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看，才赫然发现，所有人都是时代的提线木偶。

　　罗大佑

　　1982年，我7岁，在新疆和田策勒的一所小学读书，“六一”文艺汇演，同学的弟弟在策勒县影剧院简陋的水泥舞台上，唱了一首《蜗牛与黄鹂鸟》，师生为之震惊，全县为之哗然。但1984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成方圆就翻唱了经过删改的罗大佑作品《童年》，一夜之间红遍全国。对于“台湾”，从战战兢兢到获得官方认可，不过一年时间，80年代，真是日变夜变。

　　80年代，一年都掰成几瓣用，一年顶得上平常年份的好几年。禁忌被打破，积蓄的见解得见天日，快乐被允许甚至被倡导。但人们又对这种快乐能否持久表示怀疑，于是，快乐显得绝望，人们的张扬显得滑稽和夸张，最流行的发型是爆炸头，最受欢迎的服饰是白色的半透明的裤子配上火红的上衣，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富于刺激性，也从来没有这样敢于尝试、勇于承担。就像是一个刚刚被救活的人，终于明白生命的无常，于是打破了一贯的保守和一贯的节俭，开始纵欲饕餮、挥霍浪费，也开始政治尝试与文化探险。80年代，一切都没头没脑，急急切切，有今日不想明天，一切又都充满朝气，充满不可能的想象力。

　　罗大佑应时而生。养育他的家庭是一个医生之家，这决定了他后来要从事的职业，“学医，因为家里就是一个医院，爸爸是医生，妈妈是护士，姐姐是药剂师，哥哥亦是医生”。学生时代，他组乐队，写作歌曲。1976年，从前的朋友帮助他接下了一部电影的插曲和主题歌的写作，这部电影，是《闪亮的日子》，罗大佑写下了三首简单但却有着勃发的青春气息的作品，《闪亮的日子》《神话》，还有《歌》。

　　大学五年级的时候，他进入和平医院开始当见习医生，在放射科工作，并且开始习惯戴墨镜，这在后来成为他的标志之一。在发表了一些多次被人翻唱的歌曲如《痴痴的等》《是否》《一样的月光》《爱的箴言》《野百合也有春天》之后的1982年，他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之乎者也》，他最早被人记住的作品，几乎尽在其中：《鹿港小镇》《光阴的故事》《乡愁四韵《之乎者也》《摇篮曲》，还有《恋曲1980》。

　　此后二十年，是他的黄金时代，《未来的主人翁》《家》《青春舞曲》《爱人同志》《皇后大道东》《原乡》《首都》……我们漫步在他用音乐造就的现实当中，我们有时看到一些人以手扶额眺望朝霞，看到一些人自焚在他头顶最亮的星辰之下，也看到苦痛的天才早夭在春雷滚过地平线之前，我们忽悲忽喜，却不是为了自己。

　　他对“时代”与“地理”感觉极为敏锐，在每个历史的节点做出积极的回应——担任时代天线的人都有这样的执行力。1984年12月31日，在“中华体育馆”举行了“最后一个与你相互取暖的夜晚”告别演唱会之后，罗大佑离开了台湾去纽约，在他去美国前写的《昨日遗书》中，充满厌烦的情绪“遗书”这样的字眼，也意在说明，昨天对于他而言，已经形同死去，他需要隔着一段距离来审视“家”，审视“中国”。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他又迅速到香港创办“音乐工厂”，写出《东方之珠》和《皇后大道东》，他始终努力参与，努力站在时代现场。“莫谈国是”真正的含意，其实是：这是一个有谈资和谈论习惯的民族，所以需要特意提出禁止，他是这个民族习性的一部分，所以在大陆，他以盗版盒带的形式流传，当仁不让地成为大陆青年、诗人、摇滚歌手的精神源流。直到80年代过去。

　　罗大佑的作品最为迷人的地方在于他的写实，这种写实的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作品之中，他的叙事是写实，他的抒情是写实，他的议论是写实，他的浪漫还是写实，但他的诗意就蕴藏在他的写实里。80年代，“诗”与“歌”密不可分，“诗人”可以是“歌者”，“歌者”却也像诗人，而那之后，“诗”是“诗”，“歌”是“歌”，只言“歌”，不言“诗”。“诗歌”过气于80年代。那之后，对于罗大佑来说，可供寄寓的地理遭受重创，时代的源流也已断绝。他在等待他的40岁，而我们开始等待一个富裕的、波澜不惊的时代。

　　在2000年，当他用歌曲预言的那个年度来临的时候，他来到大陆，开始他的演唱会。看他的演唱会的，多半是些中年人，或者将近中年的人，他们是这个混乱时代的新贵，他们当中有人甚至包了飞机去看他的演出，他们在看台上合唱，狂呼，流泪。一个时代，在他的歌声里，成了舞台上被围观的现场。

　　李宗盛

　　1989年秋天，中央电视台的《旋转舞台》栏目，以猝不及防之势，播出了一辑由台湾老牌歌手赵晓君制作兼主持的节目：《潮——来自台湾的歌声》。

　　1989年之前，《来自台湾的歌声》播出之前，与台湾、香港有关的一切，不过是潜流，邓丽君、凤飞飞、龙飘飘、高胜美、千百惠也流行，但上不得台面，罗大佑和齐秦也在传唱，但只限于先锋青年们，普通人听到的台湾、香港歌，多半是经过张蔷、张蝶、朱晓琳、李玲玉、任静、段品章翻唱的，似乎，必须要有这样一个选择和传导的过程，必须要经过大陆歌手翻唱这种形式的过滤，才能消除其中危险的、不安的、未被承认的部分，一切都是懵懂的、暗暗的、低低的、不动声色的。而《来自台湾的歌声》在中央台的播出，是一种明晃晃的确认。那之后，再不用偷偷摸摸了，也不需要寻找聆听的理由，更省却了翻唱这个过程。与台湾、香港有关的一切，开闸似的涌进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卡夫卡在影响我，罗大佑的歌也在影响我。我们再也不像过去一样把两者对立起来。在这种双重文化的影响下，我们绝对和上一代不一样了。”多年后，作家李修文这么说。在写《捆绑上天堂》的时候，他特意下载了《潮——来自台湾的歌声》来听，以便在内心重回当年，“这种影响挥之不去，成为我文化血液中的一部分”。

　　李宗盛其实属于民歌一代。20世纪70年代后半段，杨弦、胡德夫、李双泽起了个头，李宗盛紧随其后，那时候，李宗盛还不是前辈，不是大师，只是口中咬牙默念着“莫欺少年贫”的诸多青年中的一个。正如姜育恒曾经回忆的那样：“那时我在民歌餐厅唱歌，他白天帮父亲送瓦斯煤气，晚上也去唱歌。”

　　他们在灯下激动交谈，四处奔走开民歌演唱会，“金韵奖”民歌大赛里永远有新人涌现，四季都像是春天，每个时辰都有一面战鼓在心里敲出“非如此不可”，“青春的洪流给每一天镀了金，即便剥离磨损，也显得金粉淋漓”。理想抹平所有的等级与沟壑，大家共同的出身都是青春。

　　但三岁就是一个代沟，不仅适用于粉丝，也适用于偶像们。李宗盛只比 罗大佑小四岁，同样是台湾民歌运动的干将，他就已经不像罗大佑、杨祖珺那代人了。他做不了政治诗人，他是轻度的，轻度人文色彩，轻度的消费主义，轻度的爱情，轻度的都市，他适合比上一代人小了三岁的我们。

　　李宗盛在此时登场，他由台湾民歌运动出发，最终却成为成熟的流行乐的干将，他直白、干练、悦耳，有微微的戏谑，与罗大佑的激进、深邃全然不同，正适合别无所求、埋头于致富梦想的中国人。时代选择什么样的音乐，推出什么样的人，都有因由。但1994年，大陆校园民谣昙花一现时，有盗版商迅速挖出李宗盛“木吉他”时代的作品以赶炒热点，我们才知道他也有前生。

　　后来，他也来了北京，却与罗大佑的来北京全然不同，罗大佑是来参与新时代的，而他是来做音乐和解决中年危机的。他创造属于他的吉他品牌，开演唱会，而张艾嘉在他的演唱会上出现，哽咽着问他“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