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中国为何不会统治世界》

　　作者：[美]孔诰烽

　　译者：沈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6年11月

　　定价：48.00

　　书号：978-7-5086-6587-0

　　前言

　　文/孔诰烽

　　1769年，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写道:“在中国，一切都由各大政府部门决定，它们相互制约，其拟任职的官员只有通过严格的审查之后才会被任用……在这样的执政环境下，当朝天子几乎不能武断地使用权力……在那里，人们的生命、荣耀和福祉都被国家法律所保护……当我们的欧洲贵族们听到这些的时候，他们是会欣赏还是会脸红呢？最重要的是他们要去模仿。”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伏尔泰关于中国的理想化描述看起来似乎有点儿滑稽。

　　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也有一些轻视中国的哲学家，其观点中存在很多对中国的曲解。例如，康德曾说，“美德和道德这些概念从来没有进入中国人的脑海中”；而黑格尔也曾断言，“中国人只对宗教祭祀和礼仪规矩有高度的兴趣”。

　　这些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哲人对中国带有传奇化或是种族主义的观点，不能仅仅归因于他们缺乏对早期中国的了解。因为早期的游客、商人和传教士都对当时中国的现状有非常明确的记载。而且这些记载至今仍然被认为是对早期中国王朝的严谨记录。启蒙运动者对中国的曲解更多地反映了当时欧洲的政治情况。在中国“艺术风”盛行时期（chinoiserie），欧洲陶醉于中国的经济繁荣和内部和平，这些启蒙运动者将中国作为他们思辨的工具。伏尔泰是专制制度的强烈拥护者，他支持专制君主腓特烈大帝（Frederik the Great，普鲁士国王）并视之为进步力量。他将中国描绘成专制主义最成功的典范。但是，许多启蒙时期激进的哲学家更深信公民主权，并把中国抨击为处于黑暗中的国家，认为中国处在专制制度下，社会和文化中存在普遍的腐败现象。

　　尽管目前有很多关于中国的信息和报道，但是这个经济上已经崛起并且在政治影响上引起西方广泛关注的国家，依然会因为西方部分作者所持有的政治立场不同，而使其形象在西方比较主流的学术性著作中被曲解。也有一些西方作者使用强势、完美、极端不同的中国形象来支持他们批判西方经济和政治系统的腐败和低效。

　　伏尔泰和黑格尔关于中国的论调对于中国国内的发展几乎没有直接影响（尽管这些言论后来被用以维护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合法性）。当今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全球知识体系中的西方霸权言论仍然持续存在。尽管会受到中国政府机构的审查，但是西方关于中国的言论依旧在快速地进入中国，并对中国的自我认知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中国的保守势力从来都毫不掩饰地采用西方对于“中国模式”的褒奖以捍卫中国的现状；另一方面，很多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则毫无批判地接受西方对于中国的偏见，号召“全盘西化”，甚至把西方无情的干涉看成是改革动力。

　　与中国发展相符、真实且完整的理性言论尽管会给读者呈现中国复杂的一面，但只有这样，才有助于西方政府制定出更合理和清晰的对华政策，也有利于在中国国内形成积极的言论。撰写以中国为主题的著作时，作者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观点和评论的影响，但是，以当前中国经济繁荣为题材来构筑一个与事实相符且真实的论著，并不意味着要假装对现有的事件不带任何个人的偏好。当然，仅凭作者的观点和政治立场来影响相关证据的搜集和分析也是不合理的。

　　作为一名在香港出生和成长的美国学者，我对中国当然有着自己的看法。我的家族史和我个人的发展都与中国紧密相连。我的外公作为一名学者参加过抗日战争，早年出于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高度期望，他于1949年带领全家老小从香港迁回广州，投身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中。1957年初，也就是新中国领导人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他由于不合时宜地批判了苏联而被下放到农村，并在农村度过了他大部分的余生。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他得到平反，但不久就去世了。我母亲在1958年独自一人回到香港与那里的亲戚住在一起。但是我的叔叔和阿姨依旧留在大陆，并且经历了“文革”。我总能感受到从母亲和祖父那里传承下来的，对于正义和知识的渴望。我的知识观的初步形成就是源自母亲家族中发生的故事，源自母亲对童年的怀旧，源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各种社会运动，以及香港回归前夕当地的学生运动。与此同时，我的亲戚们成为了中国繁荣的受益者，他们把其所得当成是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对他们的补偿。

　　我个人的经历让我对中国，以及处于中国巨人影子下的其他亚洲国家感到担忧、好奇和关切。我运用在社会学科所习得的概念和分析工具来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这些经历引导我从事了两个主要的研究项目，并且成就了我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首先，我通过对现代和当代时期的批判来描绘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起源和细节。这个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中国特色的断言》（Chinese Characteristics,2011）。其次，我主要探究中国经济繁荣的根源，揭示其核心动力，并探究中国经济复苏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本专著就来源于此研究。

　　我对中国政治经济繁荣的研究始于在印第安纳大学工作学习期间。最初的努力得益于我出色的同事们——他们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所提供的真知灼见，特别是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和伊桑-迈克逊（Ethan Michelson）。我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后，我的导师和同事，包括乔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乔尔-安德里亚斯（Joel Andreas）、梅尔清（Tobie Meyer-Fong）、比尔-罗依（Bill Rowe）、贝弗莉-西尔韦（Beverly Silver）和蔡欣怡（Kellee Tsai），都帮我将研究置于历史性和比较情景的分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