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红学研究家刘心武的最新文集《刘心武文粹》正式出版。这套《文粹》由译林出版社联合北京凤凰壹力共同推出，涵盖刘心武在小说、散文、红学研究等各个领域的优秀作品，共有26卷，已在近期陆续上市。记者就文学创作等话题对刘心武进行了专访。

     记者：很多人拜读您的第一部作品都是《班主任》，这是您的处女作吗？ 

　　刘心武：我算是一个贯穿型的写作者，一个马拉松长跑式的写作者。之前我到河北师范大学做了一次演讲，谈关于我的写作，有人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说刘老师您是不是能谈一谈你的处女作《班主任》的写作发表过程。 

　　首先这个问题有误，《班主任》这篇小说并不是我的处女作，我的处女作是1958年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班主任》是发表于1977年，间隔很久了。而在《班主任》之前，我已经有整本书出版过。所以《班主任》算是我的成名作，而非处女作，这也说明我的写作史是很长的。 

　　记者：刘老师在文坛的地位不言自明，您的粉丝中大部分是有人生阅历，年纪偏大的读者，对于读者的年龄偏向您怎么看？ 

　　刘心武：在《班主任》发表之后，我又经历过很多的写作阶段，一直延续到今天。那时和我一起写作的人，有的因为种种原因，退出了文坛，或者淡出了写作的行当，可是我一直坚持下来了。所以这样说来，我的读者群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囊括的年代群也比较多。 

　　举几个例子。一个是大概在80年代末，那个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有自己的专卖店，在新街口。因为人民出版社出版过我的一些书，所以进去看了看。店里有一位年龄比我略小的妇女，看到我很兴奋，立刻就来招呼我，我就知道她是我的一个读者。她买了好几本书要我签名，还叫过来一个上中学的姑娘，她说：“这是我的女儿，我读了你的书之后，我很喜欢。现在虽然很多文化潮流风起云涌，出现了新的作家，但是我还是推荐我的女儿来读你的书。”对此我很感动。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边缘化了，读者群不是囊括所有年龄段的。我的同龄人中有一部分是我的读者。后来的60后、70后的朋友要读新锐作家的作品，他们不一定都热衷于我的作品，这其中我的读者不算很多。这个例子说明有一些老的读者，开始把我的作品推荐给他的下一代，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很欣慰。一位母亲读了我的作品，她很喜欢，她觉得自己的女儿也应该继续读。所以我还得继续产生新的作品。 

　　记者：您刚才谈到的边缘化具体是指什么？是如何应对的？ 

　　刘心武：在80年代的时候，打开门户以后，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大量文学潮流的涌入，也带来了很多新的写作技法，比如说荒诞的写法、变形的写法、时空交错的写法、意识流的写法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像我一样写实主义的作家处境并不是非常好，因为显得有点落伍。所以我想是否该给自己重新定位，于是我努力去阅读一些西方现代、后现代的作品，也尝试用这些手法写过一些作品——在我的《刘心武文粹》里，有一些这方面的成功的尝试，比如《无尽的长廊》，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小长篇。 

　　还有一些短篇比如像《贼》，《洗手》也都是在魔幻、荒诞、变形这方面去揣摩，利用这些手法来完成自己的写作心愿。但是绕了一圈以后，我给自己的定位还是我最得心应手的写实的手法。 

　　在我给自己定位的过程中间，还有一个有趣的经历。1998年我去美国，在纽约唐人街有一个比较大的中文书店。店主很热情地接待我，说店里在卖我的书。我问销量怎么样？他说你的书卖得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50年代出来的作家。这很正常。 

　　我告诉他我在考虑怎么调整自己的写作，我是不是要像他们那样去写。正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店里进来了一位女士，大概比我要小个十几岁。最初她没有注意到我，后来和我面对面的时候问我，是你吗？我就知道她是我的一个老读者。我说，对，是我。尽在不言中。我突然很惭愧地说，你可能只记得我的《班主任》，还有一些很浅陋的，比如《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这样的作品。我说现在我也觉得这些作品，是一些很笨拙的文字，可能在当时起到一定的开拓作用，我在调整自己的写作方略，想写出更好的作品。 

　　这时她突然她瞪着我生气了，而且双眼蓄满了泪水，她觉得难为情地扭过头去。我觉得很奇怪，店主也很惊讶，那个时候我太太也在，问这位女士怎么了。然后她忍住眼泪，正过头来说：“你不要这样说，你那些作品就是我的青春。”说完她就扭头离开了书店。我没来得及留下她的姓名。 

　　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如果沿着自己的写作路数继续往下走，我应该吸纳各种各样的文化营养，包括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营养。那个时候我对西方一些新的文论很重视，比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批评和新批评等。这些营养我都要吸收，但是到头来，我应该还是我，我最拿手的应该还是写实主义。 

　　这些老读者给我的鼓舞，令我永远难忘。我很后悔那时没追出去。 

　　记者：她认为你否定自己的写作风格就等同于否定她的青春。 

　　刘心武：她说你别把这段阅读史给否定掉。这对我来说很珍贵的。另外我很欣慰的是，在后来有一段比较边缘化的情况下，我将写作坚持下来了。 

　　记者：您所坚持的写实主义得到了您所期望的社会回应吗？ 

　　刘心武：在80年代的时候，一些作家尝试魔幻、变形、荒诞、现代派的写作风格，我尝试超级现实主义，比写实还写实，写纪实小说，引起了轰动。其中《5·19长镜头》写的是1985年在工体中国队和香港队的比赛，所有人都觉得中国队会赢，没想到中国队输了，出局了，引发中国足球史上第一次球迷闹事事件，引动《人民日报》都发表了评论员文章。 

　　怎么解读球迷闹事的现象？我带着这个问题采访了被拘留的闹事者、体委官员和新闻记者，写成纪实小说《5·19长镜头》。 

　　当时我的解读和官方有一些差别，官方当时对我也很容纳，认为我的解释是对社会心理进行了梳理，所以也纷纷转载这篇作品。但悲催的是，中国足球不争气，一到国际重要赛事老输，所以《5·19长镜头》老有人重新提出来，包括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频道，一些很年轻的评论员或者主持人，他们在交谈时也经常提到，使这个作品一直流传到今天。有些年轻人想一探究竟，可以到《刘心武文粹》里找到这篇作品。这也是我认为值得纪念的，有英文版的，流传比较广的一个作品。 

　　记者：据我所知您写的《公共汽车咏叹调》也是一个纪实小说，和《王府井万花筒》构成三部曲，都十分轰动。但最著名的当属《钟鼓楼》，听说这部小说您采取了比较独特的写作结构？ 

　　刘心武：我的第一篇长篇小说就是《钟鼓楼》，得了茅盾文学奖。《钟鼓楼》写的是北京的世俗生活，牵扯到很多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前史，即在故事发生阶段之前这个人的命运。这部作品巧妙在结构上，整个故事开始是在1982年的12月12号早上7点，故事结尾是在这一天的晚上7点，12个小时在一个钟鼓楼下的小杂院，浓缩了很多人生百态。 

　　这个结构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是具有独创性的，叫做橘瓣式。一般的长篇小说都是线性叙述，根据时间叙述；或者串珠式，每一个重要的情节都是一个珠子，用一根主线串起来。还有阶梯式，不断递进引向高潮，文本策略上让你越看越过瘾。另有屏风式，完全靠悬念抓人。大家知道从结构主义学说来说，所有的破案小说无非是两个模式，一个是谁是凶手不告诉你，结果你觉得每一个人都像凶手。到最后揭晓的就是你最没怀疑的那个人，他反而是凶手，你所怀疑的人最后都不是凶手。另外一种，一开始就告诉你谁是凶手，但他总是逃脱，总是揭露不了，到最后才能把他抓住，这也是屏风式的一种结构。《钟鼓楼》就抛弃了所有的这些结构，做成了一个橘子，把橘子皮剥开之后，里面是抱团的橘子瓣，每一瓣是独立的，有滋有味，这一瓣里面有他的人生，他的故事，他的前史，他当下的状况。但这只是一瓣，又有一瓣，又有一瓣，最后这些橘瓣合起来，又很紧凑，构成一个小说。 

　　所以《班主任》之后，《钟鼓楼》应该是我的文学创作一个真正的成果，因为在《班主任》中，我只是用小说的形式来抒发自己内心对社会的一些看法，起到一些振聋发聩的作用，在文本上没有新策略，甚至在“四人帮”时期的文本策略，也还在沿用。所以《班主任》只是一个内容革新的觉醒，《钟鼓楼》是文本策略的觉醒。 

　　文学要回归文学本身，这个过程也是要过渡的，比如说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就开始完全从社会学的角度，转到人性探索；中篇小说《如意》在1982年拍成一部彩色电影，现在从网上可以找出来看，是一个文艺片，手法是比较小众化，如果没有一定的文艺滋养的话，可能看起来觉得比较闷，但实际上影片是很抒情的，弘扬了人道主义。 

　　这个电影最早被台湾人重视。侯孝贤看了以后很吃惊——大陆作家也能把人道主义表现得如此充分，大陆导演黄健中也能把这样的题材诠释得那么好。那是80年代初，后来台湾出了一部《世界电影经典》，很多大陆的东西都没有收录，偏偏收了《如意》，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文艺现象。 

　　记者：所以您的新书中也收录了一些自己满意的中短篇。 

　　刘心武：从《班主任》到《我爱每一片绿叶》，到《如意》，一直到《钟鼓楼》，还有中篇《立体交叉桥》，这些精华都存在于凤凰壹力通过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刘心武文粹》里。 

　　记者：您之前出版过文集、文存，这次的《刘心武文粹》有什么特别的亮点？这三者有何不同？ 

　　刘心武：文集就是一个作家作品多了以后，集中展示一下，没有什么历史方面和作者整体评价方面的考虑，比如1993年我在华艺出版社出版的《刘心武文集》8卷。 

　　201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心武文存》，文存就是有文必录，只要是公开发表过的作品，不论是失败的、幼稚的、糟糕的还是难为情的作品，既然公开发表了，就不能回避。像我这样的马拉松长跑型作家，我认为自己没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是从1958直到2016年依旧在发表作品，是有历史的价值的。 

　　而文粹就是只选好的，我自己觉得失败的、幼稚的、糟糕的，不值得向读者推荐去读。这其中收入的都有可读性，除了小说以外，还有我的《红楼梦》研究。 

　　记者：那这部文粹中有收录您在2016年的新作吗？ 

　　刘心武： 2016年《书屋》杂志的第一期，刊登了我最新的文章《<金瓶梅>中的男体描写》。我就把这篇文章补充到了《刘心武文粹》中，在《从<金瓶梅>说开去》这一卷。 

　　作为一个文学长跑者，有时候需要把自己作为一个个案，提供给文学史的研究者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他是怎么过来的，这个人当初多么幼稚可笑，写的东西多么糟糕，但是他又引起了轰动，作品又很有争议。有些作品现在看来还有一定的比较久远的审美价值，虽然很杂驳，但是要做一个罗列，这就是文存的意义。 

　　记者：许多作家都十分推崇多读外国的文学作品，您认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文学作品对您的写作更有所助益？ 

　　刘心武：我在文坛这么多年，也有酸辛的一面。社会上确认一个作家或者作品的价值，也需要看社会坐标，这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是否获奖？是不是有名？正是因为《钟鼓楼》得了茅盾文学奖，所以大学里面讲当代文学，会讲到这个作品，因为是一个得奖的作品，被一个社会评价坐标肯定过。 

　　我始终认为到目前为止，我最好的长篇是《四牌楼》，我非常珍爱这部作品。法国汉学家跟我商量，翻译这部作品。但是《四牌楼》篇幅很宏大，中文翻译成拉丁文要增加很多篇幅，所以他们选择中间《蓝夜叉》这部分翻译成法文，效果很好，所以还是有知音。 

　　2014年出版了最新的长篇小说《飘窗》。我在后来的长篇小说写作过程当中，不断地从各方面吸取营养，主要是通过翻译，来领略外国作品的风采，除了西方的，也包括日文小说。我西文水平还不能直接阅读外文的原版，那么还是从自己的民族经典当中汲取营养。所以当时重点读两部，一部是《红楼梦》，一部是《金瓶梅》。 

　　记者：大部分年轻的朋友熟悉您都是通过《百家讲坛》，当时出于什么考虑想参与这档节目？ 

　　刘心武：我解读的红楼梦通过《百家讲坛》的系列讲座，引起了轰动。吸引了80后、90后这一批年轻的读者，这个有人很惊讶。有人说这个人怎么回事，他能够在70年代末、80年代引起过轰动，又在21世纪初引起过轰动，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是两个审美趣味、阅读趣味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也不一样了。我就不细说怎么引起轰动，引起轰动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总而言之，80后、90后一些通过看我《红楼梦》讲座以后，说这人值得注意。什么“人就是想出名，所以来讲《红梦楼》”，后来一查资料，因为从百度很容易百度出我的资料，这个人早就出名了，他用不着靠这个出名，1977年他就出名了，1977年，2007年你想多少年？我《百家讲坛》引起轰动的节点，应该是2005年-2007年-2010年，老早就出名了，他凭什么出名？原来他还有《班主任》，还有《钟鼓楼》，找找看看怎么样。结果我就发现像你说的，一些很年轻的人，包括你说的已经出了名的人，他觉得读起来很有趣。我感觉到很欣慰，但是他们不明白在哪里呢，不明白我讲《红楼梦》，并不是为了通过《红楼梦》来营造自己新的价值，我当时就是为了读《红楼梦》，向《红楼梦》取经，看看我们的前人用方块字怎么写好小说的，我能从中得到什么营养，我怎么写好我的小说，我从这个角度切入的研究的《红楼梦》。 

　　记者：其实在您后续的写作中，也能发现一些细节是有《红楼梦》和《金瓶梅》的影子，所以也是在传统文学中有所借鉴对吗？ 

　　刘心武：像我说我自己最喜欢的小说是《四牌楼》，《四牌楼》里面浸润了《红楼梦》的营养汁液。如果知道我为什么讲《红楼梦》，再读《四牌楼》就能感觉到。当然《四牌楼》也有很多新的手法，比如说在写《四牌楼》之前，高行健还没有出国，我们俩是密友，经常在一起讨论方略。 

　　那时我们就说一部长篇小说，能不能够用三种人称叙述交错。用第三人称“他”和第一人称自传性的向读者叙述都不稀奇。关键是第二人称“你”如何使用？后来他写了他的第一篇长篇小说《灵山》，我也写出了《四牌楼》，都是三种人称交错的手法。 

　　但是《红楼梦》的精髓在于让你懂得珍惜青春，珍惜生命。生命是短暂的，青春像花朵一样，很快会谢落。《红楼梦》的贾宝玉希望那些女孩子永远不要出嫁，永远像鲜花一样开放着。他以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四牌楼》里面写的一系列上世纪的青春女性，用三种人称交叉叙述她们的命运，无限的悲悯和感慨，希望这些花朵不要陨落，写了一个世纪的动荡和对个体生命的影响，这就是受《红楼梦》的影响。 

　　《金瓶梅》基本是冷叙述，硬心肠。它写人的命运很冷，死者自死，活者自活，死了就死了，活着继续活，有点没心没肺，而且看起来无是无非，写人性恶写到刻骨铭心的地步，但是它没有批判。《金瓶梅》的这种叙述在《飘窗》里有所体现，写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不动声色，是受《金瓶梅》的影响。我从中国的方块字的小说里面，汲取了很多营养，运用在我的小说当中。 

　　记者：《刘心武文粹》中有那些内容是最令您印象深刻的，可以简单和大家讲讲吗？ 

　　刘心武：我在1958年发了第一篇稿子，那个时候我才16岁，当时的政治风浪卷不到我，另外我也不是知青下乡的那一代人，留在了城里。文化大革命后期，要求恢复一些文艺的生产，就开始恢复《人民文学》杂志和诗刊，当时知青还没回城，王蒙他们还没有改正，我当时却能够投稿，能够写作。 

　　在“四人帮”当政时期，要按照“四人帮”的文艺技法来写作，比如“三突出”，就是在所有的人物当中要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当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当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样板戏”都是这么来制作的，像汪曾祺执笔的《沙家浜》，就是成功运用“三突出”的例子，但是越写越窄，最后大家都写“三突出”。 

　　当时丁玲来到北京，想要平反。我那时候在北京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做编辑，去找她约稿。我记得很清楚，这个老太太有棱角，斜眼看我。我说读者们期待你的文章出现，我们出版社现在组建一个双月刊叫做《十月》，先以丛书名义出，可以给你发表。她拉开桌子旁的一个抽屉，只拉了一半，问我说你能发表？我说能发表。那个时候，我因为《班主任》已经有点名气了，出版社很看重我，我是《十月》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有一定的决定权。 

　　她彻底把抽屉拉开，拿出一沓稿子给我，说你拿去看看，这可是退稿。我当时很高兴，觉得老太太不一般。当时我和妻子儿子住在一个11平的小平房里。连夜看了丁玲的稿子以后，觉得这个人真的很不容易。 

　　临走的时候她告诉我退稿是因为编辑让她改结尾部分。我看了以后觉得稿子一气呵成不能改，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说我认为结尾很好，不用改，我们完全可以发表。她很高兴。我就排进了《十月》里的一期。 

　　没过多久，有一天家门口听到喧闹，出去一看，车上下来当时刚刚恢复了作家协会书记身份的葛洛，问我说丁玲是不是有一篇文章在你这？我说是，在我这。 

　　他说中央下了文，给丁玲平反，她需要在《人民文学》杂志亮相。葛洛当时负责《人民文学》杂志，这个文章应该由《人民文学》发表。我说不行，已经在《十月》排了，马上要下厂。但他一本正经地说，中国的文学和政治联系得很紧密，平反以后她在哪亮相很关键，中央让她在《人民文学》杂志亮相。我很为难，说《十月》杂志也不是我一个人负责的，我们还有领导。他说这些你不用负责，我们来搞定，现在把文章交给我就好。 

　　然后我们就准备回编辑室，车刚开到出版社门口，又来了一辆小汽车。当时坐小桥车的人都是干部。车上下来的是严文井，严老说丁玲平反了，她的文章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的同时，要立即收进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丁玲出的集子，剩下的你别担心，第二天我们跟北京市委联系。我经历了类似这样的事情，都收录在《刘心武文粹》里，非常地独家有趣。 

　　而且大家知道，丁玲后来和中国杂志协会的关系是很紧张的，并不和谐。当时中国作家协会有一些人对我很好，我又是中国作家协会一些人培养出来的，觉得很为难。丁玲在有一次公开讲话抨击作协的时候，忽然把我摘出来，说刘心武不错，跟我写过信。他们退我的稿，可是刘心武给我写信，他支持我的这篇文章。丁玲的家属在她去世以后，找到了我写给她的那两封信，公布在杂志上。正好我也收录到了《刘心武文粹》里面，大家可以看一看，当时文坛上的新老作家是怎么交往的。 

　　记者：之前您说自己种了四棵树，还说要把树上结出的果子给读者尝尝鲜，我们很好奇这其中的含义，您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吗？ 

　　刘心武：我种的四棵树，第一棵是小说树；第二棵是散文随笔树，我写的散文随笔出了很多集子，在《刘心武文粹》收录了好几本，有一些还比较流行，比如有篇《心里难过》，从网络上可以找好几种音频你，由不同的人士朗读，反响比较强烈，再如写我自己家族的，写我接触到文化名人的，都很值得一读。 

　　另外我搞建筑评论，在《刘心武文粹》的最后一卷《刘心武建筑评论大观》中大家可以看到，也得到了建筑界一些老权威的认可。我评论的是公众共享建筑，和对建筑美学的探讨。比如探讨世界各大城市的步行街，在步行街上人的感觉，街道的宽窄和店铺的配置，以及它如何唤起人的内心的欲望，这些之间怎么协调。还有城市夜光的利用。现在很多城市乱亮，大量利用冷光，蓝光和绿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用，没有美学依据，也不讲求冷光、暖光怎么搭配。 

　　比如巴黎在城市夜光的使用上非常的讲究，基本上强调两个，冷光突出美感，白光打在古典风的建筑上，一目了然。另外用暖光点缀——店铺的商标和名称，用猩红色的红灯来燃亮。除了这些，在我的建筑评论里面，也涉及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比如谈室内望点，就是家里装修的时候有没有设计望点，是室内居住空间里最长视线的目光点。 

　　记者：很多朋友对您的绘画功底也有所耳闻，会在这部《刘心武文粹》中有所展示吗？ 

　　刘心武：我的绘画多数是水彩画，个别的是综合材料画和油性笔画。水彩写生画完成的那个阶段是我生命当中很宝贵的一个时段，看我的水彩画可以理解到我内心的一些隐秘，和《刘心武文粹》的文字中的互相锲合。 

　　记者：我注意到《刘心武文粹》的封面是您的个人肖像，据说是电脑油画，很有质感，也十分亲切。 

　　刘心武：现在虽然新型的电脑上的绘画很流行，特别是在网络小说和动漫中的使用。这本书特别选用了电脑油画作为封面。这幅画并不是架上画，用传统的画笔和油画颜料在画布上画出来，再翻拍的效果，而是在不依靠传统的油画制作的工具，完全在电脑上完成的。 

　　在此之前没有听说过这样来使用肖像画的作家，这也体现了我的个人风格。我在多种审美区域里选择了以写实作为创作核心，但是并不排斥其他的写法。我在《人民文学》杂志担任主编时容纳各种各样新的文学、文本方略、品类手法。所以这种做派也延续到《刘心武文粹》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容纳度很大，也希望大家喜欢这套书。 

　　记者：这种绘画方式叫CG，就是电脑绘画。封面画家和平先生在国际CG界也是享有盛誉的。 

　　刘心武：我很感谢他在电脑上完成这幅画，而且他同意使用在我们这套书的封面上。另外凤凰壹力还出版了《刘心武文粹》的定制版，封面使用了皮革和我的自画像。自画像没有脸庞的轮廓线，突出我的大鼻子和我的小眼睛，抓住了我的相貌的几个特点，又留给读者一些想象的空间。 

　　记者：其实文坛很多年纪稍长的作家到后期作品产量就会下降，您也说自己是一个马拉松型的作家，那您一直在长跑的秘诀是什么？ 

　　刘心武：我觉得秘诀就是坚持。我早期的时候退稿也特别多，那个时候的编辑部不像现在，不采用你的稿子只是留着不发，别人也不会知道。他们总是要把你的稿子退回来，同学嘲笑我，家里大人也烦。但是他们经常不手写退稿信，都是油印的，把稿子名字填进去，说感谢您给我们来稿，但是不合用，先退还给您，希望您继续支持。 

　　时间久了，当初一起投稿的很多人，后来就打退堂鼓了，只有我坚持。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别人的东西能登出来，我的凭什么不能。所以我觉得坚持，不怕失败，不怕挫折是很重要的。我的第一篇稿子投给《读书》杂志，是一个学术性的高端文化杂志，稿子评论的是苏联的拉夫列尼约夫的小说《第四十一》，一般的学生读不懂，更不用说去评论。稿子登了以后，他们以为我是一个学究，或者起码是在大学教外国文学（苏联文学）的，就用墨笔在很高级的宣纸上给我写亲笔信，希望我多多赐稿。后来他们一调查，发现我高中没毕业，还是未成年人，让人失笑，就把后来的稿子退了。之后我就思考该如何继续投稿。 

　　所以第一是坚持，第二个是调整，在坚持的过程中要不断调整自己的写作步伐。被退稿之后，家里大人说你还太小，起点就是拉夫列尼约夫，在苏联也是非主流的文化里一个很古怪的部分。 

　　之后我就开始看一些报纸的副刊，写一些小的散文随笔诗歌，符合一个少年的状态。我喜欢写儿童诗和儿童题材的作品。后来的文章在《北京晚报》副刊发表的最多，还有《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副刊等，逐步打开了局面。 

　　第三就是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独创，要有绝活。我早期的作品都是顺应当时意识形态的主流的，但是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依然有独创的作品。1961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水仙成灾之类》，这篇文章举某国为例，由于它的港口缺少花卉，就引进了风信子来装饰。但风信子极易繁殖，后来在水里长疯了，堵塞了海港，政府不得不花很多资金去消灭它。文章就是告诉大家，好事不能做过头，否则可能好事会变成坏事。 

　　这篇文章很尖锐独特，并不迎合当时主流的观点。我把它寄给了《中国青年报》，刊登在1962年元旦那一期副刊的头条。30年以后，在1992年我已经成名了，我到温州楠溪江去旅游。那时候楠溪江有很多老作家、老艺术家和书法家去旅游，当时我在那里发现一个白发老头在江边老对我着笑，我就走过去对他点头。他说你是刘心武吧。我说我是。他说1977年我读《班主任》的时候发现署名刘心武，我就觉得这个人一定就是1962年发表《水仙成灾之类》的刘心武，在历史关键点能发出新的想法而且能被发表。原来他就是当时《中国青年报》的总编辑，我那篇文章就是他签发的。 

　　我们两个聊了以后感慨万端。他说那时候你那么小，就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我说那个时候你居然能把它签发出来。旁边和他同行的人说，你可不知道，“文革”时期他为这篇文章受苦受大了，他就坚持说这是一个自发来稿。也确实是自发来稿，那一年我还不满二十岁。 

　　这位老者当时是《中年青年报》的总编辑，叫孙轶青，孙老已经过世了，在报上看到他过世的消息我心里很难过，但能走到今天也说明我不断在遇到伯乐。 

　　记者：像这样观点比较尖锐的文章，发表过程肯定是比较坎坷。

　　刘心武：《班主任》就很有争议，当时负责《人民文学》的是张光年，他召集编辑部开会，有的编辑说作品太尖锐，发出来会惹事。但也有人说它很真实，读者需要真实的作品。张光年说我发现你们两派争论当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觉得它写得真实。而现在是不怕尖锐，怕不真实，只要真实，越尖锐越好。所以《班主任》就发表了。发表之后很轰动，编辑部当时收到的读者来信每天有好几帆布口袋，多到需要发动所有编辑来参与拆阅。 

　　以前《文艺报》的主编冯牧，也给了我很多扶持和关爱，没有他的支持我也不会走得这么顺利，所以有时候除了坚持、调整和原创之外，还得靠社会机遇和伯乐。 

　　最近我写的一篇文章叫《诗画忆西行》,讲的是送给宗璞当作生日礼物的一幅画。宗璞在前几年搬家的时候不小心流失了，包括她个人的手稿，冯友兰老先生的书信，以及我的那幅画。但这幅画的照片还在，收录在《刘心武文粹》里。从这幅画的丢失到回忆起一些人，我个人受到这些人的扶持，永远也不会忘。 

　　记者：我们刚刚告别了2015，迎来了2016年。在新的一年，对于喜欢和支持您的读者朋友有什么样的寄语和祝福吗？）

　　刘心武：在当代作家中我不是最受欢迎的作家，而且是有争议的作家，有些人不喜欢我的作品，我也很清楚在文学的流变当中，也在逐步被边缘化。 

　　但是后来因为《红楼梦》的讲座，我又回到公众状态，所以读者读我的作品，读《刘心武文粹》，等于是我们之间的重新谈心。我希望你们喜欢我，但是不强求。 

　　希望你们从我的书里面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如果你读过之后有所批评，对我更有警示作用。我们的人生在匆匆地消逝，我们都有很悲催的一面，最后都会死去，人生很短暂，所以一生当中能够和我们交朋友的书和作者也是不多的，真的不多。 

　　人生中都有阶段性的爱憎。一个阶段我们喜欢一个作者，喜欢他的一些作品，过一阶段可能就不喜欢他。但既然有缘相遇，你遇到了我，遇到了书，翻一翻还是要珍惜。各自珍惜我们的各自独特的生命，比什么都要紧。我想这应该是能引起我们共鸣的一句话。