明斯故事中沉浸很久了。我父亲的信条来自卡明斯写给他、为他加油的信件，那是在1942年，父亲还是菲律宾步兵团的一名军士。“我在角落里微笑着，和某人的靴子同床共枕。”我父亲经常引用这句话，尽管他清理了卡明斯实验性的语言。“听着，自由爵士已经在某人的脚边睡过头，在角落里，带着微笑。”卡明斯实际上是这样写的。这封信还包括一片秋天的树叶和一张10美元的钞票。它现在在我的墙上。

　　在另外一个我父亲最喜欢的故事中，卡明斯和玛丽安，简直身无分文，用他们最后的两个硬币坐地铁，从帕钦普莱斯的住宅前往新年前夜晚会。他们穿着华丽：她，修长的腿，穿着美丽的晚礼服；他，身着燕尾服，戴着迷人的绅士礼帽。那个晚上非常寒冷，一会儿该怎么回家呢？他们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置身于眼花缭乱的社交聚会当中，尽情享受着那快乐的时光。

　　凌晨，在他们回家的电梯里，在轻快的气氛中，这对美丽的小夫妻注意到了一位身材笨重的银行家和他庸俗不堪的妻子。他们喝香槟，都有点醉了。银行家羡慕卡明斯漂亮的帽子。“先生，”卡明斯用他受过良好教育的口音问道，“为什么你不抓紧拥有它的特权呢？”帽子在这个时候大跌价，银行家只付了10美元，于是，卡明斯和玛丽安随后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帕钦普莱斯。

　　1962年，卡明斯在乔伊农场去世。卡明斯的家安在新布什尔的银湖，这是我父亲经常讲的另外一个故事。一天已经快要过去，玛丽安叫他吃晚饭，在日落中，夕阳下的天空像是燃烧的火一般壮美。“我一会儿就过来，”卡明斯说道，“我要磨一下斧头。”几分钟后，他倒在地上，因为严重的脑出血。他才67岁。我父亲让我们所有的人知道，他以这样的方式去死—依然雄壮有力，依然叫人热爱。“‘你是怎么喜欢上你的宠儿的/死神先生。’”我的父亲咆哮着说，眼里充满了泪水。

　　幸运的是，几乎是奇迹般地，帕钦普莱斯作为纽约的一个角落，在后来的50年当中可以说没有怎么改变。在西面，仍旧是小马厩改造成的破旧房屋在街道旁边，两旁树木林立，这里是放荡不羁的作家和古怪人的家园，人们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十年。夏天，透过一扇打开着的窗户，你可以看见一个女人在书籍堆积如山的房间里阅读，一只灰色的斑猫在太阳下的人行道上小睡。

　　春天，土质的窗台花盆和文学垃圾被大扫除清理出来。冬天，雪花轻柔地飘落到住房和第十街道之间油漆剥落的白色栅栏和下沉的铁艺大门上。两块装饰板拴在4号房屋门前，那里，卡明斯曾在第三层的后面租用了一个工作室，第一层是他和玛丽安的住房。

　　当你漫步着，从拥挤的街道路过时髦的拿铁咖啡屋和第六大街上昂贵的婴儿服装店，进入这一处地方时，这里，时间是停滞的。我走在这儿，在温暖夜晚的路灯下面，就像是回到了50年前的那个夜晚，我父亲和我一起送卡明斯回家。那晚，当我们回到帕钦普莱斯时，卡明斯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去聊天。我们聊了一会儿，喝了一杯咖啡，听了一些他的新诗；但是时间太晚了，我们回去还有很远的路。现在，在这本书里，我愿意再次接受他的邀请。

　　纽约

　　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