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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文主义者的信念

发稿时间:2020-02-28 20:47:00 来源: 北京日报

 

乔治·斯坦纳(1929-2020)

  冯新平

  2020年2月3日,“来得太晚的文艺复兴巨人”、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在英国剑桥的家中逝世。

  作为西方文化的批评大家,乔治·斯坦纳通晓德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希腊语和拉丁语,既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文学教授,也是一位不同凡响的翻译家,一个跨越语言、种族和学术边界的信使。他一生共出版了二十七本书,除了学术著作,还包括一本回忆录、六部散文集、三本短篇小说集、两本诗歌译著、一部长篇小说和一本诗集,题材的庞杂与体裁的多样相得益彰。斯坦纳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小说家,但他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一位敏锐而睿智的批评家和散文家。他以清晰的思路和深刻的见解阐释海德格尔,也在解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同时,将二者复杂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糅入其中,读来犹如一份有趣的哲学研究与人物传记。

  在斯坦纳的诸多研究中,他关于作为西方文化产物的大屠杀之性质和意义的写作,或许不太为人所知,但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与浓厚的个人烙印。孩童时期逃脱纳粹魔爪的斯坦纳,发誓要成为一名记忆者。他决绝地指出,大屠杀的幸存者,有义务在西方文化的核心领域回顾这场灾难。而他作为二十世纪欧洲犹太人的经历,也确实影响了他的学术志趣与研究领域——如大屠杀对语言和文化的影响,人文学科的性质和意义,以及西方文化中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关系。

  作为西方顶尖知识分子的斯坦纳,其根植于古典人文学科的人格力量,与他1940年逃离法国前往纽约的童年经历不可磨灭地融合在一起。作为犹太人和欧洲人,他认为自己生活在两种相互冲突的文化中:古典的人文主义与残暴的非人道主义。一方面是学术辩论、艺术、哲学和诗学,一方面是战争、死亡、集中营和极权主义。如此悖论无疑会令他质疑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奥斯威辛集中营、贝多芬独奏会、刑讯室和图书馆的时空是连续的。一个光鲜的纳粹军官白天在集中营工作,晚上阅读里尔克,聆听贝多芬,或演奏舒伯特。如此文雅的军官形象,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将文明与野蛮合为一体。杰弗逊主义,阿诺德式普及教育的承诺,连同艺术和科学,所有让人类更有人性、让政治更加文明的一切,却被证明是虚幻的。

  西方文化中人文素养与政治恐怖之间的关系,一直萦绕在斯坦纳的职业生涯中,并成为他批评事业的根本关注点。显然,大屠杀违背了欧洲人所珍视的人性本质、良好教养以及教育的进步和人性化倾向。但对于像乔治·斯坦纳这样将全身心倾注于欧洲文化的犹太人来说,揭露大屠杀却是一个迷失方向的悲剧。或许,这些超越犹太教的犹太人并不信仰他们祖先的宗教,也不信仰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斯坦纳就直言不讳地批评过民族主义,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而是信仰欧洲文化中普世性的人文主义。

  对斯坦纳来说,大屠杀引发的危机既有智力方面的,也有存在意义上的。然而,这并没有让他断然拒绝西方文化,反而使他对西方文化产生了一种深刻而持久的矛盾心理。作为在日耳曼价值体系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犹太移民,他们不得不一方面思考还有什么价值值得珍视,一方面再次投身于那些让他们失望的东西。而精神创伤也在学者的学术志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对自己的经历既恐惧又着迷,在职业生涯中,他们不顾一切地去理解、阐释,甚或强迫重现年轻时的创伤。处于斯坦纳西方文化分析中心的大屠杀,就这样程度不同地将其产生的阴影覆盖于他各个领域的著作中。

  然而,许多文化批评者对大屠杀非但如斯坦纳一样执着,而且还一如既往地赞美着西方文化。斯坦纳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抨击这些批评者:“那些认为这个问题与他们的精神和教学追求无关的人,那些把人文学科的实践和研究与时代事实分离的人,在我看来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怎样才能使学术和批评脱离人道主义危机,而又不至于沦为学术琐事呢?作为小说作家、评论家、学者和教师,我所做过的任何严肃的工作中,这一点都是最重要的。”

  在斯坦纳眼中,世界上最先进的西方文化却充斥着对犹太人的仇恨。这个处于斯坦纳文化批评核心中的悖论,既定义了他的全部作品,同时也是他思想转向的支点。他并没有把纳粹屠杀犹太人看作是人类普遍残忍行为的又一例证。相反,他认为,将犹太伦理通过摩西、耶稣和马克思,强加于那些无法达到如此严格行为标准的人所产生的紧张与敌意,在西方文化深处造成了难以察觉却赫然存在的动荡不安。虽然在西方历史上,这样的冲突一直困扰着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关系,但基督徒对犹太人抵制并杀害耶稣的无以原谅,使这种关系更加复杂。在斯坦纳看来,犹太人发明并毁灭上帝的两种拧成一股的力量,造成了西方文化中对犹太人永久的仇恨。而也正是这种西方宗教性想象中的反犹敌意最终引发了大屠杀。

  而这样的灾难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叶也自有其渊源可寻。维也纳会议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百年,随着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西方社会的人文素养也达到顶峰。然而,斯坦纳认为,除了对欧洲未来的乐观之外,还有一种因变革失败而产生的停滞感。这种挫折感最终导致大众对战争和毁灭的一致渴望。而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野蛮却摧毁了西方文化的人文基础。这样的基础建立在以未来为导向的理想主义与对人类进步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之上。如此动力本身又依赖于文化和历史彼此制约的语言。因为正是语言中的将来时态允许人类去想象并创造未来。因此,总体而言,乔治·斯坦纳的作品可以被解释为试图通过捍卫哲学、宗教、语言和美学的基础来抵制人文文化遭到破坏,并保持一种朝向人文主义未来的方向。这正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所执守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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