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浩云从事的远洋航运事业与20世纪下半叶世界政治冲突、经济发展具有密切联系，因此本书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同时，董浩云事业的发展又正处于海峡两岸对立的时代之中。董浩云后半生生活在复杂的冷战国际背景以及两岸对立的大环境中，身为一个商人，他自然要考虑如何发展自身的事业；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又时时刻刻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并为实现两岸统一而做出贡献。因此我们又可以将董浩云作为个案，探讨和分析两岸分裂期间身处夹缝中的香港企业家那种无奈与彷徨，挣扎与奋斗。

　　撰写历史人物传记必须追求真实，全书中不会出现人物间的对话（因为你根本不在现场），所有重要的事件、统计数字以及人物交往均应有史实为依据，本书严格依照学术规范，提供相关的注释与说明。同时，书中还常常引用一些董浩云在日记、书信或演讲中的记录，也就是说，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记录他的活动是最真实、最可靠的，就像董浩云在1968年1月1日的日记中所说的那样，他之所以坚持撰写日记，就是要「写我的希望，还是说我要说的，写我愿做的」。

　　撰写历史人物传记既要有别于纪实文学作品，但也不应将其完全等同于专门的学术论著，因此在文字上尽可能追求通俗易懂，在叙述过程中亦应注意时间的顺序与情节的发展。然而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是，当二者之间出现矛盾时，真实与客观永远是第一位的。

　　正如前文所说，本书得以完成并出版，得益于种种机缘。10多年前，我获得董氏家族的委托，负责编注董浩云长达30余年的日记，从而对董浩云的生平和事迹有了全面的认识。感谢董氏家族对我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向我开放董浩云生前收集的全部资料，特别是董建平女士与我联系最多，之前她已经采访了众多亲友和部属，并作了口述记录，抢救出大批史料，其后经她推荐和介绍，我又有机会对董氏家族亲友和部属进行采访，本书出版之际，董氏集团提供大量珍贵的照片，有助于读者生动形象地了解传主的生平和经历；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历任领导对我充分信任，全力支持我撰写董浩云传记的研究计划，使我能在极为自由的环境下专心进行研究；各地档案部门和相关学术刊物提供机会，让我得以收集相关资料，并有机会先行刊发论文，听取学者的意见；香港中华书局和北京新星出版社慨允出版繁体与简体两个版本，可以让拙著能有更多的中文读者。所有这一切，都是我要深深感激的。

　　总而言之，从编注董浩云的日记到收集资料、撰写传记，前后已有10多年的时间，它也成为我近年来新开辟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这是一本历史人物的传记，不是文艺作品或纪实文学，因而在文字和细节上不会加以艺术夸张，也没有妙笔生花的神来之笔；它所叙述的情节虽然不能保证绝对正确，但力求做到每件事都事出有据，绝不凭空猜测。我希望能尽个人微薄之力，完成一部具生命力的、真实可信的人物传记，「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至于能否达到这个目标，则有待读者诸君的评判了。

　　郑会欣

　　2016年6月写于美国休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